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天花了19小时看完了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
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以1946年至1947年间东北土地改革为背景，上部主要描写了队长萧祥率领土改工作队，开进松花江畔的元茂屯，组织广大贫苦农民反抗恶霸地主韩凤岐（韩老六），最终克服重重阻力，审判了韩老六，并且消灭了想为韩老六报仇的韩老七（韩老六兄弟）土匪武装，胜利捍卫了来之不易的土改运动成果。
下部主要描写了在萧祥带领工作队离开元茂屯后，原先元茂屯农会领导成员的工作也陆续调动，元茂屯农会开始混入投机分子，被国民党特务张富英、李桂荣等窃取了农会领导权和土改运动成果。萧祥回到元茂屯后再次率领广大贫苦农民夺回农会领导权，之后，元茂屯在贫雇农团长郭全海的领导下，进一步清查和接收地主财产，开展分土地、分浮物、发动落后农民、抓特务、农业生产等工作；元茂屯土改完成后，广大贫苦农民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土地和牲口，由于他们留恋新生活，不愿参军入伍，元茂屯征兵工作陷入僵局，新婚的农会主任郭全海主动带头参军，众多青壮年在主任的感召下，踊跃报名参军，引起了元茂屯的参军狂潮，最后四十一个即将入伍的结实小伙子，在乡亲们“早日消灭蒋介石匪帮”“一人立功，全屯光荣”的鼓励下踏上了新征途。
二
在旧社会，恶霸地主可以随意强奸妇女，可以随便刑罚农民，他们横行霸道、抢掠土地、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东北沦陷后，恶霸地主又甘当汉奸卖国贼，受日本鬼子驱使，向日本鬼子摇尾献媚，盘剥压榨农民，为自身谋取最大利益，随意向农民摊派官工，让日本鬼子处死与自己有积怨的劳工，*害抗日联军干部；后来又组织地主武装，抵抗八路军，打死人民军队战士；与“国民党中央军”和土匪强盗沆瀣一气，抢劫屯子糟蹋妇女…在地主阶级的残暴统治下，广大贫苦农民毫无人性尊严，毫无生活希望，只能逆来顺受任人欺压，在沉重的苛捐杂税下苟延残喘，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
由于几千年来广大贫苦农民一直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处于极端弱势的地位，在统治势力的残酷压迫下，他们不得不谨小慎微、畏葸不前；
农民对于土地以及自身的利益，要比那些两脚不沾泥的知识分子要清楚得多，土改运动能够获取的收益，以及恶霸地主制造的血海深仇，元茂屯不识字的农民也不是不懂，只是由于当时时局未稳，政权更迭频繁，势力盘根错节，投身土改运动的风险太高，稍有差池，就会粉身碎骨。残酷严峻的斗争现实，迫使当时的农民不得不小心翼翼，采取谨慎观望、消极应付的态度。
农民根深蒂固的旧思维和严峻复杂的形势给工作队开展工作带来很大的阻力，土改工作队又不能包办代替，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动员广大贫苦农民自己起来反抗，发动群众起来把封建堡垒干净全部彻底地摧毁。
但“群众并不是黄蒿，只要工作队划一根火柴，就能点起漫天的大火。”
作品以极接地气的生动笔触描写了共产党带领广大贫苦农民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艰辛与不易，以极大的热忱讴歌了共产党领导广大贫苦农民反抗恶霸地主残酷剥削压迫，推翻旧秩序旧世界，建立新秩序新世界的合理性、必然性和正义性。
使土改运动在真实的跌宕起伏中更显波澜壮阔，特别是站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回头看，如果没有土改运动，就没有开天辟地的伟大飞跃，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今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我们今天所有的骄傲和自豪，所有的一切和希望，都将不复存在，最多也就是成为另一个低配的印度。
马克思说过，“革命是群众的盛大节日”；唯物史观认为，革命就是迈向一个新时代巨变性的跨越；革命也是一种实现正义和恢复秩序的行为，是走出“王朝周期律”怪圈的“指南针”。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它的合法性无需论证。那些同情极少数善良地主的善良人们，笔者和他们抱有同样的善意和同情；但对于那些表面上同情极少数善良地主，实则想否定整个土改运动进而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再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和执政根基的居心不良者，在此只能引用郭松民老师抨击方方女士为地主阶级哭坟的文章作为回应。
