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鄂州、潭州失守，南北蒙军会合，沿长江东下，则临安将危在旦夕。
面对极速恶化的局面，南宋朝野大为震惊，权宦董宋臣提出迁都四明（浙江宁波）的主张，打算在敌兵逼近时乘船逃走。
大敌当前，未战先怯，然而因其在理宗朝权势熏天，面对这种逃跑主义的论调，满朝文武竟无一人出言反对。而宋理宗也并非雄才大略之主，听信其言，便急忙命人筹划迁都事宜。
山河沦丧、朝纲废弛，年轻的文天祥目睹这一切忧愤不已，不顾自己人微言轻，以新任宁海军节度判官的身份，向理宗上《己未上皇帝书》，提出护国强兵的四点建议，更在文末痛斥董宋臣窃弄权柄、蠹国害民，请求理宗斩*董宋臣以谢天下，如此方可平民怨、定军心、安社稷。
谁知这篇冒死直谏的奏折，送呈之后竟如石沉大海，没有激起半点波澜。理宗完全置之不理，既没有采纳文天祥的建议，也没有因为乞斩董宋臣而降罪于他。
朝臣中不仅无人出声附议赞同，反倒是有人嘲笑他迂阔浮躁，沽名钓誉。文天祥痛心之余不禁大失所望。
外有强敌入侵，内有奸佞弄权，国家危亡之际，却无法一展热血男儿保家卫国的理想抱负，那要做这个“承事郎、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的官职又有何意义？
文天祥一气之下，辞官拂袖而去，再次返回庐陵老家。
宦海沉浮，多事之秋庆幸的是，大厦将倾之际，命运再次眷顾了垂死挣扎中的南宋王朝。
1259年，大汗蒙哥意外战死于钓鱼城下，南北两路蒙军闻讯立即撤兵返回漠北，对南宋而言，迫在眉睫的危机就这样意外得以解除。
而文天祥弃官归乡不久，朝廷又改任他为镇南军（南昌）节度判官厅公事，此后几年，文天祥的仕途经历，便是在辞官、重新任命、就职、再遭弹劾的循环中，不断往复。
这时的文天祥，在南宋的权力游戏中，凭着报国之心横冲直撞，但官场之上，步步陷阱、处处机关，而其空有一腔热忱，却屡为暗箭所伤。
1263年，因在江西瑞州太守任上政绩突出，文天祥被调往京师任礼部郎官，只是其就任不足一月，理宗驾崩，太子赵禥继位，是为宋度宗。
在理宗时期便甚为得宠的贾似道，因拥立之功，在度宗继位后，更是大权独揽、只手遮天，南宋朝堂的政治生态更加恶化。
偏偏文天祥这样一身正气的“刺头”，最看不惯奸佞小人把持朝政、胡作非为，身为礼部郎官的他，借着替度宗草拟圣旨的机会，对贾似道严加斥责，触怒了这个当朝最显赫的权贵，并因此于1270年再次受弹劾罢官。
只能说文天祥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性格，在南宋末年乌烟瘴气的官场氛围中，注定无法长久。
此后数年，对于寄寓山野的文天祥而言，是痛苦而矛盾的——他想要纵情于山水之间，远离纷扰混浊的官场；但国事糜烂，他又迫不及待地想要重回朝堂，为国效命。
文天祥暂时离开了，南宋君臣依然在醉生梦死、歌舞升平。只是在北方虎视眈眈的蒙古帝国，1260年忽必烈继位后，经过与其弟阿里不哥数年的汗位之争，终于在1268年，拉开了新一轮侵宋战争的大幕。
千金散尽，国士无双卷土重来的忽必烈，吸取了蒙哥兵败蜀中的教训，又采纳了降将刘整等人的建议，将战略重点由川蜀转移至荆襄，冀望攻下襄、樊后，经汉水入长江，再挥师东下灭宋。
1267年整个战役开始时，襄、樊两城便陷于蒙军的包围之中，城内军民经过长达六年艰苦卓绝的抵抗，最终1273年，守将吕文焕开城投降。
襄阳失守后，当年十二月蒙军再克鄂州，随即主帅伯颜挥师东下，直扑临安。而南宋这边，1274年8月度宗驾崩，年仅4岁的恭帝赵㬎从父亲手里接过了王朝风雨飘摇的烂摊子。
面对顺江而下的蒙军，1275年，贾似道统帅南宋最后的十三万精锐西出池州迎敌，但这个畏战怯敌的小人，先是向伯颜乞和遭拒，而后在两军激战正酣之际，竟私下乘小船逃离。南宋军队群龙无首，一片混乱，粮草辎重全被元军夺去，军士死伤逃亡不计其数。
最终，这场宋蒙主力的决战以南宋的全线溃败告终。南宋官方成建制的抵抗力量已全部瓦解了。
王朝覆灭在即，太皇太后谢道清急发《哀痛诏》，号召天下兵马共赴国难，进京勤王。
悲哀的是，整个南宋王朝的文武官员，不是有心投敌便是保持观望，除了文天祥和张世杰之外，竟再无一人响应。
当时文天祥正在江西赣州任知州，接到诏书之后，不禁失声痛哭，随后便毁家纾难，捐出全部家财充做军费，更把母亲和家人送到弟弟处赡养，以示破釜沉舟。
在文天祥的感召下，一支以农民为主、知识分子为辅的爱国义军在极短时间内组成，总数达二万余人。
只是身边的好友都劝阻文天祥，以这样一支临时征召的部队，去抵抗蒙古的虎狼之师，无异于自寻死路。
而文天祥却泰然答道：国家养士三百年，如今社稷危亡之际，却无一兵一卒愿意挺身而出，实在令人心痛，我当然知道事不可为，只是希望我的以身殉国，能令天下忠臣义士闻风而起。
英雄之所以称为英雄，不是因为他们生而高尚，而是因为他们在那些关键的历史瞬间，能选择逆流而上。
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不是因为他们无所畏惧，而是因为他们在恐惧面前，虽势单力薄，却从不退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