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世雄 1952年起，先后在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和中国驻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冰岛大使馆任随员、三秘、二秘、一秘和参赞。
到阿尔巴尼亚的第一批中国人
1954年8月15日，四个中国人在罗马尼亚的黑海港口康斯坦察，登上了驶往“山鹰之园”——阿尔巴尼亚的苏联客轮“克里米亚”号。他们是中国外交部派往阿尔巴尼亚进行筹建大使馆工作的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一等秘书、临时代办王栋，机要员郑剑峰，勤务员黄立宝，由我任使馆翻译。
“克里米亚”号客轮离开康斯坦察后，中途停靠了保加利亚的斯大林港（现名瓦尔纳港），然后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爱琴海和地中海，再转头北上进入亚得里亚海，第五天到达阿尔巴尼亚的第一大港都拉斯。
这四个中国人为什么搭乘费时的海船而不乘坐快速的飞机？原因是上世纪50年代阿尔巴尼亚和邻国前南斯拉夫的关系紧张，两国间的边界事件和冲突时有发生，南斯拉夫不给任何国家的民航客货机飞越其领空的权利。因此，阿尔巴尼亚同外界联系的唯一途径只能是海路。这情况迫使赴阿尔巴尼亚的四个中国人体验了大海波涛的颠簸之苦，其中有两个人在下船时消瘦了许多。
△ 作者在地拉那市中心斯坎德培雕像前留影。图源：《中国外交官在欧洲》
阿尔巴尼亚外交部对中国在地拉那建馆非常重视，特地派该部第一司（主管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司长马利列（上世纪70年代先后出任过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常驻联合国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和部长）和交际司副司长阿巴兹在都拉斯港的码头上迎接王栋代办一行。
马利列司长用俄语代表阿尔巴尼亚外交部，对以王栋临时代办为首的中国外交部筹建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工作组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祝工作组工作顺利。王栋临时代办表示，很高兴来到美丽的阿尔巴尼亚，感谢马利列司长和阿巴兹副司长前来迎接，希望在工作中得到阿尔巴尼亚外交部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我用阿尔巴尼亚语翻译了王栋临时代办的话后，马利列司长和阿巴兹副司长立即流露出惊讶和喜悦的表情。双方因初次见面拘于礼节的严肃气氛一下子便轻松活跃起来。马利列司长不无兴奋地说，他为能迎接来阿尔巴尼亚的第一批中国人，而且能见到其中有一位会讲阿尔巴尼亚语的中国人感到非常高兴。在从港口前往临时下榻的地拉那“达伊特”饭店途中，马利列司长还询问我是在哪里学会的阿尔巴尼亚语。
△ 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街景
说起我是如何学会阿尔巴尼亚语的，这中间有些来历。
早在1949年11月，中国同阿尔巴尼亚就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双方未在对方首都设立大使馆，两国间的事务分别由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和阿尔巴尼亚驻匈牙利大使馆兼管。
当时中国驻匈牙利的首任大使黄镇将军兼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曾两次赴地拉那出席阿尔巴尼亚的国庆活动。由于中国从来没有过懂阿尔巴尼亚语的人，黄镇大使每次赴阿尔巴尼亚带的都是英语翻译，而英语当时在阿尔巴尼亚并不普遍使用。
1952年，作为俄语翻译的我被派到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为黄镇大使当译员。因为当时使馆尚无自己的匈牙利语翻译，同匈牙利方面的交往使用俄语。黄镇大使从外交工作长远发展的需要考虑，在注意加紧培养自己的匈牙利语翻译的同时，指定我在完成俄语翻译任务的前提下，抽时间学习阿尔巴尼亚语，并强调这是一项任务，必须很好地完成。
黄镇大使通过阿尔巴尼亚驻匈牙利大使克罗伊请来一位阿尔巴尼亚在匈牙利的留学生教我阿语发音，又从地拉那买回“阿俄词典”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机关报《人民之声报》等书刊供我学习。
两年之后，当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两国政府宣布在对方首都设立大使馆时，我在黄镇大使的指示、关心和督促下学会的阿尔巴尼亚语便派上了用场。1954年8月，外交部一纸调令把懂阿尔巴尼亚语的我调往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命令我在15日以前从布达佩斯赶到布加勒斯特，在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同由北京出发抵达那里的王栋临时代办等三人会合，一起赴阿尔巴尼亚筹办建立大使馆事宜。
从此，我便与阿尔巴尼亚结下了不解之缘，除多次临时到阿尔巴尼亚出差之外，三次在我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工作，前后共16年。
△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
中国人到地拉那，待人和蔼，友好热情，尊重驻在国的各项规定和风俗习惯，而且其中的一个年轻人会讲阿尔巴尼亚语的新闻不胫而走，在阿尔巴尼亚群众中间传播开。四个中国人也因此幸运地得到阿尔巴尼亚群众的欢迎，在建馆工作中得到阿尔巴尼亚各级机构和群众的关照和协助，从而缩短了建馆的时间，对外活动很快进入正轨并顺利展开。
例如，在王栋临时代办向阿尔巴尼亚外交部长递交了任命状之后，大使馆要向驻阿尔巴尼亚的外国使团发通知此事的照会，当时因大使馆还未来得及购置阿文打字机，打印阿文照会遇到困难，阿外交部交际司阿巴兹副司长得知后，主动表示由交际司代为打印。这在外交实践中是非常少见的。
阿尔巴尼亚的群众对四个中国人的生活更是无微不至地关心。饭店的服务员得知中国人不喝凉自来水，破天荒地主动代烧开水。阿尔巴尼亚是伊斯兰教国家，当得知四个中国人中有两位不喜欢吃羊肉时，饭店的餐厅主任亲自跑东跑西地想方设法寻找不易买到的猪肉。
