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下，这群既没有落实行政编制也没有事业编制，甚至连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服务招聘的辅警都算不上的“人民警察”，步入工作岗位的同时便意味着进入 “违法”状态。
为解决基层警力严重不足问题，2007年2月，山西省朔州市政府做出决定，以考试与考核相结合的方式，招考300名全额预算事业编制的人民警察。
朔州市委机关报——《朔州日报》于该年3月24日刊登了《朔州市公安机关招考人民警察公告》。很快，2300余名应考者在报名结束后等来了闯关式的录用前考核。
资格审查、笔试、面试、体能测评、体检、政审，六关过后，252名应考者进入录前公示名单，开始接受考生查询和社会监督。除一人因有吸毒史被检举揭发外，此次招考工作结束后，朔州市政府共为当地公安机关录用了251名人民警察。
虽是全额预算编制，但严格意义上说，这些通过录用并走向一线的人民警察距离梦想实现还有最后一公里。依据相关规定，除非转为行政编制，即通常所说的转正，否则这251名警察不能授警衔、不能晋升，更关键的是，没有法律赋予的执法权。
至少有3个警种且目前仍在执法一线的警员代表向《民生周刊》证实，入警的前两年，他们没有领到一分钱工资，好不容易等到一批公安专项行政编制名额，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真正落实。
8年过去了，这251名“人民警察”中尚有240余人仍执着于自己的职业理想而没有离开，但让人尴尬且忧心的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下，像他们这群既没有落实行政编制也没有事业编制，甚至连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服务招聘的辅警都算不上的“人民警察”，每日步入工作岗位的同时，便意味着进入了“违法”执法、“违法”办案的“违法”状态。
在朔州市公安局，拥有行政编制的警员们并不清楚，还有一批既没有编制，甚至连辅警都算不上的战友们。图/郑旭
全市最大规模招警
朔州地处山西省西北部，是全国设市较晚的地市级城市之一，辖两区、四县、73个乡镇，人口172万。
2006年年末，也就是朔州设市17年后，市、县两级公安机关拥有行政编制警察1200余名。按警察与人口占比计算，该市警力远低于全国1.3‰的标准。时任朔州城市管理者意识到，基层警力严重不足或将影响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
2007年2月，经市委、市政府审核批准，《朔州市公安机关招考人民警察工作实施方案》制定出台。
《民生周刊》记者注意到，此次招考对象之一，是2007年应届和往届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大学本科以上、公安院校大学专科以上的毕业生。所有报考者需具有朔州户籍或为朔州籍贯。
而在年龄方面，招考实施方案规定，2007年应往届毕业生必须在26岁以下，也就是1981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群体方达到报考要求。
招考方案决定拿出300个全额事业编制，用以解决当地公安机关招警考试后所录用警察的身份问题。
2007年3月24日，《朔州日报》第三版刊登了招考公告，所公布事项即为招考方案内容。
翌日，山西某省级媒体也配合发布了一条和朔州招录警员有关的消息。消息称，“一次性招录如此多的人民警察在朔州建市以来还是第一次”。
其实，对于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而言，成为人民警察是很多人儿时的梦想。
1984年出生的顾朝阳说他自幼就崇拜警察，“上学那会儿，我看过的影视剧和文学作品几乎都和警察有关，觉得这是一个无比神圣的职业。”2006年6月，作为一所本科院校的优秀毕业生，顾朝阳签约国内某知名上市公司，成为当时全班第一个就业的人。
朔州城区人口数量并不多，人际关系网交织紧密，因此，警察招考一事早在招考方案出台时就已经不是秘密，相信自己一定会胜出的顾朝阳于2007年2月底辞掉了上市公司的工作，回朔州老家复习备考。
