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的资料图片,北京故宫的样子简介

首页 > 教育 > 作者:YD1662024-04-10 13:51:38

【光明学术笔谈】

■本期主持:王旭东故宫博物院院长

■本期主题:紫禁城·明清史·中华文明

今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年,也是故宫博物院成立95周年。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紫禁城,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代皇宫建筑群。明成祖朱棣以宏阔远见作出营建宫殿、迁都北京的决策,奠定了紫禁城的基本格局。时代鼎革,经过清康乾时期的修缮、扩建、改建、重建,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紫禁城。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因历史悠久、建筑恢宏、典藏丰富,于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600年来,紫禁城与国运共沉浮,经坎坷、历沧桑。600年来,紫禁城与中华民族休戚相关,同甘苦、共患难。紫禁城曾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枢纽,明清两代24位帝王在此号令天下。它曾经历过永乐之治和康乾盛世,见证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盛世风华;也曾经历明后期到清初的战乱,更在晚清以降的外国侵略中走向衰落;在上世纪初成立博物馆而完成涅槃,在新中国辉煌灿烂发展历程中获得新生。

600年的紫禁城及95年的故宫博物院拥有无与伦比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和各类珍贵文物186万余件(套),既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承载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聚地。紫禁城21.8万多平方米1000余座宫殿建筑,经历600年风雨,风貌和格局始终没有改变。作为首都北京的地标之一,其宏伟的身影一直屹立在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象征。故宫博物院珍藏着从远古到近代的文明瑰宝,从青铜甲骨、陶瓷玉器、法书名画、服饰家具、典籍档案,到文房四宝、竹木牙雕等各类文物珍品,是中华民族文脉绵延不断的象征,是中华文明繁荣发展的历史见证,是我们认识、研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

**强调,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在紫禁城600年的时间节点上,回眸历史,注目当下,展望未来,我们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守保护传承弘扬文化遗产的神圣使命,构建“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守正创新,再续华章。

尽览风华:紫禁城见证明清历史变迁

作者:朱诚如(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紫禁城建成于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清两朝二十四帝,近五百年时间中以此为国家中枢之地,政之所出,号令天下。紫禁城从明朝“永乐之治”肇建,到清朝“康乾盛世”定格,是我国明清两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盛世风华历史的见证者。

古代社会,都城是国家的政治、军事中心,皇宫是国家的中枢之地,建宫迁都是国之大政。明成祖朱棣永乐四年(1406年)“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是其建宫迁都决心确定的标志。随之下令建长陵,疏通大运河,为迁都作前期准备。永乐十八年(1420年),紫禁城落成,转年正月随即迁都北京。朱棣以迁都北京来稳定国家统一和民族交融的地缘政治格局,以此一统农耕和游牧经济广大区域,并以天子戍边宣示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

北京故宫的资料图片,北京故宫的样子简介(1)

白玉交龙纽“天子之宝”图片由故宫博物院提供

朱棣在位二十二年,五次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而出征塞外。特别是迁都北京,入紫禁城仅四个月后,在三大殿遭雷击焚毁的复杂形势下,仍毅然亲征。永乐年间设置奴儿干都司,一统东北边疆。派使者出西域,修通川藏驿路,出兵安南,稳定西北和南部边疆。派郑和下西洋,外交天下,紫禁城迁都大典上,数十个国家使臣参加盛典。疏通大运河,沟通南北经济文化。编纂《永乐大典》,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设置内阁,成一朝定制。朱棣把朱元璋开基的明朝统一大业,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为整个明王朝二百多年的基业奠定了基础,功垂史册,史称“永乐之治”。没有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没有南北经济的恢复发展,没有安定的社会局面,就没有紫禁城。明朝中后期的历史证明,虽然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战乱不断,但以紫禁城为核心的都城始终是稳定国家的中心,并依托南方经济的发展,调控北方游牧经济,维护着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棣拓展海路外交天下。明朝开基之时,由于交通阻隔,西方和东方各国都在各自的地域范围内,按照各自国家的发展轨道运行。航海技术的发展扩大了人类的视野,各国之间,特别是西方和东方之间海上交通的开辟,是人类从陆地向海上发展的一大历史进步。明成祖朱棣敏锐地抓住了这一重大历史机遇,派遣郑和率庞大船队下西洋,先后到达30多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首航200多艘船只,近3万人的船队,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以及海图及航海罗盘之精确都属世界一流。这表明,明初的中国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此后,紫禁城见证了明朝的繁荣与发展,也经历了其衰落与消亡。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军入关,紫禁城随即成为清王朝的皇宫,北京成为清王朝的都城。从康熙朝开始,用十多年时间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了长期孤悬海外的台湾,实现了国家的初步统一,使中国获得了一个稳定发展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国家空前统一、政治比较清明、经济有所发展、文化有所繁荣的盛世开端,史称“康乾盛世”。

