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殷金琦，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直博生。
2015年7月，我结束了我的高中学习，准备进入大学。开学以后，老师不断告诉我们读书时要博观约取、博采众长，放弃高中的思维方式，尤其要抛弃高中教科书和考试试卷灌输的历史逻辑。关于东亚历史的叙述就是一例，虽然那时我已经有所领悟，但是并没有深入的体会。
三年后的2018年7月，美国学者宋念申先生的新著《发现东亚》出版了，9月初我买下了这本书，在炎炎夏日花了两天最终读完，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油然而生，对以上这条“复兴之路”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发现东亚，一个简单的动宾短语做标题，背后却隐含着更多的信息。最大的疑问或许就是从何处发现东亚，发现东亚的什么吧。在我看来这就是全书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本文展开的主线。
宋念申：《发现东亚》，新星出版社，2018年7月
一、东亚是什么
发现东亚不是学马可波罗，因为那意味着旅行家走马观花式的观察；发现东亚也不是学斯坦利，因为那意味着探险家的猎奇之旅；发现东亚更不是学哥伦布，因为那意味着殖民者带来的兵燹与毁灭。之所以要发现东亚，是因为空间的东亚虽然赫然展现在世界地图上，但是真正的东亚却迷失在时空的交错之中。如果要在这种迷失中发现东亚，就必须先界定东亚是什么。
显然亚洲的地理划分是人为的结果，东亚更非天造地设，这一区域作为纯粹空间的球体表面，因为人为的因素被改造成东方的一隅。正如本书作者所考证的那样，源自希腊语的Asian一词本身就是东方的意思，所谓东亚就是“东方的东方”了，显然这是欧洲人的创造。然而在欧洲“发现”我们之前，我们并不是东亚，我们仅仅是一个区域，受制于知识的限制，我们以为我们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天下。一旦我们被“发现”，一旦我们成为了东亚，我们不仅被规定进空间的坐标，还陷入了东方主义（orientism）的窠臼之中。
萨义德说的东方主义（东方学）是对殖民主义历史的反思，其一个侧面就是作为思维方式的东方主义，在这种思维方式中，东方只是作为他者来突出欧洲的映像而已。对于亚洲而言，如作者所说，“亚洲存在的意义，在于证明欧洲何以是欧洲”，也就是所谓的亚洲作为欧洲的反题（antithesis）而被提出。
归根结底，亚洲和东亚的呈现，仅仅是欧洲人以自己为视角所看到的映像而已，但在更深处这种视角背后是其对空间的时间化和种族化——一种线性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下，世界被想象成一个单一的整体，不同的区域串联在同一条时间轴上，这条时间轴就是现代化（西方殖民主义的现代化）的进程，没有跟进（殖民）现代的国家或民族被称为落后地区和野蛮民族。只有跟进这条主线才能被视为文明开化，才能被视为现代国家而受到接纳，否则只能是欧洲的反题。
二、发现≠发明东亚
在成为欧洲的反题之后，东亚作为一个区域就成为现代殖民体系的一个注脚，重新以自身的视角发现东亚迫在眉睫。破旧立新，首当其冲的就是亚洲反题这一概念，亚洲反题实际上是欧洲以亚洲为镜像看自己，但是在破除亚洲反题的过程中，我们自身所运用的本质主义自我建构，实际上是自为镜像，因此这毋宁说是反题的反题。作者举例说，“西洋画写实，中国画写意”，“《弟子规》和汉服”，这些无一不是参照西方而塑造出来的传统，这种将东西刻意对立起来的超越实际上还是在东方主义话语中的挣扎，通过这样凸显出来的东亚本质，不是发现东亚，而是背靠西方发明东亚而已。
日本的脱亚论和超克近代的尝试虽然是相反的方向，但是正是这种东方主义的例证，前者自觉地进入西方的现代化体系中，高呼文明开化，不断自我矮化，甘愿做西方文明的好学生；后者尝试以亚洲的振兴，颠覆西方殖民体系的压制，从“亚细亚主义”出发，超越殖民现代的束缚，最终却走向了侵略战争，其思路实质上只是一种迷思——以殖民主义超越殖民主义，以近代超克近代，无异于痴人说梦，最终经历了原子弹的爆炸和GHQ的改造，日本又走回了西方文明学生的原点。
