【按语】臣妾主义不仅体现在舆论场，也普遍存在于电影圈。对臣妾主义电影进行解析，是我的系列影评的一个重点。
“民国范儿”这个词，由于画家陈丹青和一些迷恋民国的“公知”的提倡，这几年颇为流行，但究竟什么是“民国范儿”?我没有查到准确的定义，大致说来，无非是指民国精英的审美趣味、风尚以及做派吧，或者更简单点说，就是民国精英的精神气质。
按照传统的纪元方法，民国时代起自1911，终于1949，国祚38年，是一个相当短命的“朝代”。
民国呱呱坠地之日，正是西方殖民主义全球扩张之时，中国已经深深地堕入到了半殖民地的深渊，没有一天不受到帝国主义的威逼、凌辱和侵掠——1919年，中国作为一次大战的“战胜国”，居然在“巴黎和会”上受到和战败国一样的待遇;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二次北伐”，受到日本武力干涉，在济南屠*军民数千人，蒋介石不敢反抗，下令“含悲忍愤，绕道北伐”;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军接到的命令竟是“绝对不抵抗”;1937年，首都南京也落入日本兽军之手，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
民国如此不堪的国运，自然深深地影响到了民国精英的精神气质。“民国范儿”体现在对外关系上，就是毫无自信，只有绝望和哀求。绝望以及不可救药的失败主义情绪，是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军国主义时的“范儿”；哀哀以告，作楚楚可怜状以希图得到怜悯和同情，是面对英美帝国主义时的“范儿”。
比如，“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蒋介石和他的亲信将领却大唱“抗日三天亡国论”。蒋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何应钦说：“日本有多少烟囱，日本人有多少工厂？我们如何能比？不抵抗还可支持几天。”
即便是在那篇宣布抗战开始的“庐山谈话”中，蒋的言论也浸透着浓浓的绝望情绪：“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而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的论调就更过分了，他在所谓“最后关头”的演讲中，大谈“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现在被精英重新捧上神坛的胡适，也和一干人等在武汉组织“低调俱乐部”，散播“战必大败”的空气，瓦解民心士气，若不是后来他奉派出任驻美大使，和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一起落水当了汉奸也未可知。
在民国的上层精英看来，抗日既然等同于找死，那么可供选择的出路无非只有两条：其一是侥幸能够得到英美的拯救；其二就是干脆到日寇那里去“慰安”了，说不定可以苟活。而张艺谋在《金陵十三衩》里，为中国人选择的正是这样两条路。
在影片的前半部分，张艺谋讲述了一段神勇的国军“教导队”在城内抵抗日军，保护女学生的故事。佟大为饰演的“李教官”率领的一小队官兵不仅装备精良，作战技术高超，而且还充满了舍生忘死的英雄主义气概。
但不客气地说，这是影片中最不真实的部分。淞沪会战以后，从战略态势上看，南京势必陷落，但蒋介石为了“国际观瞻”，拒绝了李宗仁将南京宣布为不设防城市的建议，他又不想让自己的嫡系背上丢失南京的骂名，于是挑选曾为自己政敌，早已没有基本部队的失意军阀唐生智担任南京城防司令。可唐生智根本指挥不动蒋的嫡系部队，整个南京保卫战组织得一塌糊涂，15万国军无法抵挡5万日军的进攻，南京只守了十几天就陷落了。
南京保卫战期间发生了很多堪称国耻的事件，比如唐生智下令死守，自己却率先逃跑，国军精锐的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的师长孙元良丢弃全军逃到一个相好的妓女家里，导致全军失去指挥而崩溃。不难设想，国军的素质假如真的都像“李教官”那样，则早就打到东京去了，哪里可能发生南京大屠*?
有人会问，十几万国军当中，难道就不可能有一些官兵是“李教官”式的人物?也许有吧，但在我看来，“电影的事实”应该符合“历史的事实”而不能违背“历史的事实”，否则就是观众的蓄意误导和欺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