以康熙朝为开端的盛世,到乾隆帝时达到顶峰。康熙、雍正、乾隆始终坚持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天下观,最终实现稳定的国家大一统局面。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后,康熙还派兵抵御沙俄入侵,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确定中俄东段边界线。康熙帝三次亲征准噶尔,摒弃前朝修建长城的惯例,放眼大漠,恩施四方。乾隆朝彻底完成平定准噶尔大业,两次出兵西藏,挫败廓尔喀侵扰,稳定了大漠南北和西藏边疆地区。统一新疆,彻底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清廷的西北边疆问题,强化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对边疆地区实现长期稳定有效的治理,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由此而推动的经济文化发展,使民生得以改善,人口突破三亿,成为盛世的重要标志。

康熙帝和乾隆帝六次南巡,既稳定了江南政局,也促进了国家财赋重地的经济发展。南方市镇的繁荣,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大量的中国瓷器、丝绸、茶叶出口欧洲。盛世巅峰时期,户部银库库存的白银常年保持在六七千万两上下。盛世倡文,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历经三朝九十余年撰成的《明史》,经康熙、雍正两朝修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及乾隆朝纂修而成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无价瑰宝。康熙帝开建承德避暑山庄,乾隆帝长期驻跸,以此维持和改善与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康乾时期欧洲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带来先进的科学仪器、书籍和西方艺术,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文化的繁荣和昌盛也是康乾盛世的重要标志。

康乾盛世之时,正是世界局势剧变时期,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形势,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古代文明的中国,面临艰难的挑战。俄国从北方陆路、英国从南方海路对中国构成潜在威胁。在这一百多年间,中国与欧洲强国间的力量对比大体上仍处于战略均衡态势。特别是乾隆中期以前,中国的人口与整个欧洲大体相当,中国的制造业份额也不在欧洲之下,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经济总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

王朝的盛衰决定着紫禁城的命运,建于“永乐之治”的紫禁城曾遭雷击,三大殿毁于一旦,至正统年间重新建成完工。明代中后期进行的是局部修缮。鼎革之后,紫禁城又为清朝皇宫,顺治二年(1645年)完成了对三大殿的修缮,改名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宣示了“清承明制”的国策。康熙朝太和殿曾遭大火焚毁,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复建,但基本维持明朝格局。乾隆朝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对紫禁城进行大规模修缮、改建、扩建和重建。以倦勤斋为例,从格局、摆设到通景画,乾隆帝都精心设计,处处精心布局。当它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呈现的便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紫禁城的格局。

重其文德之光华

——紫禁城的规划之道

作者:王子林(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紫禁城规模恢廓,意象深远,是世界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宫殿群。它分为前朝和后廷两部分,前朝主要建筑有中轴线上的三大殿(永乐时名“奉天”“华盖”和“谨身”,嘉靖时更名为皇极、中极和建极,清顺治时改称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和东西两侧的文楼(清称体仁阁)、武楼(清称弘义阁)、文华殿和武英殿。后廷主要建筑有中轴线上的三宫(即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和东西两侧的东六宫和西六宫。这两大建筑区构成了紫禁城的基本格局,既继承了传统宫城的规划之道,又依据时代和文化变迁有了升华与发展。

前朝的文武建筑分布与道德价值观

三大殿又称三朝,沿袭周代的宫室制度,指外朝、治朝和燕朝。外朝是帝王办公和举行大典的地方,治朝是帝王与群臣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燕朝是帝王燕寝的地方。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外朝朝门外设有嘉石和肺石两块石头。《周礼·大司寇》记:“以嘉石罢平民……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设于朝廷门外左边的是嘉石,右边的是肺石。设嘉石的目的是使有罪过但还没有触犯刑法的人跪在上面,以令其悔改。立肺石的目的是让有冤屈而越级上告的百姓,站于石上三日,证明不妄言后,就会有官员出来查问案情。

