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事业单位2020届师范类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北京举行，应聘大学生正在等候面试。 （视觉中国/图）
曾叙结束了在中国美术学院的七年学习，刚在深圳坪山某初中完成跟岗培训，即将成为一名美术老师。求职时，她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梯队，依次是教师、事业单位、互联网大厂。
和曾叙一同进入这所初中面试的，还有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华南师范大学美术教育系的毕业生，三人都是硕士，只有一个师范生。
考公、考编，成为越来越多艺术生瞄准的就业方向。1990年代公务员辞职经商被比作“下海”，如今人们将进入体制内工作称为“上岸”。
在学弟学妹身上，曾叙觉察到这股趋势异常明显。毕业后，她看见辅导员发布了一则考公考编培训信息，“完全超出了学校领导们的预设，非常火爆”。学校原本只设立了一个500人的微信群，结果人数爆满，现在变成三个群。
对艺术生来说，如果想追求稳定的体制内工作，主要去向是学校和文化宫、博物馆等事业单位。而一些待遇较好的单位，学历要求往往很高。曾叙参加了深圳高级中学光明校区的招考，发现应聘者基本是清华、央美、国美三大美院的学生。她也投递过江苏某博物馆的设计岗，但没有收到面试邀请，后来她得知，虽然招聘公告上写着硕士可报，最终录取的却是博士。
202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共招录16745个职位、31242人。其中，面向艺术类专业的岗位有265个，招录522人，以应届生为主，招录人数比2021年增长20%以上。但在公务员考试中，艺术类的可选范围依旧较为有限，招录单位多为公安、监狱、消防等系统。
不会因为你是艺术生给你分低一点
韦茜在一所二本师范院校学习播音主持，2021年，她考上了广西柳州的工人文化宫事业编。文化宫每年会举办职工活动，开闭幕式需要主持人。
毕业后，她先在本地的规划展览馆当了五年半的讲解员。在家乡所在的城市，与她的专业相关的工作不外乎电视台，但她认为“自己太普通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实力和经历，学校不行，不敢去”。
2022年广西的公考公告发布后，韦茜发现有个变化——播音主持专业现在归属为新闻传播学大类，而不像过去只属于艺术大类。也就是说，播音主持生可以报考新闻传播专业的岗位，选择变多了。“一开始是觉得开心，但是想想考不过，没啥开心的。我们艺术生底子本身也差点，新传都是狠人。”
艺术生在考公考编时首先要面对的难关便是选岗。颜楚毕业于广东工业大学动画专业，在美术机构工作过，发现自己很享受当老师，于是考取了教师资格证，却在教师招聘报名时得知，她的专业不能报美术教师岗，只能报特殊教育或音乐。所幸家乡文联正好有招聘需求，动画归属于戏剧影视文学，在事业单位考试中归为文学大类，颜楚这才找到了一席之地。
一些相对弱势的专业可能会面临无岗可选的尴尬境地。即使同为美术大类，设计专业的考公考编机会就少于美术学。广东某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在小红书上抱怨，“一线二线几乎都是要求美术学的，（招）设计的很多都是边远的不发达的地方，才会限制没那么多。”评论区里，来自全国各地的视觉传达、服装设计专业学生留言认同。
何晓学的是室内设计，毕业后，她考取了“三支一扶”，即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医、支农和扶贫工作，两年服务期满将享受政策优待。她服务了一年，还是以普通考生的身份参加了2020年湖北省考，报考了狱警岗位，提前“上岸”。
筛选岗位时，她为数不多的选择只有两种：不限专业、不限学历（大专以上）、不限户籍的“三不限”岗位，或者监狱系统面向艺术大类的几个岗位。公考圈流传着“三不限出大神”的名言，意思是“三不限”岗位门槛低，报考人数众多，更有可能出现高分选手。考虑到这一点，何晓还是选了监狱系统，后者离家也更近。她报考的男监女警岗位，在报名截止前一天的报录比显示是80:1左右。
对于文化基础较薄弱的艺术生来说，笔试需要耗费更多心力。
2018年，方咏第一次参加公务员考试，当时她还在一家民企上班。2019年下半年辞职后，她开始全力备考，但考了几次，都失败了。2021年，她抱着最后一搏的心态，考进了市场监督管理局。
这一次的岗位设置与之前不同，限定在三个设计专业范围内，其中包括她所学的环境设计。往年她报的岗位则面向艺术大类，竞争更激烈。
