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文/牛金元
清明时节雨纷纷，回村祭祖泪湿襟，慈母辞世 60 载，追思亲人欲断魂。祭扫时 融入血脉中的眷恋，也是老年人落叶归根的夙愿。今年清明时节，在儿孙的陪护下， 重病缠身，风烛残年的我，专程回村扫墓祭祖。我静默在母亲墓前，心潮起伏，思 绪万千，魂牵梦绕的童年往事，仿佛打开了视频，一幕又一幕地浮现在面前...... 岁月匆匆，光阴如梭，屈指一算，慈母离开我们弟兄三人整整 60 年了。平凡、 吃苦、勤劳、多灾多难的母亲，拼搏操劳一生，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富和家产， 但她留下的刚强和志气，则成为我家传世之宝和精神食粮，激励我们不忘初心，艰 苦奋斗，勇往直前。 我出生在上个世纪 40 年代初，稍有记忆便是翻身农民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 时的情景。记得有一次，乡里的穷人头（即农会主席）把全村人都集中到村东边一 个打麦场里。母亲抱着我坐到会场的最前边，农民群众大都坐到后边。批斗会一开 始，“穷人头”就命令一个地主站到石磙上，脖子上挂个大水桶，让苦主们轮番诉苦 批斗他。那个地主不服气争辩了不几句，立即引来一阵拳打脚踢，一个身扛长枪的 青年积极分子，顺手抽出枪把上的穿膛钢丝，劈头盖脸地朝地主的头上抽去，顷刻 间那个地主头上鲜血如注，顺身而淌，一直流到地面上。面对这个腥风血雨的场面， 顿时让我惊呆了，吓得猛爬到母亲的怀抱中。从此，便在幼小的心灵中涂上了可怕 的阴影。
我的母亲名叫王桂三，泌阳县城北边桃园村人，她生活在万恶的旧社会，拼命 挣扎，饱经桑沧，酸甜苦辣尝个遍。我父亲牛公保小她 8 岁，他与母亲成亲的原因， 是因为当时我家已经破落，仅有的十几亩地入不抵出，生活拮据。在讲“门当户对”的半封建时代里，父亲对名门闺秀高攀不上，只好娶农民出身的母亲为妻，生下金 玉、金相、金元我们弟兄三个，我为老三。父亲是个思想进步，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他在官庄小学教书时经国民党 68 军军医、中共地下党员李晓白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当地党组织的交通员。后来，他在与地下党跑“交通”中，在驻马店不幸染上死亡率极高的“天花病”，因没钱医治，很快与世长辞。父亲病殁后， 一家人像锅滚一样，都染上了天花病。
母亲病倒在床，我大哥被姥姥家抱走，我被 小姨家抱走。我们二人因为亲戚护理得好，没有落上后遗症。大我两岁的二哥当时 找不到护理人，带病的母亲就用绳子把他捆到床腿上，那时候二哥尚不懂事，急得 用手乱抓，把满脸的“天花痘”都抓破了，落个满脸麻斑，成年后连对象也找不到， 活到八十岁而终。金玉大哥从小就疾病缠身，无钱医治，成为残疾人，更没有成家， 刚步入中年，就早早西去了。
我母亲感染上天花病后，幸得我大舅王乾三全力相救，那时他在官庄街开了个 杂货小店，经济上比较方便一些，不断地去药铺垫钱给母亲买药，帮助熬药、待侯， 经过精心照料，才使母亲转危为安。母亲病愈之后，为了支撑起这个穷家，白天外 出讨饭，晚上则坐在纺花车前纺棉花、织土布，拿到街上卖些零花钱，养家糊口。 母亲心灵手巧，善于针线，经常赶制一些手绣的儿童花帽、娃娃肚兜等，一边乞讨， 一边销售。出手大方一点的殷实农户，买上一顶儿童花帽就送给一筐子米面或红薯 干。那时候农民们普遍吃糠咽菜，很少用残羹剩食打发要饭人。
有时，母亲讨一天饭，连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一次，我也拉着打狗木棍随母亲一起讨饭。我刚站立 一家富户门口，从主人屋里突然窜出一只大黄狗，猝不及防将我啃翻在地，鲜血直 流。回到家里，母亲帮我包扎了伤口，尔后将讨要的一块“黑窝窝馍”往我嘴里塞。 我望着她浮肿的面孔，知道是母亲舍不得吃，就拒绝不食，连声说：“妈妈，我不饿， 你吃吧！”推来推去，谁也没有去吃。这条恶狗把我咬伤后，没有感染上破伤风，乃是不幸中的万幸，但至今大腿部仍有恶狗咬过的伤疤。 母亲虽目不识丁，但身受儒教的影响，一心一意望子成龙。每天晚上讨饭回来，她让我们坐到纺花车跟前读书。没有钱买点灯用的煤油，我们就去挖椿树上流出的 树胶，点燃代替灯油；有时，采用坑水沤过的干麻杆蕊，点燃之后，如同萤火昆虫 发出的微光一样，在漆黑的夜晚似暗似明。就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仍坚持纺棉花， 让我们围着她“背书”。