林展飞与顾朝阳年龄相仿，求学于中部某省警校的他2005年毕业时并没有对口单位接收，于是启程南下赴广东求职，受聘于一家大型民营企业。
因受过高等专业教育，加之掌握擒拿格斗技能，林展飞很快成为企业负责人身边的得力干将，伴其出入重要商务场合。但林展飞告诉《民生周刊》：“我还是想做警察。”
与胡、林二人经历不同，1983年出生的郝毅大学毕业后，考入朔州市一家参照公务员管理的正处级全额事业单位，拥有事业编制，每月的工资由当地财政部门直接打入工资卡。
“在原单位的确很轻松，但当时毕竟年轻，总觉得一个男人不该安逸地过一辈子。我认为，警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职业。”2007年3月末，郝毅谢绝了领导的再三挽留，毅然辞职。
2007年3月24日，招考公告甫一发布，包括上述三人在内的很多朔州籍“80后”，均抢在报名截止日期前交上了自己的履历材料。
2007年3月，经时任市委领导同意，《朔州市公安机关招考人民警察工作实施方 案》出台。图/郑旭
被颠覆的职业警察梦
连过六关后，顾朝阳等人不仅进入了公示名单，而且排名靠前。公示期一过，当年6月，251名被录用的人民警察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封闭式集训。
训练初始强度比较大，但他们没有一个掉队的，相反劲头都挺足。“后来听队里的前辈说，我们这批人还算不上正式的警察，充其量就能解决事业编制，将来能不能转正还不一定，劝我们训练时不用那么拼。”顾朝阳等人回忆。
根据招考方案，只要是符合户籍、学历、年龄等要求，朔州2007年组织的这次人民警察招考是开放式的，加之可以解决事业编制，几名招考公告发布前就已经在当地公安机关工作过的合同制警员，也报名参加考试并进入公示名单。训练间歇，“80后”们会用“前辈”称呼这几名警员。
“报纸上说，招的是人民警察，而且报名、考试、体能、政审、公示都是人民警察招考时要走的程序，难道事业编制就不是正式警察吗?”“80后”们围坐在几个“前辈”身旁追问。
“前辈”告诉他们，正式的人民警察得有行政编制，是国家公务员，有执法权，财政发工资，有警衔，能晋升，“可咱们啥都没有，说白了就是给公安局干活的工作人员，而非职业警察。”
“如果是这样，那报纸上为什么提人民警察字眼？直接说招工作人员不就得了。更何况，在笔试和体能测试环节，市里还请省人事厅、公安厅来监考。如果这样，我们不就等于被市里骗了吗？”这些“新警察”乱了阵脚。
“不提人民警察你们会报名吗？再说报纸上写得很清楚，招的是全额事业编制，这不能说市里骗了你们，只能说市里打了一个小小的擦边球，毕竟地级市没有招考行政编制警察的权限。”
这番解释对于当时还对“体制”等概念一知半解的“80后”而言，一时很难完全理解。但是，这一现实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这些集训队员的职业警察梦。
恰逢此时，山西省组织了一次招录人民警察考试，按当时的各地市每个基层派出所分配两名警察统计，朔州全市公安机关共获得168个行政编制警察指标。
得知消息后，不甘心只做公安局工作人员的集训队员纷纷向训练组织者请假，理由是准备参加此次省考。
多位警员代表向《民生周刊》证实，当年“闹着参加省里录警考试的队员比较多，局领导、局政治处以及局人事科的负责人过来劝我们，说你们这批就是正式警察，行政编制马上就下来了，参加省里的考试是多此一举。”
于是，吃了定心丸的这批“80后”警员，就这样与省考擦肩而过。
工资被“糅进”政法专项经费
集训结束后，全体受训队员被统一安排到朔州市公安局所属的各个警种。
林展飞等30名队员去了市局直属特警支队，胡朝阳、郝毅等30名队员被分配到市局交通警察支队。余下队员有的被分配到各分局直属的机关、刑侦、交通、治安等部门、支队，有的被安排在区、县基层派出所。
事实上，在接下来的近两年时间里，这批新警察没有领到过一分钱工资，这让为了报考人民警察而毅然决然辞掉工作的郝毅觉得“不太对劲了”。
“因为我在原单位是事业编制，辞职之前每月的工资都是财政直接打到工资卡，同样是全额事业编制身份，进了交警队不仅不发工资，而且连工资卡也没有统一申办。”
郝毅认为，与行政编制人员一样，事业编是吃财政饭的，人员工资与人员所在单位并无交集，之所以连续欠发两年工资，“要么是有事业编制但没有落实到具体人头，要么根本就没有事业编制”。
郝毅说，他当时并不想把问题想得很坏，于是找到顾朝阳，在得知情况相同时，两个人又联系了其他集训时的队员，结果，“各警种都一样”。
