爨龙颜碑局部
爨龙颜碑局部
大周河东州剌史之碑大周故河东州刺史之碑即王仁求碑，碑位于现昆明市安宁大石庄，立于唐代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距今已一千三百多年。 碑高约2.1米，宽1.5米，凡三十四行，每行53字，碑额10字。碑文及额均正书。王仁求是唐臣，时武则天称帝，国号为周，故碑额题为“大周故河东州刺史之碑”。此碑清代以前未见著录。乾隆年间，有金石学家来云南，阅省志，知唐刺史王仁求墓在安宁葱蒙卧山，墓久废，碑尚存。请人拓归，并加题跋，收于《金石萃编》卷六十二，自此流传渐广。
碑文为成都闾丘均撰，王仁求之长子王善宝书。闾丘均是唐初著名文士，杜甫在成都时与他过从甚密，杜甫还极力赞赏他的文墨：“世传闾丘笔，峻极逾昆仑。”这位闾丘均，还常写碑文，且作得很好，“青荧雪岭东，碑碣旧制存。”从王仁求碑看，词藻瑰丽，文笔优美，与杜甫对他的评价是符合的。
碑文内容虽为王仁求所写，却涉及当时云南的重大史实，在长达1600余字的碑文中，闾丘均详细叙述了王仁求的家世、才干和业绩。其要点是：王仁求，安宁郡人，出身官宦之家，少聪慧，习文练武，及长，“有运理群物之才，怀嘉保边裔之略。”后任河东州刺史，加上护军，他能注意利用山林水泽之利发展生产，“训以生聚之方，开其资财之道”，“庶心咸服，异俗争归”，一时称为“贤吏”。
碑文中夹有许多武则天时代改造的新字，可见其子王善宝等是如何执行和贯彻唐王朝的政令，同时也反映了中原文化在边疆的传播。此碑现已列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有碑亭。
王仁求碑与南诏德化碑并称为唐时云南的“南北二碑”。对于研究唐代时云南的历史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同时，王仁求碑也作为代表南诏国时期汉地佛教传入云南的有纪年的证据，在云南历史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自1991年白族学者杨延福通过碑首佛教造像提出此碑是初唐佛教进入云南的最早证据后，王仁求碑上的两尊佛像被推崇为“滇中第一佛像”。在巍山石刻雕像出土之前，王仁求碑基本成为一个较为准确的判断，确定了汉地佛教进入云南的最早时间。
大周河东州剌史之碑
南诏德化碑南诏德化碑位于大理市太和村西面的南诏太和城遗址内，因其独特的历史价值，被誉为“云南第一碑”。碑高3.97米，宽2.27米，厚0.58米。碑阳有文40行，约3800字，但仅存的残破碑文只有256字。碑阴刻书41行，详列南诏清平官、大将军、六曹长等职衔和姓名，经过千百年的风风雨雨，碑文仅存800余字。
南诏德化碑之碑文相传为南诏清平官郑回所撰，唐流寓南诏御史杜光庭书写，二者均存争议。碑文语言流畅，文辞优美，书法秀美挺拔，艺术价值也很高，被誉为唐代滇文化的杰作。徐嘉瑞曾高度赞扬说：“此碑文章，胎息左氏，其辞令之工巧，文体之高洁，俱臻上乘。三千余言，一气呵成，名章隽句，处处有之，在有唐大家中，亦不多觏。”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德化碑的重要价值，早在明代著名文学家李元阳修纂的万历《云南通志》等相关历史文献中，已录有碑文的全文。碑文首先歌颂了南诏王阁罗凤的德化武功，说明天宝之战中南诏实出无奈才被迫反击，最后表达了南诏愿世代依附唐王朝的心愿。
南诏德化碑是一块历史的丰碑，除前所述内容外，它还广泛记载了南诏时代云南的诸多史迹，如城廓建置、职官体制、农田水利以及养马、采矿、纺织等业，甚至连温泉疗疾这样的细琐之事也有载述，因此，它是研究南诏历史、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风俗以及民族关系的第一手材料，弥补了许多正史的不足。
南诏德化碑释文
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又名“石城碑”“石城盟誓碑”“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会盟碑”。现保存在云南省曲靖市第一中学内。此碑立于大理国段素顺明政三年，即北宋开宝四年（971年），是大理国时代的遗物，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在曲靖市北出土。
原碑现存今云南省曲靖市第一中学校园碑亭内，与爨宝子碑并列,保存完好。碑面较小，碑高1.25米，宽0.58米，厚0.61米，分上下两段。碑顶有道光二十九年喻怀信记；碑上段为正文，11行，每行13字，左行，正书；碑的下段是官衔题名，8行，皆人名，行书。
此碑行款特殊，正文直行。从左至右，才能读通；上下题记、题名，又需从右至左，才合顺序。全碑共403字，书体行楷，书法敦厚逎劲，历代的书法家对之评价甚高。
此次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就历史价值而言，是古代民族团结与发展的重要实践，也是研究大理国和云南当时境内少数民族的历史及大理国职官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在一定程度上，此次会盟有效地保存了大理国的疆域和国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