历代在继承周代“五门三朝”制度时,这两块石头虽然没有被保留下来,但却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延续,而且深远地影响了紫禁城的规划格局。西晋建立直诉制度,在朝堂外悬设登闻鼓,允许重大枉屈者击鼓鸣冤。唐宫城承天门朝堂外东置肺石,西设登闻鼓。唐玄宗建大明宫时,于含元殿前建钟楼和鼓楼,则把二者演变为配楼的形制。宋代继承唐宫阙之制,于殿庭左右设二楼,金中都仿北宋汴京,于千步廊南东建文楼,西建武楼。元大内继承了这一制度,萧洵《故宫遗录》云:“左右有文、武楼与庑相连。正中为大明殿。”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解释说:“钟楼又名文楼……鼓楼又名武楼。”可知,金代和元代的文武二楼,实际上就是唐宋时代的钟鼓二楼。

明紫禁城文楼、武楼承袭元制,建于正殿奉天殿左右两侧,但与前代文武二楼却有着本质区别。我们现在看到的太和殿前东西两侧耸立着两座重檐楼阁,东曰体仁阁,西曰弘义阁,形成东西对峙拱卫正殿的格局。体仁阁原名文楼,弘义阁原名武楼,建于永乐十八年,是正殿奉天殿的两座配楼,直接继承了明太祖朱元璋所建南京紫禁城的文武二楼之名。明嘉靖四十一年改称文昭阁和武成阁,清初顺治时才更名为体仁阁和弘义阁并一直沿用至今。

我们发现,明代之前正殿两侧虽然有文武二组建筑,但并没有强调文与武的特质,而是把它看成是钟楼和鼓楼的形制,在整个宫城和都城中是孤立的。而明代则强调了文武两组建筑,而且还于文武二楼后建文华殿和武英殿,并与北京城的崇文门和宣武门遥相呼应,形成了新的城市布局特点,即以中轴为准把城市分成东西文武对称分布的格局。当我们从北京城整体布局来把握时,会发现以中轴线为基准,属文的建筑位于东方,如文楼、文华殿和崇文门,属武的建筑位于西方,如武楼、武英殿、宣武门。甚至连国家中央官署机构的设置也是以中轴为准按文武来布置的,中轴以东设吏、户、礼、兵、工部及鸿胪寺、钦天监等机构,主文;以西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以及刑部、太常寺、锦衣卫等机构,主武。

这种文武两组建筑分布实际上是古代官僚体制的反映,举行朝会大典时,文官站在东边,武官站在西边。《新唐书》记:“武班居文班之次入宣政门,文班自东门而入,武班自西门而入。”《明会典》明确规定:“文官侍立,位于文楼之北西向;武官侍立,位于武楼之北东向。”清代不仅继承了这种文武建筑格局,而且将之提升,上升到道德价值观的高度。顺治二年改文昭阁(文楼)为体仁阁,武成阁(武楼)为弘义阁,这赋予了前朝建筑新的寓意。《周易乾凿度》曰:“夫万物始出于震,震,东方之卦也。阳气始生,受形之道也,故东方为仁”,“兑,西方之卦也,阴用事而万事得其宜,义之理也,故西方为义”,符合东方属文配仁,西方属武配义之说,而体仁出自《周易》“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弘义出自东汉班昭《女诫》“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即体现了实行仁道、弘扬正义的儒家精神。

仁、义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仁,不仅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而且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提倡仁德即文德,推行仁政。义,意味着“正其义不谋其利”“见利思义”。仁是施恩及物,义是裁断合宜。文武两组建筑,经过清代的更名,彰显了前朝建筑道德价值观层面的意义。