“先不用说行政编制能不能解决，眼前我们只想知道我们的事业编制去哪儿了？”被分配到朔州城区工作的100余名新警察代表找到了时任公安局领导，但之后被负责接待他们的局领导劝回。
受访警员称，时任局领导告诉他们，关于这批新招录警员的身份问题，在多次例行局党委会议已经讨论过，“讨论结果大概意思是，我们这批新警员将划入行政编制序列，有没有事业编制已经不重要，所欠发工资局里会想办法补上。”
2009年夏天，各警种通知新警员前往所在警队领取欠发工资。
顾朝阳说，他颇感意外的是，每个警员当场领到的都是现金，“队领导说，其他警种发的也是现金。”
“这不符合财务要求。”郝毅判断，“这笔钱一定不是由财政发的人头工资，而是市局将200多人的工资打包后，以其他名义向财政申请的专项经费。”
果不其然，一些警察通过不同渠道了解到，该笔被拖欠的工资款是朔州市公安局以政法专项资金名义申请的。而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通过预算，该局每年都会将他们全年工资“糅进”各种专项经费后，报请财政局拨款。
“如果只为拿工资，我们就不来当警察了！”采访中，有警员代表告诉《民生周刊》，他们就编制问题再次找到市局相关领导，“领导说，我们的行政编制肯定会解决，只是时间问题。此前，我们可以享受事业编制待遇和福利，让我们安心工作。”
行走在违法边缘的执法者
《民生周刊》记者了解到，在基层，很多身在执法一线的警察，在接处警以及案件侦办过程中都需要使用证明其合法身份的警官证，而限于现行人事制度，能够持有警官证的均为行政编制序列的人民警察。因此，“安心工作，不过是局领导的一句安慰，实际上根本无法安心。”一位警员说。
作为警员代表，彭鹤集训结束后被安排在朔州市公安局某分局刑侦支队。虽然身为刑警，但他说8年来只要一静下来就特别纠结，“我们是一群走在违法边缘的执法者。”
“一次，我们去北京的看守所提人，对方说来者需要刷警官证才能进入。我当时是和队长一起去的，只有一本警官证。因案情紧急，无奈我们只好与属地公安局协商，借了一个有警官证的民警，在其配合下才将人提走。”
实际上，彭鹤所在的支队有20余名刑警，有警官证的只有两人。“根据规定，给嫌疑人做讯问笔录的，必须是有警官证的正式警员。但案件多时，仅有的两个同志根本忙不过来，只能我们上。”彭鹤说，现在办案程序要求越来越严，即便检察院不追究这些细节，到了法庭上，律师也会拿此说事，“不是正式警察，问讯取证环节就是非法的。”
身份上的尴尬也让郝毅在案件处理上多次碰壁。
“我在交警队事故科工作，在处理几起逃逸案件时，需要调取沿街监控来判断肇事者行车轨迹。天眼工程或是企事业单位的监控资料还比较好办，但想要从一些私营业主自装的监控系统调取资料困难就多了。一进店，老板首先问你要的就是警官证。你没有，那就得找有证的来。等把支队长找来，调回资料、分析，最佳战机也就贻误了。”
采访中，有在基层派出所工作的警员代表称，他们刚工作时，处理过几次较为简单的寻衅滋事案件，“虽然开着警车，但到现场当事人一见我们的肩章只是两个拐，而且胸前没警号，还以为是学员，气焰反而更嚣张。”
根据规定，非正式授衔民警其制服左右肩章为两道“>”，学员只有一道。“后来我们再出警时就穿上正式民警的警服。”警员代表说，即便如此，一旦当事人在现场要他们出示警官证，“我们的执法底气一下就没有了”。
《民生周刊》记者了解到，2009年9月，朔州市编制办曾根据山西省编制办精神，以红头文件形式给当地公安局下达过400个公安专项编制，其中就包括“用以解决2007年以事业编制名义统一招考被录用的人员所需编制”。
也就是说，至少从2010年起，顾朝阳等200余位警员就不再是一群行走在违法边缘的执法者。
加上3年模棱两可的事业编制过渡期，朔州“编内”警察如何被划在编外长达8年之久?既然无执法主体资格，当地公安机关为何让其奔赴执法一线？新任朔州市公安局局长的答复为何让前去索要编制的警员感到“此事并非如此简单”？对于顾朝阳等警员的遭遇，有关受访单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缘何欲言又止？相关问题，《民生周刊》将持续跟进报道。（《民生周刊》记者：郑旭）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警员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