“艺术类不像法学、会计有资格证的限定，所以分数其实很卷，要想考上确实得下决心吃苦，把以前的文化补回来。”笔试面试，方咏都报了班，在一个多月的备考过程中，每天从早上7点学到晚上12点，容易怯场的她，还跑去地铁站早读练胆子。方咏说，最终“上岸”的这次面试，是她答得最流畅的一次。
播音主持专业出身的钟林考上了某直辖市的警察。通过笔试后，剩下的项目在一天内考完，他依次完成了心理测试、面试和体能测试。钟林觉得，艺术生考公和文化生没什么区别，“大家都做同一张卷子，不会因为你是艺术生，像高考一样的，给你分低一点，不现实”。
“有种看不到头的感觉”
疫情之下，许多艺术相关的行业深受冲击。
沈凯琦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表演系，和他的一些同学一样，曾经想过当话剧演员。“但是疫情之后，行业太不好干了，进不了观众，就是零收入。所以就更加让我畏惧去这个行业，风险太大了。”那些和剧团签了合同的同学，没有演出时，只能在外面的培训班上课，或者拍短视频。
艺考之前在培训机构学习，学成之后回到培训机构教学，曾是艺术生可选的一条道路。如今这条路变得狭窄。为了积攒教学经验，曾叙在杭州当地的画室当过兼职老师，由于防疫隔离的需要，外地学生过不来，招生减少，对老师的招聘需求也随之骤降。
虽然相比中学教师，互联网公司的薪酬高出将近十万，出于追求稳定的心态，曾叙还是将它排到求职目标的末位。裁员潮中，听闻有的公司设计组整组被裁，或是招聘数量砍了一半，她不想冒险。
她身边一些男同学也有共识，将考公视为最优选，主要瞄准珠三角和江浙沪地区的体制内职位，薪资水平与互联网大厂相差不算太大，“而他们家庭都比较富裕，两者之间，他们会优先体制”。
钟林从某一本师范大学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理想是当一名体育解说，但他评估自己比拼不过体育学院的播音生，只能去一些相对较小的网络平台。这些小平台，可靠程度、疫情下抗冲击的能力很弱，难有保障。
2021年，他通过市考，成为了一名警察。
多年前高考时，钟林喜欢的警校和艺术院校都在提前批次报志愿，二者只能选其一。恰巧遇上警校从大专升为本科，不确定分数线会提多少，稳妥起见，他选了艺术。等到毕业找工作，同一个人生选择再次出现。
“一开始其实也在动摇，真正确定就是2020年碰上疫情，各方面的情况对比下来，觉得还是公务员的单位会更稳定一些，所以就确定要考公了。”钟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他报的是执法勤务岗，占公安系统大头，当年全市一共招收315位男性。虽然是“三不限”，但招录人数多，竞争相对较小。当时的另一个选择是公安某机关单位的宣传岗位，针对播音主持设岗，但只招一个人，他不敢选。
在他看来，“考公倒也不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警察和主持人，是他原本就有的两个梦想，就业大环境帮他做出了选择。
方咏曾在私企工作了一年半，每个月只有三千多元的死工资，难以维持日常生活。公司也经历变故，许多领导另起炉灶成立了竞争公司，待遇更不如前，她决定辞职。她的父母都在体制内工作，疫情后看到许多人失去工作，家人希望她考公的想法更加强烈。
何晓大三下学期曾去武汉某别墅装修设计公司当实习生，每天去工地测量，熬夜画图到凌晨，“有种看不到头的感觉”。每个月实习工资只有一千多，“能熬出来的设计师很少，高工资只属于行业内顶端的那部分人”。
就在她对设计行业失去期望之际，在体制内工作的哥哥和男朋友都建议她尝试考公。2020年疫情影响，湖北省考时间推迟，何晓向单位请了一个月的假，报了培训班，密集培训了三十多天。行测是她的弱项，其中数学、逻辑很长时间没有接触，基础不好。
不过，最终她以最后一名通过笔试，又以面试第一的成绩逆袭“上岸”。
都是上岗现学
1999年，大学扩招序幕正式开启，自此，中国高等艺术教育从精英型逐渐向大众化演变。2002年，艺考热初现端倪，全国3.2万人报考，597所高校开设艺术类专业，到了2013年，考生数量突破100万，一千余所高校增开艺术类专业。经历了2014年、2020年艺考改革，艺考人数虽有起伏，但总体热度依旧。2020年，全国高考报考人数为1071万，艺考生报考人数达到了117万，占高考总人数的10.92%。
相比于成为艺术家这样高远的理想，大多数艺考生更需要的也许只是一个升学名额，而当他们踏足社会，也只是作为有着某些专长的普通人，去参与职场竞争。
音乐生张洁欣毕业之前，曾打算留在大学的城市当钢琴老师。那家琴行是全国连锁，规模很大，老师可以去不同城市上课，工资可观，但家里人不同意，于是她回到家乡，“被逼着考编”。