“消灭地主阶级是历史必然，回望历史，地主阶级当然不是像方方美化的那样，是一种温馨的、田园牧歌式的所在，而是另有其面目。
中国自秦汉以来，地主阶级无节制的土地兼并，已经成为王朝周期性崩溃的基本原因。到了近代，地主阶级则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
1949年以前，全国农田的一半以上控制在不到农户人口7%的地主、富农手中，而占农户人口57%以上的是贫雇农，地主占有可耕地是贫雇农的40倍。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个事实是土改发生的基本前提。
凭借对土地的占有，地主阶级索取了农村的大部分剩余。但是，他们并不愿意把这些剩余拿到城市里投资工商业，而是用来购买更多的土地或用于奢侈生活的消费（他们消费的工业品主要是列强倾销的洋货）。地主阶级的存在，不仅使中国的工业化长期无法完成——这是中国近代以来不断“挨打”的基本原因，而且由于他们对农民的过度榨取，引发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退化——这是近代中国饥荒不断，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00多年的时间里，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总人口基本没有增长的基本原因。
潘光旦教授曾经在苏南考察过土改，他发现：“地主阶级有权、有势又有钱。他们的钱是决不再投进生产中去的。他们的钱只有三条出路：购买土地、埋在地窖里与享受奢侈的生活。三条出路其实是一条出路，因为购买土地与埋藏钱财在地窖里的最后目的，还是为了奢侈生活的享受。”“在这种恶性循环的影响下，生产力的提高与发展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有钱的地主不从事生产，不愿从事生产，也可以不从事生产。地主的钱是用来修筑花园了，大吃大喝了，购买土地了，埋在地下了。而从事生产的劳动农民却没有钱，因为劳动农民辛勤所得的钱，通过‘租米重’与‘利钱高’两条路子，已经变成了地主的钱。农民既然没有了钱，便不能买耕牛，不能买水车，甚至不能买一两把铁锄。”
通过土地改革，“到1953年春，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都已完成。全国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获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七百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
土地改革产生了三个后果：首先，国家终于有了资金启动近代以来被一再延宕的工业化进程；其次，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对工业品的需求使得民族工业第一次有了辽阔的国内市场；第三，农业剩余终于可以拿出一部分来用于农业本身，在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下进行了二十多年高强度的农田水利建设，大幅度提高了粮食产量并降低了旱涝灾害损失，到1980年前后初步解决了存在了近三百年的“粮食总产量不够全国人口吃饱”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4亿5千万左右飙升至8亿！
土地改革，功德无量！为中华民族开万世太平！
地主阶级，应该被消灭（指政治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消灭，并非生理学意义上的消灭），一定要消灭。不消灭地主阶级，中华民族将毫无出路！消灭地主阶级，不仅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最大的道德！”
三
《暴风骤雨》语言整体比较简洁质朴，弥漫着一股下里巴人特有的泥土芬芳。
小说质朴的语言和方言艺术完美统一，呈现出自然糅合的流畅之美，立场鲜明且通俗易懂，白丁不觉其深，是人人可以尽情享用并从中获益的文学大餐。
周立波选用了能够被人民群众接受的日常语言作为叙述语言，将最具代表性的农民口语和东北方言融入文学作品中。
他曾说：“在运动中，通过种种方式，我在半年里，了解了平常几年都不能了解的透彻的情况，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东北农民生动的语汇。”
他在《谈方言问题》中还认为，采用方言，不但不会和“民族的统一的语言”相冲突，而且可以使文学创作的语汇丰富、语法改进，更适宜于表现人民的实际生活。
在《暴风骤雨》中，能看到周立波主动将东北方言融入文学创作之中，以增加文学语言的表现手法，让作品更具鲜明的东北个性。
