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张慧瑜在《“宫斗”热与个体化时代的生存竞争》一文中，就将“后宫”的浮现与“江湖”的消失放在一起讨论。他首先谈到了2011年香港导演徐克对自己的经典之作《新龙门客栈》的翻拍，在这部3D版《龙门飞甲》的结尾，陈坤扮演的侠客风里刀和桂纶镁扮演的番邦公主在大决战之后并没有远走高飞，而是回到了后宫，风里刀假扮西厂公公雨化田，毒死了万贵妃，就此拉开了一场宫斗大戏。张慧瑜认为，这一从“江湖”退回到“后宫”的选择，象征着侠客梦的破灭，或者说是党同伐异、尔虞我诈的后宫取代了善恶分明、自由自在的江湖。
在张慧瑜看来，武侠电影中这种空间想象的转换，早在21世纪伊始就已经悄然发生。过去十多年间，中国的古装大片几乎在讲述同一个故事，就是如何从“向往江湖”到“认同宫廷”的故事。例如在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就讲述了一个刺客们主动放下屠刀，由衷地认同秦王及其代表的集权和大一统秩序的故事，李连杰扮演的刺客无名以一种自我阉割的方式，拜服在秦王武力确保和平的强权逻辑之下。而在不久前，戴锦华在中间美术馆发表的题为“复得的和复失的：历史和文化记忆”的演讲中，也谈到了《英雄》和《刺客聂隐娘》这两部刺客电影，戴锦华指出，尽管两部影片的历史脉络、文化定位和美学追求均不相同，但它们讲述的都是刺客如何放弃了刺*的故事，而之所以放弃刺*，是因为刺客认为，秩序不应该被破坏，尽管秩序是不合理的，戴锦华称之为一种告别革命的共识。
有趣的是，张慧瑜和戴锦华还同时提到了一部对后来的清穿小说和清宫剧影响很深的电视剧，那就是1998年播出的《雍正王朝》。它作为80、90后的童年记忆，直接导致《宫锁心玉》《步步惊心》和电视剧版的《甄嬛传》（小说中是架空的）把故事设置在康雍两朝。在这部电视剧中，雍正被塑造为一个勤政爱民、厉行改革的明君形象，与1990年代中期遭遇改革攻坚战“分享艰难”的主流叙事相呼应，呼唤民众分享统治者的“不容易”。戴锦华在演讲中也提到，《雍正王朝》的导演胡玫曾这样概括她的创作意图，“这部戏我没想说别的，只想说一件事，当家难啊！”在戴锦华看来，她从没想过要站在当家者的角度去体会当家有多难，但在年轻一代身上，她却观察到了这种对权力逻辑的体认，这种体认不仅是知识性的，而且是身体的和情感的，它与通俗写作潜移默化的影响分不开。
张慧瑜认为，《甄嬛传》延续了1980年代所形成的个人VS权力、个人VS体制的二元图景，80年代作为历史的人质和牺牲品的个人，至少还笼罩着一层自由与解放的幻象，但在“深似海”的后宫，个人只有服从，不可能也拒绝对其中的权力秩序做出任何的批判和反思。与《金枝欲孽》中宫门被农民起义攻破、原有的秩序被暂时摧毁的结局不同，在甄嬛眼中，不存在宫外的世界，无论是在带发修行的寺庙还是后来设计回到宫中，成王败寇的秩序永远成立。而伴随着新帝继位，甄嬛成为皇太后，历史变成了一种朝代更迭、永无止境的循环往复，这恰恰是五四以来我们对中国前现代历史的一种想象，今天它重新回到了我们的历史观中。而随着《延禧攻略》以及《甄嬛传》的作者流潋紫的新作《如懿传》（这两部剧里的皇太后即是甄嬛）的播出，作为观众的我们也亲眼见到了这一历史的循环。
与琼瑶式“情节剧”中善恶分明的道德世界相比，《甄嬛传》采取了悬置正义的策略。正如张慧瑜所指出的，甄嬛所处的后宫里，没有正义与邪恶，只有高明和愚蠢，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人。在张慧瑜看来，这种将政治/历史想象为一场基于私利和个人恩怨的权力倾轧的观点，发源于1970年代末对“文革”的去政治化解读，80年代对“个体”的强调，让“人民”“阶级”这样的集体概念隐形，到了90年代，激进的市场化改革更是让一种去历史化的历史观几乎成为“常识”，从“官场厚黑学”到“宫斗剧”，这样的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的消费品中被反复排演。
《延禧攻略》一方面将这套弱肉强食的权力逻辑发挥到了极致，女主角魏璎珞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披靡之势一路碾压反派，最终登上权力巅峰；另一方面，在富察皇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又似乎看到了一些变化，一种重新政治化的可能。富察皇后并非是“琼瑶式”的好人，她的善良并非由于单纯或软弱，而是对后宫权力结构的一种清晰的认知。在她心里，试图加害她的其他妃嫔也是“可怜人”，因而不忍与她们争斗，她清楚她自己的悲剧和其他妃嫔的悲剧本质上都源于帝王家的无情和封建制度对女性的压迫。在她坠楼自*前的独白中，她认为自己的“错”首先在于“失掉了自己”，甘于做后宫里的一具玩偶；其次在于贪恋儿女私情，渴望得到君王的爱，以致在牢笼里越陷越深。爱情的神话在她身上破灭了，但她并没有转而接受“不动真心就没有软肋”的逻辑，她依然向往自由平等的爱情，并希望其他人（她的弟弟傅恒和魏璎珞）能获得这样的爱情。
在富察皇后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难得的自省能力和反抗精神，难得的是她不仅能够认清后宫的游戏规则，还能够拒绝参与这场游戏，并且想象一套不一样的、替代性的规则（一种alternative）。她不是作为失败者而死的，她的死正是她最决绝的反叛，“从今天起我不再做皇后了”是她的遗言也是她新生的宣言。除此之外，她对其他女性的同情和保护，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基于姐妹情谊（sisterhood）的团结，看到了作为被压迫者或潜在的反抗者的集体，在今天的历史想象中重新浮现的可能性。
参考资料：
Perry Link,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
Haiyan Lee, In the Name of Love: Virtue, Identity, and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 in Modern China
林郁沁，《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
张慧瑜，《“宫斗”热与个体化时代的生存竞争》
孙佳山等，《多重视野下的甄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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