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原名查良铮，20世纪中期我国著名的诗人、翻译家。1940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并留校任教，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
1952年，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穆旦，本可留在美国的一些大学里任教，也可以靠着写诗就能有很好的生活。但他却坚持要回国，要将一些优秀的国外文学翻译给新中国的读者。
可当时正值朝鲜战争，美国政府不允许在美的中国籍高级知识分子离开，穆旦几近周折，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才冲破重重阻挠，最终回到了祖国，在南开大学任外语系副教授。
一回来，穆旦就开始紧张的翻译工作，为了给这个民族增添文学滋养，他甚至停止了写诗，以便专心于译作。5年内，他便翻译出版了普希金的好几部代表作，以及《拜伦抒情诗选》《济慈诗选》等等，他的译作发行量很大，以至于没人知道他是诗人穆旦，只知道他是翻译家查良铮。
除了翻译外，他的书也教得特别好，在南开有口皆碑。然而，穆旦个性正直坦诚，他不会逢场作戏，更不会说假话，遇事总是喜欢仗义执言，因此很不得一些人的喜欢，这也为他后来的厄运埋下了隐患。
1959年，在南开大学“反右倾”运动中，有人翻出了穆旦的过去，举报了他，天津中院随即宣布穆旦为“历史反革命”，判处他接受“机关管制”“监督劳动”。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紧接着日军入侵缅甸，当时的滇缅公路已成为中国坚持抗战的生命线，它是援华物资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中国军民天天修，日本人则日夜轰炸。
“好男儿当捐躯为祖国，不该苟且偷生。”1942年，已在南开任教的穆旦，积极响应号召，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并担任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国民党高官杜聿明和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的翻译官。后又上了最前线，进入到被誉为“魔鬼之谷”的胡康原始大森林，同行的5万多同胞都葬身于此，而穆旦在历经8天饥饿和身染痢疾之后，竟奇迹般地捡回了一条命。
然而，正是这段经历让穆旦此后厄运连连。他被分配到校图书馆里接受“劳动改造”，白天要从事打扫厕所、楼道等杂役，晚上则要写“思想汇报”“认罪反省”。
4年后，穆旦终于被解除“管制”，成为了图书馆的普通员工，虽然他仍然要定期写思想汇报，但毕竟能重新提笔了，此时的他决定完成一个宏大的计划，翻译英国作家拜伦的名篇——《唐璜》，他曾对妻子说：“《唐璜》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一部诗体小说，我一定要让中国的读者读到它！”
此后，每天下班后，穆旦便急匆匆地赶回家里伏案翻译，他常为一行诗、一个字而整夜不能寐，为一条注释、一个疑点而跑遍天津和北京的图书馆。
穆旦用了整整3年时间，终于完成了2万多行的《唐璜》初译稿。但就在此时，“文革”爆发了，穆旦再次陷入困境，好在他拼死保住了《唐璜》的手稿。
1973年，穆旦修改好了《唐璜》，并试探着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信，询问能否出版，编辑回信说，寄来看看。穆旦兴奋不已，他捧着回信，反复地说着：“他们还是想看看的。”
他用牛皮信封小心地将译稿包好，并在扉页上写上鲁迅的名句，用于激励自己：“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1976年的一个晚上，穆旦不幸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造成严重的骨折，但他坚持在家里休养。此后的他，每天架着拐杖，艰难地来到书桌前，铺开稿纸，坚持每天十几个小时的翻译工作，连除夕也不例外。
由于长时间的劳累，穆旦的腿伤越来越严重，一年多后不得不住进医院手术。手术的前两天，穆旦将译作的全部手稿都整理好，然后放进一个手提箱里，“我把我喜欢的拜伦和普希金的诗全部都译完了，”他如释重负地对16岁的小女儿说，“好好替爸爸保存它们。”
谁也没有料到，就在手术的前一天，穆旦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59岁。
穆旦去世3年后的1980年，《唐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985年春，穆旦的骨灰落葬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里，陪伴他的是一部散发着油墨香的《唐璜》。
文学界这样评价这部力作：“《唐璜》是一部杰出的译作，查良铮对语言的把握程度，绝非他人能比，它保持了拜伦的口语体及讽刺艺术的几乎一切特点，读起来跟原著一样流畅生动，让人如品美酒，回味无穷……”
1981年，穆旦被平反，有友人为他送上了一副挽联：“坦荡荡玉壶冰心，血热热耿介忠魂！”这或许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吧。
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穆旦曾这样写道：“我至今仍认为，人只能或为理想而活着，或是为物质享受而活着，享受到手的可能淡而无味，只有理想使生活兴致勃勃，人生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来源丨思维与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