这部作品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有大量的时代方言，不看注释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比如交出荷（纳粮）、胡子（土匪）、捡洋捞（发洋财）、拉大排（成立地主武装）、老母猪不翘脚（庄稼长得矮小）、扎古丁（抢劫）、逛道儿（逛窑子）、卖大炕（卖淫）、嗜好（抽大烟）、老绵羊票子（伪满钞票）、劳金（长工）、冷丁（突然）、烧锅（酿酒坊）、撇子（耳光）、老鼻子（多）、跑腿子（打单身）、大咂咂（乳房）、煮夹生饭（对不成熟的地方加强工作）、没上头（没结婚）、卖呆（看热闹）等等。
这种具有明显时代烙印的方言，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代入感，让人耳目一新又不影响阅读体验，大大增加了作品的时代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
具体时代历史背景有哪些时代特点，文学作品很大程度都要在言语中表现出来，特别是现实主义作品，如果没有这些极具时代烙印的词语、语言，特定的时代风貌以及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等方面就会显得模模糊糊，给人一种别扭的朦胧感。没有特定的时代语言和地域方言，尽管也不影响人物情节发展，不会弱化作品的思想和主题，但从整个作品看，没有了就会大为逊色。
四
作品中还刻画了许多鲜活的人物形象，有恶霸地主韩老六、队长萧祥、中农刘德山、农会主任赵玉林、白玉山、白大嫂子、郭全海、刘桂兰、老孙头孙永福等等。
笔者觉得刻画得最成功的人物是老孙头。老孙头，五十一岁，赶了二十七年大车。作品就是从工作队被赶车的老孙头拉到元茂屯开始的，当韩老六长工赶马车从水洼处奔驰而过，溅得老孙头满身泥浆也不赔礼的时候，“老孙头用衣袖擦擦脸上的泥浆，悄声地骂道：“你他妈的没长眼呀！”一个老实胆小又有点小脾气的农民形象跃然纸上。
韩老六叫李青山请初到元茂屯的萧祥队长去韩家大院赴席，被萧祥严词拒绝后，老孙头说：“这可不见得，嘴头子生在你个人的鼻子底下，是软是硬，还能由人吗？要是谁请我，我一定去，吃喝完了，把嘴头子一抹，捎带把脸也抹下来了，事情该咋办，还是咋办。”一句话把老孙头的滑头、好贪小便宜和政治上的不成熟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老孙头亲自参加了实际斗争，并经过思想教育后，老孙头会说：“咱们都是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就是勇敢分子，遇事都得往前钻，不能往后撤。要不还能带领上千的老百姓往前迈？大伙说，这话对不对？”
“咱们走的是不是革命路线？要是革命路线，眼瞅革命快要成功了，咱们还前怕狼后怕虎的，这叫什么思想呢？”这时候，一个贫苦农民经过工作队的教育和自我改造，思想上正在逐渐成熟，在实际斗争中已经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尽管他仍有自己的小算盘，但无论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利，他的态度和表现都会影响到元茂屯其他农民，客观上都有利于土改运动的推进。
农会干部白玉山把自己分到的一垧好地跟别人对换一垧坏地，被媳妇知道后吵吵闹闹非要到农会要回来时，两人在争执中白大嫂子无意间打伤白玉山的事情根根梢梢都告诉老孙头后，老孙头会安慰白玉山说：“老娘们嘛，脑瓜子哪能一下就化开来了？还得提拔提拔她，往后，别跟她吵吵，别叫资本家笑话咱们穷伙计。”而当时他嘴里这么说着，心里却想：“要我分一垧近地，也不肯换呀。”
老孙头这个心理状态在后面的分马换马和为郭全海争抹斜地都有描写，这个心理状态极其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和经历，令人信服。
革命过程虽像暴风骤雨般迅疾猛烈，但要彻底改造一个年过半百、有点滑头、精于打自己小算盘的贫苦农民，彻底铲除农民根深蒂固的小农思想，在短时间内是绝对不可能的，周立波在作品中并没有扭曲生活的逻辑，没有违背老孙头的思想和行为，真实反映出具体时空下人物的真实状态，他以丰富的生活经历、高超的艺术素养和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成功创造了老孙头这个人物形象，真正履行了巴尔扎克所说的“*官”的职能。
郭全海带领人们到杜善人家扒浮物时，无意间发现了地主的旧地照和翻把账。
“元茂屯农会干部(共产党官儿)赵玉林、郭全海、李常有、白玉山、张景祥……”栽花先生往下念。元茂屯的小组长的名，都记在上头。底下是分他东西的人的名字。谁分劈他一石元豆，一斗高粱，一棒子豆油，一个笊篱，他都记上了。谁家分了他的什么马，是骒马，还是儿马；什么毛色，几岁口，也都明明白白写上了。
…
栽花先生念完名单，老孙头走到他跟前，压低声音问：
“干部里头，有咱的名没有？”
“没有。你分他一腿马，倒是记上了，一个黄骟马的一条腿，对不对呀？”
老孙头挺直腰眼说：