因此发现东亚，不是发明东亚，既不能站在东方主义的泥淖中自我矮化，也不能背靠西方，刻意制造出一种东西对立的东亚。可以说无论是经过维新的明治日本对东亚的发现，还是鼓噪亚细亚主义的昭和日本对东亚的发明，本质上都是失败的。
三、东亚的现代
对于殖民现代来说，现代就是民族国家 自由贸易，东亚这些似乎都不存在，朝贡体系维系天下秩序，这种等级秩序与西方所谓的主权\民族国家构成的条约体系格格不入，不过看似不宜的天下秩序还只是欧洲视角中的东亚。作者在书中指出，西方构筑的条约体系本身并不平等，殖民主义催生的民族主义也并不诱人，认为理所当然的民族国家也并非走向现代的唯一方式，本没有必要厚此薄彼，但是在殖民现代的话语中东亚成了闭关锁国、专制横行的野蛮区域，要跨入现代必须开放，必须进入条约体系。
事实上，滨下武志先生的研究已经证明，将东亚视为自我封闭、毫无贸易的死水并不恰当，东亚海域的贸易网在殖民者到来之前早已成熟，以至于西班牙、葡萄牙不得不自觉按照既有规则与中日通商。就鸦片战争而言，英国并不是要求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早已经给了他们，英国要求的恰恰是对英国的特许贸易。殖民者来到东亚并不是带来现代，只是将按其自身逻辑衍生的现代性强加给东亚，从而扭断东亚自身内生的现代性。套用康熙皇帝对耶稣会士的反驳，殖民者所要求的东亚现代，仅仅是“屋外人议屋内事”罢了，进一步来说东亚并不是闭关锁国，只是殖民者来到东亚之前先验地锁住了他们自己。
四、此处法网密，如何脱壳逃
福柯认为权力对知识的规训是内在的，要实现“政罗教网无羁绊”何其困难。与此同时，当研究范式化作意识形态，于内在规训学术，学术再也难逃法网。
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其第三重就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东方主义内化为一种权力，最终实现一种内部的规训。被规训的东亚正是如此被埋藏的——在西方学术话语中并不存在实体的东亚，所谓对东亚奇迹的研究、时髦的儒家资本主义研究，不过旧瓶装新酒而已。因此而言，东亚就是需要从这些光怪陆离的话语中发现。
回到传统的东亚历史叙述上，其逻辑起点并不简单，其深处根植着一种线性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就是前文所说的对空间的时间化和种族化。这种观点肇始于黑格尔，他将世界各地对标于指向“绝对精神”的历史横轴上，成熟的欧洲映照着半开化的东亚，这种现实反差进一步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爆发出来——“野蛮”民族绝无平等可言。然而，正如第三世界学者批判传统人类学时所说，这是一种“那喀索斯式的自恋”。
然而我们已经被这种历史逻辑所左右。欧洲将我们作为一面镜子，映衬出他们自己的伟大，而我们又何尝不是将他们作为我们的镜子呢？只不过这面镜子在不断变化而已。当我们自闭于康乾盛世的光环之下时，欧洲这面镜子就是一块凸透镜，我们透过这面镜子看到的是自己的强大；当我们被坚船利炮打得遍体鳞伤、自惭形秽时，欧洲这面镜子就成了哈哈镜，我们透过这面镜子看到的是自己的扭曲和丑陋，因此全盘西化论甚嚣尘上；当我们日益强大，赶英超美近在咫尺之时，欧洲这面镜子就又成了放大镜，我们透过这面镜子看到的精神矍铄的自己，历史的反差使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勃发。但是实际上，两百年来欧洲的变化并没有中国的变化那样剧烈，我们与欧洲只不过是互为映像罢了。
如何逃脱？也就是如何从这种芜杂的时间性、种族性话语中发现东亚？作者告诫我们历史是多元共生的，其演进并没有方向。欧洲、亚洲、美洲、非洲的多元现代历史都可以被看作是整体历史的地方性部分，不同地域和文化环境中的人既不共享一套时间观念，也不遵循同一发展逻辑。正如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所说，文明只是一种扩张的民族自我意识。今时所谓的现代只是欧洲意识的扩展而已。发现东亚关键在于承认历史的多元性，深入关注对象的实际生活和内在历史，从东亚自身的逻辑中去品味东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