我大哥脑子笨，有时背不出来，她就用鞋子狠击大哥的屁股。 我比较机灵一些，坚持高声朗诵，记不住的地方，就胡扯乱读。母亲一听到我能琅 琅背书的童音，感到非常欣慰，对我连声夸道：“还是俺小三（指我）肯用功，心疼 妈，将来一定不会打牛腿（指当农民）！”因我那时年龄小，光知道贪玩，根本不理 解母亲对儿子的一片苦心。 当时，在全村缺吃少穿的穷人中，我家为全村穷人之最。一家老少四人睡在一 张破床上，一双破棉被能盖上好几年，破了缝，缝了破，盖上破被能望天。在夏天 还好受些，没有被子睡地上，没有衣服光身子。但是一到冬天，可真是“没办法”， 晚上，一家四口人偎在一起，依靠身躯散发的热力相互取暖过冬。母亲给做的一双 棉鞋，总是揣到自己怀里舍不得穿，经常光着脚丫去上学，脚上、腿上长满了冻疮， 挂满了血口子。逢年过节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好日子，特别是在春节那天，孩子们都 是欢天喜地，身着新衣裳，燃放鞭炮，成群结队，热闹非凡。唯独我家过春节时， 破衣依旧，粗食淡饭，连大年初一唯一的一顿“年饺”也享用不起。
我那时年幼， 有时比较听话，有时也惹母亲生气。有一年春节，母亲害怕我过年时瞎胡闹，特意 去官庄街上给我买了一个两千元旧币（相当于现今人民币二角）的白面圆蒸馍，并 一再叮嘱我除夕晚上不要吃，要等到大年初一早上再食用。可我一望见雪白的大蒸 馍，急得嘴里直流口水，根本不会等到第二天，就在全家人除夕夜聚在一起“熬年” 时，我趁大家不注意，藏到被窝里，把白蒸馍吃个一干二净。等到初一早上母亲喊我起床时，仍让我穿着补丁撂布丁的破棉袄，我故意去找“岔与”母亲胡闹了一阵 子，又去土灶前掀开锅拍一看，水锅里煮的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大肉馅，白面片的 “年饺”，而是用黄豆面擀制的饺子皮，用嘴一尝，既硬又粗，里面更没有大肉，全 是胡萝卜掺粉条的素馅。一怒之下，我用勺子把锅里的所有饺子搅了个稀巴烂。因 为是过年，这次母亲没有动手打我，气的坐在一旁直掉眼泪。两个哥哥见母亲伤心 落泪，他俩也跟着哭了起来……
那个时期，村里穷苦人虽然翻身做了主人，但普遍年龄已经“过扛”，找对象非 常不容易，大多数都是寂寞的“单身汉”。因此，想讨我母亲为妻者甚多，有的来硬 的，有的来软的。可我母亲笃信“好马不备双鞍，好女不嫁二男”的封建礼教，守 寡已定，软硬不吃。他们没有得到母亲，便冷嘲热讽骂母亲是一个“心比天高，命 比纸薄”的“X人”，还有人告发母亲是个“漏网地主”。后经土改工作队多次复查， 认定我家够不上“地主”条件。由于“地主”帽子没有戴上去，个别人一直对我家 冷眼相对，直至“文革”结束，全国取消“阶级成分”后，这个历史偏见才慢慢地 化解了。
由于生活上的长期折磨，母亲的身心受到极大地摧残，刚刚度完 54 个春秋的漫 长之路，在我准备娶妻成家时，她便怀着终生的遗愿，丢下我们撒手西去了。 母亲在弥留之际，指着屋里坯墙上悬挂的几双新布鞋，气喘吁吁，断断续续地 说：“老三啊，这几双布鞋是吕姑娘（指我的未婚妻，名叫吕绍华）在娘家按照你的 鞋样大小去赶制的，她心灵手巧，做工精细，是个会过穷日子的好媳妇，抓紧把婚 事办办吧！”说还没有说完，便双眼紧闭，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牢记母训，按照她说的“临终遗嘱”，母亲刚过“五七”，我便与贤妻吕绍华 完婚了。
我与她结伴以来，她恪守妇道，勤俭持家，相夫教子，与邻友善，堪称贤 妻良母。60 年来，俩人经历风风雨雨，坎坷不平，不离不弃，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有难同当，有苦同受，共同经营好，维持好这个小家 庭。
婚后，老伴先后为我生下“五女二男”如今已是儿孙满堂，。在儿子、媳妇、女 儿、女婿、里孙外孙当中，就学历讲，有 4 人考上了“985”，有 3 人考上了“211”， 有 5 人考上了研究生，其余全是本科生，专科生或中专生。有共产党员 14 人，正副 处级干部 2 人，教授、副教授 2 人，工程师 2 人，企副科级干部 6 人，可谓“文化 之家”。
后来，我们全家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上交了农村责任田，吃上了城 镇“商品粮”从农村搬进县城后，住上了高楼大厦，过上了美满、幸福、舒心、快 乐的城市生活。但在前年冬末，我正在筹办与老伴“钻石婚庆大典时”，刚好疫情放 开，疾病缠身的老伴经受不着冲击，很快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使全家陷入悲痛之中。 我站立在坟头，老眼纵横，望着先我而去的老伴，痛不欲生，心中的惆怅、愧疚、 思念、孤独与凄凉，油然而生，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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