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现如今的苏轼成为了政治犯，那么两人之间的关系，就十分耐人寻味了。
因此，随着苏轼惨遭发配，王巩也很快遭到了朝廷的调查，并且被调往岭南宾州，因此，在“乌台诗案”当中的二十位案犯里，王巩也成为了被贬得最远、责罚最重的一位。
当得知王巩的遭遇以后，这让苏轼内疚不已，曾经说道：“兹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
王巩发配宾州期间，苏轼曾经多次给他写信，堪称频繁，就连传世作品也有《次韵和王巩六首》和《王定国诗集叙》等诗。
为了能够劝王巩打起精神来，苏轼还特意传授了他一套“摩脚心法”，让他“每日饮少酒，调节饮食，常令胃气壮健”，以此来对付南方的瘴气。
而王巩也在信中大谈养生之术，表示自己既然来到南方，正好在这里修行。
对于王巩的说法，苏轼起初是不信的。
在宋朝，贬官是一项很严重的事情，基本上用不了几年就会落魄颓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正常人哪里有闲心修行呢？
原本苏轼以为这是王巩在安慰自己，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多年以后，当他再度见到王巩时，却发现，王巩真的是在修行。
在被发配长达五年以后，王巩奉旨北归，再次与苏轼见面。
令人意外的是，虽然在南方边疆苦熬了五年，但是王巩非但没有任何落魄，反而红光满面，神色焕发，就连诗词水平也提高了几个台阶，这让苏轼十分诧异。
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王巩能够在困境之中免于沉沦？难道真的是因为修行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王巩的妻子宇文柔奴。
宇文柔奴本是大家闺秀出身，她的父亲原是宫中御医，因为一场风波遭遇牵连，蒙冤下狱，并且病死狱中。
父亲去世以后，宇文柔奴的母亲也因哀伤过度而一病不起，没过多久便也随父亲而去，只剩下宇文柔奴一个孤女。
宇文柔奴原本是有家族的，但是，当时她的叔父为了钱将其卖到了歌舞坊中，从此，宇文柔奴成了一名艺伎。
幸运的是，宇文柔奴的父亲有一位朋友叫作陈太医，因为不忍她流落风尘，便将其赎身，一直带在身边，陈太医不但对宇文柔奴视如己出，还教她习医，使得宇文柔奴拥有着极其出众的医术。
到了后来宇文柔奴成年以后，便嫁给了王巩，成为他的妻子，夫妻间恩爱有加。
王巩家中妻妾侍女不少，但是，等到乌台诗案爆发以后，得知王巩被贬至宾州，这些人全部作鸟兽散，唯有宇文柔奴一人愿意追随丈夫前往。
在宾州谪居的数年时光里，宇文柔奴不单单照顾好了自己的丈夫，甚至还发挥了自己的医术，在当地救死扶伤，尽力帮助当地的穷苦百姓。
甚至于时至今日，广西的宾阳（旧时的宾州）一带还流传着宇文柔奴施术救人的故事。
在背井离乡的五年时间里，宇文柔奴一直陪伴在丈夫身边，她擅长唱歌，而王巩也会弹琴，夫妻之间琴瑟相和，最终熬过了那段痛苦的时光。
面对苏轼的疑问，王巩并没有回答，而是叫出了宇文柔奴为苏轼献歌。
随着宇文柔奴的歌曲悠扬飘出，直到这时，苏轼才明白，这几年来自己的这位好友是得到了爱情的滋润，不由感慨万千。
等到宇文柔奴唱罢，苏轼曾经对其进行询问：“岭南应是不好？”然而，宇文柔奴的回答却令人惊奇：“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当听到这句话，苏轼整个人宛如触电一般惊动，“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这八个字虽然简短，但是其中的意境和境界是相当出众的。
此心安处在哪里，自然是所爱之人身上，所以，所爱之人在何处，家便在何处。
一个娇柔细弱的女子，能够说出如此乐观豁达之言，这种不惧世事苦楚的智慧和心境，哪怕是苏轼也为之动容。
苏轼当场泼墨，为宇文柔奴写下一首《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短短一首词，苏轼写尽了对于宇文柔奴的赞美，也写尽了对于王巩的羡慕。
苏轼一生都在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间来回周转，他不如王巩那般随遇而安，在苏轼的心中始终是有着极高的政治理想的，而也正因如此，苏轼终身都为其所累。
遭遇贬官时，苏轼会忧愁、会愤懑、甚至会绝望，而相比之下，身份、名声、艺术水平都不如自己的王巩，却能够怡然自得，享受着最为快乐的时光。
王巩绝不是醉生梦死之人，他在身居朝堂之上时能够兢兢业业，做好每一项工作，在身处偏远地带，他又能够安之若素，保得一方百姓所平安。
从这一角度来看，苏轼发现自己居然还不如王巩。拥有着这样一位贤妻，苏轼则能不羡慕？
正是在这种羡慕的心情中，苏轼提笔写下了这一首词，而这首词不单单在当年引起轰动，甚至王巩和宇文柔奴的故事也流传开来，感动了世人近千年之久。
可羡慕归羡慕，苏轼还是要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在世俗杂务中继续拼搏。公元1085年，随着宋哲宗即位，苏轼得以复官，几个月以后，他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再度回到了权力的中央。
然而，此时的苏轼仍然不改直言的性格，没过多久就因为在皇帝面前慷慨陈词，而再度被诬告陷害，外调地方。
不得不说，苏轼是一位好官，每到一地，他都会了解当地的民情，灾难来临时，亲临一线，保护百姓，除此之外苏轼还兴修水利，留下了不少利民工程。
在杭州任职的时候，苏轼曾经一度想要效仿老友王巩，当一个闲散的地方官，不再追求功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