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集 》(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第2版
今天会场上散发了一个题名《宣传指南》的小册子,里面包含四篇文章,我劝同志们多看几遍。
第一篇,是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上摘下来的,讲的是列宁怎样做宣传。其中讲到列宁写传单的情形:“在列宁领导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开始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当某一个工厂里爆发罢工时,’斗争协会’因为经过自己小组中的参加者而很熟悉各企业中的情形,立刻就印发传单、印发社会主义的宣言来响应。在这些传单里,揭露出厂主虐待工人的事实,说明工人应如何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载明工人群众的要求。这些传单把资本主义机体上的痈疽,工人的穷困生活,工人每日由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的过度沉重的劳动,工人之毫无权利等等真情实况,都揭露无余。同时,在这些传单里,又提出了相当的政治要求。”
是“很熟悉”啊!是“揭露无余”啊!
“一八九四年末,列宁在工人巴布石金参加下,写了第一个这样的鼓动传单和告彼得堡城塞棉尼可夫工厂罢工工人书。”
写一个传单要和熟悉情况的同志商量。列宁就是根据这样的调查和研究来写文章做工作的。
“每一个这样的传单,都大大提高了工人们的精神。工人们看见了,社会主义者是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9]
我们是赞成列宁的吗?如果是的话,就得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而是要照着列宁那样地去做。
第二篇,是从季米特洛夫[10]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中摘下来的。季米特洛夫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
“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末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我们远不是随时都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我们还没有能够抛弃背得烂熟的抽象的公式。事实上,你们只要瞧一瞧我们的传单、报纸、决议和提纲,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常常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写得这样地艰深,甚至于我们党的干部都难于懂得,更用不着说普通工人了。”
怎么样?这不是把我们的毛病讲得一针见血吗?不错,党八股中国有,外国也有,可见是通病。(笑)但是我们总得照着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把我们自己的毛病赶快治好才行。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切实领会下面这条起码的规则,把它当作定律,当作布尔什维克的定律: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11]
这就是共产国际给我们治病的药方,是必须遵守的。这是“规则”啊!
第三篇,是从《鲁迅全集》里选出的,是鲁迅复北斗杂志[12]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他说些什么呢?他一共列举了八条写文章的规则,我现在抽出几条来说一说。
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讲的是“留心各样的事情”,不是一样半样的事情。讲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们怎么样?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点就写吗?
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我们怎么样?不是明明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硬要大写特写吗?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孔夫子提倡“再思”[13],韩愈也说“行成于思”[14],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第六条:“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
最后一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六届六中全会是一九三八年开的,我们那时曾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15]
这里叫洋八股废止,有些同志却实际上还在提倡。这里叫空洞抽象的调头少唱,有些同志却硬要多唱。这里叫教条主义休息,有些同志却叫它起床。总之,有许多人把六中全会通过的报告当做耳边风,好像是故意和它作对似的。
中央现在做了决定,一定要把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等类,彻底抛弃,所以我来讲了许多。希望同志们把我所讲的加以考虑,加以分析,同时也分析各人自己的情况。每个人应该把自己好好地想一想,并且把自己想清楚了的东西,跟知心的朋友们商量一下,跟周围的同志们商量一下,把自己的毛病切实改掉。
注释:
[1]凯丰(一九○六――一九五五),又名何克全,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2]见本卷《整顿党的作风》注[1]。
[3]“将一军”是中国象棋中的术语。中国象棋采取两军对战的形式,而以一方攻入对方堡垒捉住“将军”(主帅)作为赢棋。凡是一方走了一着棋,使对方的将军有立即被捉的危险时,就叫做向对方“将军”。
[4]反对新旧八股是鲁迅作品里一贯的精神。鲁迅曾在《伪自由书·透底》一文中说:“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什么代圣贤立言,什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洋八股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些浅薄的知识分子发展起来的东西,并经过他们的传播,长时期地在革命队伍中存在着。鲁迅在《透底》附录“回祝秀侠信”中批判这种洋八股说:“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例如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而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106页)
[5]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52]。
[6]《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在延安创刊,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终刊。
[7]这是鲁迅《南腔北调集》中一篇文章的篇名,一九三二年作。(《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1页)
[8]解放以前,上海人称城市中无正当职业而以乞讨为生的游民为瘪三,他们通常是极瘦的。
[9]以上三段引文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一章第三节(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19页)。
[10]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保加利亚人。一九二一年任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理事,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回国后,任保加利亚共产党*和部长会议主席。
[11]以上三段引文见季米特洛夫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为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斗争》的序言和第六部分《仅仅只有正确的路线还是不够的》。
[12]《北斗》杂志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间出版的文艺月刊。《答北斗杂志社问》载鲁迅《二心集》。(《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4―365页)
[13]参见《论语·公治长》。
[14]韩愈(七六八――八二四),中国唐代著名的大作家。他在《进学解》一文中说:“行成于思,毁于随。”意思是:作事成功由于思考,失败由于不思考。
[15]以上两段引文见《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本书第2卷第534页)。
出处:*选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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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文章并不是少数人的事,实际上知书识字的许多人是要写文章的,只是体裁不同而已。
从事研究工作和文秘工作的同志,以及担负领导责任的同志,更免不了经常写文章,文字表达水平是业务能力的重要方面。
决议和决定,工作总结和会议报告,调查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论文和专著,乃至书信、公告、通知、合同、广告、便条等等,都是文章的不同体裁。文章的要求,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即正确的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表达形式的统一。
——摘自《怎样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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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共青团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