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的起源，似乎并不像商人那样扑朔迷离，无外乎传统的陕甘说与三十年代兴起的晋南说两种，然而细琢起来，也颇费思量，充满趣味。
那么，关中与晋南？到底哪里才是先周正身呢？
探索先周的渊源，必定要首先辨识出先周文化，然后步步上溯，才可能揭开周人起源的神秘面纱。
身着羌族盛装的美女
八十年代初期，一大批关中及邻近地区商代遗址在洛阳铲下重见天日，深究这些遗址的文化核心因素与内涵，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商文化、郑家坡文化、刘家文化。其中，商文化并不包含先周文化算是考古界定论，不在本文探讨之列。
需要重点说明的有两点：
在商代的关中及临近地区，根据已发现的遗存文化的内涵与地点分布，与以上三类考古学文化并行的有可能为先周文化的新文化被发现的可能性已被排除。
陕甘地区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混杂居住之地，各遗址间互相影响、融合，导致考古学面貌纷繁复杂，本文只对有可能是先周文化、或对先周文化有明显影响的、该地区范围广的主要考古学遗存加以探讨。
重点说一下郑家坡文化。
郑家坡文化，是一类以郑家坡遗址为代表的考古文化遗存，所以更合适的名称为郑家坡类遗存。主要位于关中东部和西部偏东，向西不过周原一带，时代从殷墟二期偏早，至文王作丰时（对郑家坡文化的上限，学界有不同声音，但一般认为不早于殷墟一期），郑家坡的大多数陶器类型、骨器、石器、卜骨的制作与烧灼等与西周的文化面貌最为接近，（房屋的建造形制亦与西周早期相似，但因关中一带房屋遗址都差不多，所以不作拿来比较的因素。）与西周早期有着明晰而有机的承袭关系，甚至一些文化因素延续至西周晚期，所以，说郑家坡类遗存是先周文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在考古界也得到学者一致的认同。关于郑家坡的考古学报告已有很多，有兴趣的小伙伴可自行搜索，本文不复赘述。
以刘家墓地为代表的刘家文化遗存，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因与郑家坡文化关系密切，做一下简单介绍：
刘家坡文化位于扶风北约15公里处，与长武碾子坡文化面貌类似，但也有学者将碾子坡归于郑家坡遗存，刘家文化时间上限在二里头晚期，下限可到周武王之时。
刘家墓葬的早期，呈现出浓厚而独特的葬俗，鲜明的特点明显有别于其他考古学墓葬，而后期则受到郑家坡文化的影响，象征着郑家坡文化势力对刘家文化的浸润。
有较多的证据，证明刘家文化属于甲骨文中所记述的神秘羌方：
从玄鸟到白石，古人那些奇奇怪怪，可可爱爱的小崇拜
首先文献记载宝鸡地区是古代姜戎的起源，姜羌同源。
羌人有着崇拜白石的习俗，近年来在茂汶县南新乡别立寨石棺葬中发现古羌人用白石随葬，考古专家夏鼐先生早年在甘肃寺洼的发掘中，发现用大砾石随葬，说明远古居住在洮河流域的羌人即有用石头随葬的习俗。刘家墓地无论大人、小孩皆随葬河卵石，陶器的口部也常常被石块压上，而这一习俗可能正是羌人对白石崇拜的反映。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羌人披发，刘家墓葬的死者头部曾出土铜质双联小发卡，应是墓主披发时所用饰物。
矢为姜姓，矢国墓地出土过属于刘家文化的高领乳状袋足分档鬲，这也是刘家文化族属为姜戎的另一佐证。
事实上，陕甘青一带的考古学文化诸如大地湾、马家窑到辛店、寺洼、刘家墓葬等大都呈现出独特的考古学面貌，这一带是古羌的发源地，约六、七千年前古华夏族正是从古羌分化演变出来，走向中原各地，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迸发出文明的火花。
关于披肩发，古羌人表示有话说
郑家坡文化和刘家文化长时间并行存在，考古学反映出来的两者势力范围的变迁，和文化面貌互相影响、融合等等，恰与古史记载相符合。
在漆水河两岸，郑家文化遗存较为密集，而在西、北之地则是刘家文化遗存的势力范围。两种文化有交界地带，首先，在殷墟一期前后，商文化势力一度波及郑家坡与刘家文化的交界线一带，表明此时殷商势力强盛，据甲骨文中的记载，武丁时用大量羌人祭祀随葬，数量达到整个殷商王朝的高峰，故此考古学现象似可对应商王武丁时期。
而到殷墟二期偏晚，交界地带出现了郑家坡文化的遗址和大量因素，此时的“小邦周”在向西扩张。
殷墟三期阶段，这一地区又出现了以刘家文化遗存为主的特点，郑家坡则向东退缩趋势，笔者认为这一现象的对应事件有可能是古公亶父迁岐。
而到了殷墟晚期，不仅交界线一带又成为郑家坡文化遗存，郑家坡文化还向西推至更远 的地区，刘家文化有被融合和同化的现象，而商文化则明显向东退缩。此期周人势力迅猛发展壮大，应是王季历到文王之时，小邦周的强势扩张引起商王的关注，从而导致了文丁*季历事件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