后廷的乾坤建筑分布与宇宙认识观

后廷最重要的建筑是位于中轴上的三宫即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乾清宫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在明代,坤宁宫面阔九间,进深三间,中间开门,与清代的形制不同。清代,坤宁宫是萨满教祭神的主要场所,将正门开在了偏东一间。位于乾清宫与坤宁宫之间的交泰殿在明代形制独特,上圆下方,屋顶形如伞盖。交泰殿按前三殿和王府之制为穿堂,又称圆殿。永乐帝仿南京宫殿之制创建紫禁城,于乾清、坤宁之间建有穿堂圆殿,以其形制,称为中圆殿,嘉靖时才将中圆殿更名为交泰殿。

乾清、坤宁之名,出自《周易》和《道德经》,《周易·说卦》曰“乾为天,为圜……坤为地,为母”,《道德经》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清是明亮的意思,故《中庸》称天“高也,明也”;宁有积聚、贞固不动之意,故《中庸》称地“博也,厚也”。天高明,故正大光明;地博厚,故厚德载物。

在我国古代的传统认知里,乾和坤是古人认识宇宙极为重要的两个词,乾具有创始的作用,“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元是指宇宙中的一种巨大力量,有了它,万物才有出现的可能。坤具有创生的作用,“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元也是宇宙中的一种巨大的力量,有了它,万物才能够生出,它是顺承着乾元的运行而运行的。而能否成功的关键则在于二者相交生出的泰卦,所以泰卦之象是乾卦与坤卦的合一,《易·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助天地之宜。”古人从中体会到要掌握时机,善于调理,以成就天地化生万物的机宜。紫禁城后廷的乾坤建筑分布就反映了古人的这种宇宙认识观。

瑰宝荟萃:紫禁城六百年历史与典藏

作者:任万平(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紫禁城,作为一个文化整体,首先体现在建筑文化上,其次典藏有汇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各类载体——可移动文物,再次为无形的明清历史文化脉络,它们共同展现与诠释着先民的价值观与生产生活方式。为方便保管与研究,紫禁城(故宫博物院)从材质与形态上将藏品186万余件(套)分为25大类,如青铜器、玉石器、法书名画、陶瓷器、珐琅器、漆器、金银器、服饰、家具等。而从功能属性上,大体上又可分成六大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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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青铜颂鼎图片由故宫博物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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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松石绿釉瓷镂空花篮图片由故宫博物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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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意档图片由故宫博物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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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殿正面图片由故宫博物院提供

第一类是国家政权的象征物,古代礼制的实证,如各种礼器、皇帝御玺、卤簿仪仗、皇帝礼服等。中国是礼仪之邦,诸礼存诸典籍,也昭显于器,即“器以藏礼”。特殊的重器成为国家的象征,如传说大禹铸造九鼎,历传于夏商周,所以后世均大力搜求钟彝鼎鼐。为记述三代以上文化气象,宋徽宗敕编《宣和博古图》,吕大临著《考古图》,清乾隆帝敕编“西清四鉴”。因而,青铜礼器成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重要文物。玉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君子比德于玉,历代帝王广泛搜求玉器,皇帝御玺也主要以玉为之。传说秦代李斯所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传国玉玺,历代帝王孜孜搜求不得,但均沿袭天子六玺并不断增益,作为王朝发号施令的权力象征。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圭璋璧琮等玉器,是先民敬天礼地之物。清王朝御玺“二十五宝”至今如数保存在故宫,是我们认识封建社会权力中枢运行的重要物证。

服饰带有鲜明的时代表征,封建时代等级尊卑于衣冠一目了然。故宫博物院收藏了大量服饰文物,特别是清代遗留的帝后礼服,既体现了《周礼》记载的各种象征“十二章纹”,而披领箭袖又体现了满洲的民族特色。帝王的威仪,还需要恢宏的卤簿仪仗来烘托,金声玉振,旗飘旌扬,表现仪式的盛大与肃穆庄严。故宫博物院收藏着成组的清代卤簿仪仗。清朝以骑射立国,十分重视对武器装备的制造、管理与使用。故宫博物院珍藏有举行阅兵与秋狝大典的戎服与各类武器等。