阿尔巴尼亚的孩子们对四个中国人更是情有独钟，常在放学的时候，好奇地聚在饭店门前，等机会看上一眼中国人，听听年轻的中国人怎样讲阿尔巴尼亚语。驻阿尔巴尼亚的外国使团也对中国在地拉那一建馆就有自己的阿尔巴尼亚语翻译表示羡慕。甚至在阿尔巴尼亚外交部举行的一些只用阿尔巴尼亚语讲话的交际活动中，一些同中国关系特别好的国家的大使常请我再用俄语把阿方讲话的内容简要翻给他们听。
阿尔巴尼亚外交部把第一批到地拉那的中国人的言行举止表现和从一开始就用阿尔巴尼亚语同其交往，看作是对阿尔巴尼亚的尊重和友好表示。
阿尔巴尼亚外交部长什图拉对后来到任的徐以新大使说，这体现了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和履行的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每当想起这段历史，便联想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黄镇大使为中国的外交事业献身的崇高精神，是他高瞻远瞩，为中国同阿尔巴尼亚友好关系的最初顺利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紧急援助”
1965年12月的一天，8点刚过，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阿尔巴尼亚外交部交际司通知说：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有紧急要事需会见中国大使馆王鲁明临时代办。
一小时后，王代办来到凯莱齐副主席的办公室。稍稍寒暄后，凯莱齐副主席便直奔主题。他说：由于不良气候影响，阿尔巴尼亚自己不能保证明年播种所需的土豆种子。因此，阿尔巴尼亚政府恳请中国政府紧急供应一万吨土豆种子，在1966年2月以前运到阿尔巴尼亚港口。凯莱齐特别强调说，这批土豆种子对阿尔巴尼亚至关重要，关系着阿尔巴尼亚是否能按预定计划完成粮食自给的重大任务，关系着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口粮供应和社会安定。
当天下午，向中国外交部报告此事的特急电报发回了北京。国务院研究后同意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要求，决定把一万吨土豆种子以及海运费用全部无偿地赠送给阿尔巴尼亚。国务院立即向有关部门和黑龙江、辽宁、河北等土豆主要产地以及上海、大连等港口所在的省、市下达指示，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好的质量完成这项任务，把紧急向阿尔巴尼亚供应土豆种子当作支持阿尔巴尼亚自力更生发展粮食生产、加强反帝反修斗争的一项政治任务。
阿尔巴尼亚政府在收到中国政府无偿赠送一万吨土豆种子的答复后，在全国各报刊上以第一版的整个版面进行报道并发表评论，称这是“中国政府对阿尔巴尼亚争取实现粮食自给政策的一个有力支持，体现了中国人民对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崇高兄弟情谊。衷心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无私慷慨的援助和支持”。
紧急援助阿尔巴尼亚土豆种子是在严寒季节和时限短促的困难情况下完成的。在中央的重视和直接领导下，各省、市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组成领导小组，冒着摄氏零下30多度的严寒深入基层，带领群众日夜突击，从土豆的出窖、挑选、包装、调车、装船，到介绍土豆种植经验和提供有关技术资料等方面都采取了很多措施，做了大量工作。
在这场不寻常的突击战斗中还涌现出不少令人敬佩的感人事例。许多工人在劳动中宁让自己的衣磨破、手擦伤，也不让土豆擦破一点皮；为了保证精选出来的土豆种子完好无损地运到阿尔巴尼亚农业合作社社员的手中，工人们提出了“五轻”和“五不”的严格要求。“五轻”是轻拿、轻放、轻装、轻卸、轻运。“五不”是没有检疫不挑选、不合格不装箱、装钉不好不装车、未经检验不发运、受冻的不外运。
1966年1月26日，中国的“友好”号货轮载运着供应阿尔巴尼亚的第一批土豆种子抵达都拉斯港，比阿尔巴尼亚政府要求的时限提前了一个月，保证了不误农时地及时播种。
这一天，都拉斯港内彩旗飞扬，乐声嘹亮，阿尔巴尼亚政府在码头上举行由各界代表五千多人参加的盛大欢迎仪式，人们穿着鲜艳多彩的民族服装，载歌载舞地迎接土豆种子。以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和全国26个区（相当我国的省）的执行委员会（即省政府）主席出席了大会。
当第一吊土豆种子从船舱里提起时，在场的人们群情激动，欢呼声和掌声响成一片，许多人高兴得相互拥抱起来。雀跃欢腾的场面被拍成了电影。第二天，阿尔巴尼亚全国的报刊都显著地报道了这一令人感动的景象。装上卡车的土豆种子很快直接运到各区的农业合作社。
据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霍查亲自指示，土豆种子运抵各区农业合作社时，都要就地举行欢迎仪式，以鼓舞社员为粮食自给奋斗的干劲，增强他们的信心。当天晚上，凯莱齐副主席设宴招待“友好”号货轮全体船员，称赞他们为阿尔巴尼亚立下了永不会被遗忘的功劳。
3月5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致函*总理，对中国政府无偿赠送一万吨土豆种子，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运到，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再次强调这体现了中国人民对阿尔巴尼亚人民怀有崇高深厚的兄弟情谊，是对阿尔巴尼亚政府实现粮食自给目标、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保障国防安全的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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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中国外交官在欧洲》
作者 | 翟世雄
图片 | 除标注外来源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