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先生
陶咏白：我的一位芭蕾舞团的小朋友（现也已70岁了，他哥是我南京的老同事）从美国发来他定居瑞士的老同学发现的这篇我的文章，又转发到美国，现又发到我手机上（这篇文章我的文件夹里已经没有了）。想不到这快10年的文章在世界上兜了一大圈回来了。也算神奇。
现也发你（杨佴旻）一阅，我当时的一种意气。
我对吴冠中这篇评论是80年代末就写了，当时对他还有争议，1991年《迎春花》才发表后，《新华文摘》还马上转载。
我认为吴冠中的贡献不在油画而在水墨。
吴冠中作品
吴冠中50年代从法国回来后是位名符其实的油画家，而从70年代中期开始，他在油画和水墨之间来回走动，油画家的身份开始模糊了。到80年代，他极大部份精力倾注于水墨创作並获得了骄人的成绩。1989年吴冠中的一幅墨彩画《高昌遗址》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中，创开了中国在世画家作品的最高价，固然，商品价值并非与艺术价值等值，但从中国绘画发展角度去看，吴冠中艺术探索的轨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吴冠中《高昌遗址》1989年
他的成功，是偶然中的必然，还是必然中的偶然。
吴冠中操起水墨工具，也可以说是重温旧梦，他进杭州艺专时，虽主攻西画，却并没放松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学习。他曾认真地临摹石涛、八大、弘仁、清四王、元四家等名家之作，并一度改换门庭，拜师于潘天寿门下。后终因耐不住“素食”的清淡，仍回到花花绿绿的油画世界完成了学业，并留洋法国学油画三年，喝足了“洋奶”。促使他再度跨进“水墨之乡”的缘由，开始也许有某种偶然因素。如七十年代中期、后期，他分别为革命博物馆、鲁迅博物馆作大幅油画，作大画自有一种酣畅过瘾的快感，但平时受家居条件的限制，却只能改在宣纸上以笔墨尽兴了。另一个原因，也许更来自外界的压力。那时中国对外的美术交流中，只拿国粹——中国水墨画出去展览，从来没有油画的份，油画除了参加国内难得的几次展览外，别无出路。吴冠中颇为不服，说：“我也能画中国画”，由此“逼上梁山”画起了中国画。于是歪打正着，他真的从水墨之乡冲了出来，并不断地超越自己，也不断地超越了同时代人，卓然以自己独特的风采为国内外所瞩目，并成为当今中国画现代化改革中开创一代新风的带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