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
话说到这个份上，崇祯可真是气迷了心了，哆哆嗦嗦写了个“酉”字，伸手薅着“小神仙”的脖领子，硬逼着人家接茬给他算，必须还得往好了算。小神仙呢，还是那么不紧不慢：“爷，算卦这种事，信则有，不信则无，一说一乐的事，要是忒较真，可就没意思啦。‘酉’这字上头添两点，下边再来个‘寸’就念‘尊’，紫禁城里的万岁爷又叫九五之尊，要是上下都没有了，呵呵……”
听“小神仙”这么一说，崇祯就跟泄了气的皮球差不多，脑袋当时就耷拉下来了，客客气气一哈腰、一拱手：“先生，看得出来，您是高人。大明江山到了这个地步，还有没有什么破解的法子呢？”
“小神仙”眯缝着眼睛，捻着胡子，沉吟半晌，笔走龙蛇画了两张画，搁在信封里封严实了，递给崇祯：“这里头有两张画，到了紧关节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看，自见分晓……”
转眼过去了好几年，闯王大军攻破北京城，满朝文武大臣来了个树倒猢狲散，凉锅贴饼子——蔫溜，崇祯皇上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抓没挠的时候，王承恩从怀里掏出那个信封，往前一递：“万岁爷，到了看画的时候了吧？”
崇祯一把抓过信封，撕开一看，只见一张画是一个弯腰驼背的白胡子老头挑着扁担颤颤巍巍站在悬崖上，扁担一头挑着月亮，一头挑着太阳；另一张画是一个满身重孝的老太太盘腿坐在大槐树底下哭哭啼啼，树杈上挂了一根线，线上穿了两根针。看完两张画，崇祯足足愣了一袋烟的工夫，这才叹了口气说：“唉，日月为明，大明江山无路可走，我崇祯（重针）也只能树上挂了，这就是小神仙给朕指明的出路。”说完就让王承恩寻摸了两条黄绫子，主仆二人一溜小跑出神武门，直奔景山，挂在了山根底下的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上。
景山是崇祯的最后归宿，这件事各种史料白纸黑字，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至于说他和王承恩是不是真的吊死在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上，那还真没有准谱。为什么这么说呢？《明史·宦官王承恩传》里有这么句话：帝崩于寿皇亭。意思就是告诉您说，崇祯死在景山的一个亭子里，具体怎么个死法，正史没有详细交代，只能自己脑补。最早脑补出“自缢”桥段的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作者吴伟业，按他的说法，崇祯在寿皇亭上吊自尽，还在亭子里留下一张弓，估计是把弓弦解下来当绳子用了。随后的300多年时间里，崇祯和景山的故事越编越详细，越编越邪乎，景山里的每间房、每棵树都有可能是他告别人生的地方，有人说他死在寿皇殿，有人说他死在景山的一棵老松树上，还有人说崇祯上吊的那棵树不是松树，应该是海棠，说来说去，反正就是没有槐树什么事。
直到1931年，《旧都文物略》才明明白白告诉大伙说，景山的山根底下有棵老槐树，清朝还在树旁边立了块碑，碑上刻着“明思宗殉国处”6个大字。问题在于，这块碑的“有效范围”到底多大？歪脖树是不是躺着也中枪，替整个景山背了锅？写书的人当年恐怕没细琢磨过。
山下有个宫北京孩子从记事开始，差不多都知道景山公园有棵歪脖树，是崇祯上吊的地方，家大人带着逛景山，也都得特意瞧瞧这棵树。实话实说，歪脖树对于多数小孩的诱惑力真赶不上景山西门的几棵柿子树，还有北门少年宫的“九大行星”。
景山北门那几间铺着黄琉璃瓦的房子叫“寿皇殿”，是明朝皇上、娘娘停灵的地方。清朝康熙年间，寿皇殿改行成了紫禁城的附属“艺校”，正名叫“景山教习”，专门负责替皇家培养内廷昆曲演员。1956年1月1号，北京市少年宫的活动场地从北海搬到寿皇殿，足足跟景山待了50年。按当时的规矩，少年宫不直接对外招生，想进少年宫的学生自己先得有特长，然后才能由学校向区里推荐，参加统一考试，考试合格再择优录取。平均下来，每个学校能进少年宫的学生，撑死也就十来个人。所以八九十年代那会儿，每到周末，景山周围大街上那些身穿练功服，抹着红脸蛋，背着乐器和画夹子，走起路来牛气烘烘的少男、少女，也就成了很多北京孩子眼馋的对象。这些最终定格为几代北京人的集体记忆。
景山寿皇殿
2005年，少年宫从景山搬到了龙潭湖。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段，十来位退休老人因为忘不了儿时的梦，重聚景山，办起了北京的第一个公园合唱团，全国各地由此掀起来一股老年人扎堆去公园唱歌的流行风，社会学领域给这种事起了个专门的名称叫“景山现象”。时至今日，漫步景山公园，还能看见形形色色的老人提溜着刚从陟山门买的点心、排叉，三五成群唱着他们年轻时的老歌。若干年以后，那段和少年宫有关的青葱岁月可能也会被演绎成各种靠谱、不靠谱的故事和传说，萦绕在景山的红墙绿树间历久弥新。
作者丨香饵胡同的说书人
【本文选自《北京纪事》2022年11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