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话放在曾国藩和李鸿章这对师生身上同样适用。天京陷落之后，湘军大部裁撤而淮军异军突起，这一力量对比以及朝廷对曾、李两人的分化，让他们之间的矛盾凸显。
湘军集团的核心人物大致是曾、胡、左、李四人，以私人关系而言，曾、胡、李的感情更为深厚，曾、左之间似有嫌隙。随着胡林翼的去世，曾、李两人紧密合作应对太平军，但自天京陷落以后，局面发生了变化，曾国藩的领袖地位也受到了威胁，李鸿章作为后起之秀从依赖曾国藩变成了抵制曾国藩。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认为曾、李两人有深刻的矛盾，只是镇压太平天国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且也有一个过程。要充分了解这个过程，那势必就要从天京陷落以后说起了。
太平天国失败后战乱不止
天京的陷落宣告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但却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清王朝同起义军之间的战争，在东南、西北、西南以及黄、淮地区仍然继续进行。东南地区主要是南下闽、粤的太平军残部；西北地区主要是回民起义军和陈玉成派出的陈得才远征军；西南地区主要是号军和少数民族起义军；最让清廷头疼的还是黄、淮地区的捻军。
清廷危机四伏同时又分兵几路予以镇压，左宗棠挥师南下进入闽、粤，几场恶仗下来，于同治四年基本结束东南战事，并积极筹划西北、西南战事；黄、淮地区的捻军随着安庆、庐州的失陷和陈玉成的牺牲，捻军在皖北也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僧格林沁乘机发动进攻，于同治二年攻陷捻军的根据地。
然而，僧格林沁并没有彻底剿灭捻军，新的首领赖文光领导下的捻军继续转战鄂、豫皖地区，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很快将数万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并以太平军的军制制度将其改编，使它由原来带有民兵性质的武装力量变为*部队，史称新捻军。
从此，新捻军以新的战术和面貌，纵横于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同治四年四月，捻军在山东曹县地区斩*僧格林沁，成为继太平军之后最强大的一支起义武装。清廷闻讯惊慌失措，急派曾国藩带兵“剿捻”，湘淮军队捻军的战争，遂成为清王朝镇压人民起义的主战场。
曾国藩的处境不乐观
朝廷的命令下达后，曾国藩举棋不定。因为在此之前，湘军大部已经裁撤，加上鲍超所部南下广东，因此这次剿捻的主力非调用淮军不可，湘军人数则不足万人。由此也引发了曾、李之间争夺指挥权的矛盾。
淮军随曾国藩出征后，李鸿章仍然暗中遥控，牢牢抓住指挥权不放。遇有调遣，各将敷衍不听指挥，仍要请示李鸿章再定行止，以致贻误军机，作战失利。曾国藩指挥失灵，异常苦恼，不得不致函李鸿章，要求他交出指挥权，不要再干预营中事务。经过这次交涉，李鸿章有所收敛，但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的对抗中积累了宝贵的军事经验，但捻军和太平军不同，他们不坚守城镇，而是采取大规模机动作战，原先克敌制胜的“扎硬寨”的战术无用武之地。为此，曾国藩不得不重新摸索新战法，采取重点布防，后又采取刘铭传防河之法，欲以天然河道限捻军之马脚。这个战术可行还是不可行暂且不论，但毫无疑问将耗费时日，非短时间能有效果。因此，清廷决定易帅，命曾国藩回任两江，由李鸿章全权负责剿捻事务。
同治五年十月，曾国藩接到回任两江总督的上谕后，自感脸上无光，奏请留营效力。而李鸿章不念旧情，步步紧逼，迫使曾国藩就范。他先是奏请曾国藩务必返任，理由是保证剿捻的粮饷供应，致使清廷不得不准其所请，催促曾国藩速赴江督之任；其后，李鸿章派人追要钦差关防，迫使曾国藩不得不改变原定计划，于返回徐州接受江督印信之前，派员先将钦差关防送往徐州，交到李鸿章手中。
李鸿章这种迫不及待和不近人情的做法，让曾国藩寒心，曾几何时李鸿章还是他的学生和幕僚，荣辱进退全在一言之间，如今地位变化、形势不同，竟要逼其退位、取而代之了。
曾国藩回到江宁，对赵烈文谈及此事，说：“少荃在东流、安庆时，足下常与共事，不意数年间一阔至此。”赵回答：“烈元年冬到沪，少帅犹未即真苏抚，邀烈坐炕，固问老师处有人议论鸿章者否？意甚惴惴，不一月实授，从此隆隆直上，几与师双峰对峙矣。”
其实，李鸿章攻陷苏州后，自感羽翼丰满，无求于曾而曾反有求于己，书信言辞之间已不免气盛。到了湘军大加裁撤后，曾国藩更是处处依赖淮军，李鸿章对老师不仅气盛，简直可以说是凌人了。
也就是说，江忠源、胡林翼去世后，由于左宗棠的争闹和李鸿章的寡情，曾国藩在这个集团中已经失去了唯我独尊的地位，形成了曾、左、李三足鼎立的局面。与此同时，全国战争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西北战场地位上升，渐渐形成了与中原并重的局面，而这两个战场的主帅，则分别是左宗棠和李鸿章，而曾国藩自退出剿捻战场之后，再也没有任过一方主帅。
天津教案再生嫌隙
对于清廷在剿捻过程中中途易帅，曾国藩一直耿耿于怀，东捻平定后，清政府追念曾国藩之“功”，赏云骑尉世职，时隔数月又由体仁阁大学士晋升为武英殿大学士。西捻平定后，清廷为改变权力格局，于同治七年七月调曾国藩为直隶总督。这次调任对于曾国藩来说大失所望，可以说是失去了奋斗目标和精神支柱，身体也一天天衰弱。
同治九年夏，曾国藩在保定直隶总督署上奏请假养病，忽然接到让他赴天津办理教案的上谕。曾国藩认识到自己摊上麻烦了，他出发之前特地写下遗嘱，似有要做“叶名琛第二”的预感。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曾国藩将天津教案办成近代中国史上较为屈辱的外交，是一点也不意外的。
正当曾国藩身处绝境的时候，清廷故伎重演、梅开二度，让他回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接替直隶总督全权善后。事实上，李鸿章对曾国藩之前所做出的判决没有两样，可结果却是大出意外，让洋人满意也让朝廷满意，可谓名利双收，同时也告诉世人，曾国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还了。这一前一后的对比，让曾国藩心生烦闷，也对李鸿章有了很大的看法。
几次事件下来虽然让曾、李两人不再那么亲密，但师生的情谊毕竟还没有彻底崩溃，这也是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人做人处事的一种智慧。曾国藩死后，李鸿章在外人面前总是视曾为老师，并以衣钵传人自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