张洁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的同学中，“基本上家庭条件好一点的都出国了”，有一些继续攻读研究生，其余大多去了公立学校或教育机构当老师，很多女孩当了小学音乐老师，只有她选择考事业编。与之相似，韦茜很多学播音的同学也去当了小学语文老师。
报考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时候，方咏没有被明确告知这个岗位的职责。现在，她坐窗口，负责企业注册登记及监管工作，都是上岗现学。
和她一样，很多艺术生在体制内从事与本专业完全不相关的工作。
何晓成为男监女警后，不用下监区，平时不值夜班，她在管教科室，具体工作不能透露太多。单位属于司法系统，大多数工作和法律相关，这对她来说是个陌生领域，要从头开始学，慢慢上手。和她一起考进来的艺术生，情况也大都如此。
除非是在文化宫、美术馆等文化艺术单位，能直接施展艺术专长，否则，艺术生的专业特长在体制内是一种微妙的存在。
钟林作为新警员，要先完成为期一年的集中培训，才能进到所属的派出所。实习期间，他感觉到难度很大，尤其耗费精力，常常要熬夜把案子盘清楚。
除了承担常规的勤务工作，他还负责视频音频的推送，很多文艺活动的主持、表演和策划也需要他参与。在反诈宣传等工作中，“一些话术和心理方面的技巧，和播音专业类似，但又有不一样的地方，算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需要重新学一下技能，但是上手会更快一些”。
总体来说，钟林认为艺术专长在职业发展中是个优势，但他也表示，有些人正是因为不想从事本专业而去考公，可专业一旦被人看见，便很有可能被喊去负责相关的工作，例如单位的外宣工作等等。
“不再因没做专业相关的事而烦恼”
回到家乡桐乡，被沈凯琦视作毕业求职的“第一要义”，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某国企的平台推广和运营，需要出镜拍摄公司产品的宣传视频。这份活干了差不多一年，最近他考上了当地的文化艺术服务中心。
家庭在他心目中的分量极重，回到家乡，意味着既方便照顾父母，又能实现早日结婚的愿望。“我觉得留在大城市这个梦想很难完成。回到自己家，那就可以找一个人早点结婚，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喜欢结婚，我反而相反。”他坦承道。
沈凯琦有一群志同道合坚持表演的朋友，他们回家乡发展，成立了自己的剧社。业余时间，他们偶尔排一两个话剧，更多的是小品等群众文艺，已然很满足。2022年，他参加了“新松计划”浙江省青年话剧演员大赛，闯入全省前十名。
回首刚毕业的两年，颜楚感觉“过得很快活”。她当过美术机构老师，也做过新媒体，那时的她，“有点浪漫主义，想做自己喜欢的事”。现在在文联，她主要做着材料撰写的工作，涉及的知识面比以前更广，比如潮汕传统艺术、摄影，还有美术类目里没接触过的国画、版画。
“我对人生的态度更开放了，没有以前那么自我。在兼顾自己喜好的同时能承担家庭的责任，取一个平衡，我认为是成熟。”以前颜楚一度排斥行政工作，接触下来，发现自己适应得很好，除了过去爱好的美术和电影，她现在也喜欢阅读，“所以不再因没做专业相关的事而烦恼”。
张洁欣到江永县文化宫之后，同岗位的基本都是艺术生，他们平时主要负责给群众排练，上公益艺术培训课程，遇到节日，便需要组织一台节目。最忙碌的是送戏下乡，一早集合下乡搭舞台，之后还要回去上班，傍晚下班后再坐车下乡，晚上七八点开演。村民们忙了一天农活，晚上带着家里的老人小孩一起过来看，“围得满满的，特别有成就感”。
她说起5月刚刚筹办的湖南春季乡村旅游节，她为主会场布置场地，还到千年古村上甘棠参与摄影活动，穿着瑶族服饰，在迎亲队伍里当起了模特。活动告一段落后，她回到文化宫里，恢复“张老师”的身份，在电钢琴上打着拍子，指导来上课的孩子们。
没有活动和培训时，这份工作十分清闲，“馆长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搞创作，一人一个工作室，自己‘摸鱼’”，张洁欣感觉自己提前过上了养老生活。如果没有工作安排，她就自己练练琴，写写曲子，研究作曲软件。
她曾在公立学校当过合同制音乐老师，三个月的班主任生涯，她颇感压抑，如今仿佛脱离苦海。当老师杂事很多，上课之外还有各种演讲、朗诵、唱歌比赛要排练，“相当于干了我现在文化馆的一份事，还要每天按时上课。当了班主任更加别说了，简直一天工作12个小时”。
她在小红书上分享自己的考编经验和工作日常，许多已经毕业好几年的人都来私信求教。通常，她给出的建议是，“考事业编，不要考教师编。”
（应采访对象要求，曾叙、颜楚、何晓、方咏、钟林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