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勇
慈禧太后治下的同治朝，应该是慈禧太后的完全治理，恭亲王尽管拥有极大权力，但最终的决策权，尤其是否决权毕竟在两宫。因而对慈禧太后功过对错很容易区分。
至光绪朝，前半场类似于同治朝。光绪十四年（1888），慈禧太后归政后，权力格局有所调整，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慈禧太后并没有完全退出决策层，致使所谓帝党后党相继产生。这两个政治集团尽管与帝后两人并无直接关联，但其权力二元格局显然不合乎两千年来中国的帝制原则，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围绕在新主周边的一派不能不想着如何让新主建功立业，甚至御驾亲征，重建威权；而围绕着老太后的一派，大多年高德劭，功绩显赫，人生已经到了晚期，辉煌只是往事，因而他们大多得过且过，不愿折腾，只愿随着太后的离场而离场。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反省甲午年的政治决断，甚至包括战与和的犹豫不决，内与外的复杂交织，都可以获得不一样的感受。
甲午战争及其失败，使帝后之间的权力移交又拖了下去，战争期间，战争善后，都需要太后的决断。维新时代开始，更需要太后的默许、支持，如果不带偏见去理解戊戌政变前的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应该承认他们母子之间的真实关系，可能并不像康有为等人所渲染的那样紧张、糟糕，太后信任光绪；光绪尊重太后。阅读《清实录》，不难体会在那时那种交通条件下，光绪帝时常风尘仆仆往来于宫中、颐和园，看望太后，陪伴太后吃顿饭，看场戏，聊聊家常，聊聊国事。母慈子孝，两宫和睦，这并不是一般的官样文章，而是历史事实。
但是，戊戌政变后一段时间，情况确实不一样了。特别是与“围园劫后”政变阴谋相关联的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锐被迅即处死，而流亡在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又不停地渲染他们的情怀，渲染他们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救皇上，为了反对慈禧太后。这个说法不管是否有依据，有道理，都势必将光绪帝逼上一个无比尴尬的地位。光绪帝要想洗刷自己，要想重建太后的信任，光靠自己的解释显然是不行的。
由此，重新理解光绪帝在政变之后的病，我的看法是：既有生理上的，更有心理上的。光绪帝幼年时代就身体不好是事实，肾功能有问题也是显而易见，大婚十年依然没有儿子，可能就和其身体状况有关。至于心理上的，既然说不清楚与康、梁“保皇”运动的关系，那剩下的路只有一个，以离开换取太后的认同、信任。所以我们看1898年底几个月和1899年全年，光绪帝的病情时好时坏，法国公使馆医生公开给出的诊断也说明光绪帝有病，但不至于影响履行皇帝职务，没有换人的必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卷三，549页）
电视剧中的慈禧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