第二类是生产生活实用器,真实反映了清代尤其是宫廷的生活习俗与风尚。明清帝王日常衣食住行各种用具,在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中占比最大,举凡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所不包,尤以清代为多。比如帝王追求舒适与唯美的便服鞋帽、珠玉首饰、铺垫幔帐,以及缝纫这些成品所用的布匹丝料等,多达十余万件以上;各地制作的饮食器大宗瓷器,大量供奉内廷,故宫博物院典藏多达三十余万件。清代宫廷造办处还设立四十余个作坊,承制宫内日用所需,包括沐浴盥洗化妆器具、取暖纳凉器具、照明器具等。诸如满族餐饮习惯所用多穆壶、火锅等;清代盛行吸闻的鼻烟容器,即今人当作艺术品的鼻烟壶;传统扇子、机械风扇,甚至盛冰隔热的“冰箱”,以及取暖用手炉、炭盆等,存量均不在少数。床榻、椅凳、桌案、箱柜等家具,故宫博物院尚存有六千余件。皇室生活用品优选良材,巧匠制作,精雕细琢,今天看来均是美妙的艺术品,凝聚着古人的聪明才智。

第三类是清赏艺术品,如历代书画碑帖、宋元瓷器、历代玉器,以及时作清供。为怡情悦性,帝王们多钟情于古书画金石等,皇室从不同渠道汇集了历代大量书画作品。本朝帝王游艺翰墨的作品以及诗文手稿,对后世子孙而言是先王“手泽”,必世世永宝;当朝书画大家与翰林名臣的作品也多有贡献,且宫内专设如意馆招揽画师大量绘制。对内府所藏大量书画作品,乾嘉时期先后敕编《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及续编三编。帝后用于创作或鉴赏书画所用的“鉴藏印”、帝后抒发情感所制的各类“闲章”等,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如“为君难”印,即折射出雍正帝为政的心路轨迹。此外,为展现国力昌盛,纪功垂远,清朝还绘制了各种纪实性绘画,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除了书画以外,历代玉器、清雅宋瓷等也被视为珍奇雅玩搜罗入宫。清帝还敕令研发新品,成为时兴之作,如清代创制的画珐琅器、玻璃器等,以及巧制雅做的把玩陈设玉器、漆器、瓷器、盆景、牙角器、墨砚等,皇帝认为这些作品“宜子孙”而令“子孙永保”。

清代宫中盛行戏曲活动,遗留大量戏曲文物,包括戏衣、盔头、砌末、戏本、戏曲演出人物画等,具有极为珍贵的戏曲史料价值。舶来品钟表,在清代并不主要作为实用计时器,而是作为室内陈设与欣赏之用。今天看来,它们不只是艺术品,而且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机械科技水平,也反映着中外交流的历史。

第四类是文化的直接记录——书籍。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原因之一就在于先人将文化与精神书之典籍,藏之册府,历代递传。文教为先,历代帝王大张旗鼓地搜求古籍。清“世祖入定中原,命冯铨等议修《明史》,复诏求遗书”(《清史稿》),到编纂《四库全书》时,乾隆帝更是连续发布征书谕旨,大规模征集民间藏书。清内府藏书,上溯宋、元,编有《天禄琳琅书目》。除宋元版古籍外,设武英殿刻书处,编纂刊刻的《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等大量殿版刻本均完好保存,武英殿殿版的木板现存24万余块。

第五类是宗教器具。明清皇室有着多种宗教信仰,或佛教,或道教,或萨满教,故宫博物院尚遗存大量神像、供器、法器等,而尤以佛教文物为多,少数为清代蒙藏地区宗教领袖进献,大部分为宫廷造办处所造,如无量寿佛成千上万,佛堂内陈设盈壁满堂。尤其重要的是大量佛像与供器,多存于原清宫各处佛堂,至今摆放位置未曾变动,真实地反映了清代藏传佛教在宫内的表现形式。

第六类是档案。即明清两朝政权运转过程中形成的文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清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情况,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在清末民初几经散佚流转,遗留至今尚有一千余万件,现主要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典藏,少量与故宫宫殿陈设、建筑与服饰、瓷器图样等密切相关者留存故宫博物院。

此外,1949年以后,按照现代博物馆的各类征集藏品方式,又不断丰富藏品数量20余万件。以上所述,仅为概略,篇幅所限,实难细数。我们应该更好地以匠心呵护遗产,深刻诠释其中蕴含的深邃思想与伟大智慧,让其人文精神永远滋养中华儿女的心灵世界,智慧光芒永远照耀中华民族的前进道路。

《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12日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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