“对，咱不赖账。干部里头，咋没我名？萧队长是咱用胶皮轱辘车接来的，他一来，咱就干了。”
栽花先生摘下眼镜子，笑着说道：
“对，他拉下你了，给你添上。”
当搜到地主的变天账时，老孙头第一反应竟是问干部里头有没有他，听到干部名单里头没有他还不服气，硬是叫栽花先生给添上了，这里只用了两句话，就把老孙头浅薄的虚荣心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觉得既好笑又亲切真实，老孙头这个人物形象，无论是说话方式、性格还是为人处事的特点，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他有着触手可及的真实感，有着让人信服的强大艺术感染力，如果没有生动鲜活的老孙头，这部作品会逊色很多。
一个人物形象在作品中能否立得起来？
能否拥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是否具备成为典型艺术形象的潜力？
主要不是看ta有没有主角光环和人性光辉，而是要看这个人物是否符合生活实际和真实生活的发展逻辑，要看这个人物的经历、性格、思想、行为、言语是否真实且高度一致，真实是一切艺术征服读者和观众的起码的条件，当然，人物真实不是空中楼阁，它必须建立在作品整体真实的基础之上。衡恒觉得周立波创作的老孙头，丝毫不亚于曹雪芹笔下的刘姥姥。
当元茂屯乡亲去合作社查封货物时，如果是萧祥或郭全海像老孙头那样：“站在酒篓旁边，揭开盖子，使提篓往外舀酒，笑眯左眼说：“我尝尝这酒，看掺水没掺？”说着，把酒倒在一个青花大碗里，喝了一口，又尝一口，喝完一碗，又倒一碗，喝得两眼通红，酒里掺水没掺，他没有提了。”那就会严重影响萧、郭两个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如果是老孙头这样，不仅没有任何违和感，还丰富了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
作者只有抓住各种情节契机，在各个场景和细节中描写“这个人物”——哪怕只是东鳞西爪地表现一下，这个人物就能在点点滴滴的描写中逐渐成熟饱满起来，及至全书结束，一个丰富而完整的艺术形象也就栩栩如生了。
五
周立波在1939年12月到达延安，1942年5月，他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前还与何其芳、严文井等人受邀到*家里吃饭谈文艺问题。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他反思批判了自己“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情趣，表示要深入生活、大众化，真诚地为工农兵而创作文艺作品。
周立波后来多次撰文谈到《讲话》的意义和对他的影响。1943年4月，他在《后悔与前瞻》中说，“参加了这个会以后，我觉得受了很大的教育”，*的讲话让他改变了在乡下和前方时的“做客”心态，学会了对民众语言的运用。”
周立波在《谈思想感情的变化》一文中写道：“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是一个穷困的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在革命环境里的时间也很长了，按道理说，我的思想感情应该比较接近工农兵，而小资产阶级的情绪要少一些吧，但在事实上，由于旧社会的影响，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的灰尘的不时侵袭，由于在旧式学校里养成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积习，*同志的下面这句话：‘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是很适用于我的思想情况的。”
为写这篇读后感，衡恒又重读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结论的第四部分是讲文艺批评的。
“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
笔者觉得《暴风骤雨》政治标准是完全合格的，但关于艺术标准，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第一，作品整体结构比较随意和松散，有些情节推进过于简单和唐突，比如杨老疙瘩刚被韩老六策反，就被农会发现，接着就蹽到外屯收买猫皮去了。这个人在作品中几乎是刚出现就谢幕，作者弱化了这类人的现实矛盾冲突，对这个人的描写过于简单，客观上让这个人物变成了工具人。
如果描写这个人是为了反映有些投机农民本身不纯粹的革命目的，想要表现他们的自私和无原则，给工作队和农会增添了挫折和困难，就应该抓住这个契机把矛盾冲突表现得更深入、更具体一些，以使读者更深切地感受真实复杂的土改运动，感受那个艰难而曲折的斗争过程。
第二，从工作队来到元茂屯后，韩老六一系列操作和表现来看，这个精明狡猾、极富心机，又懂得能屈能伸的恶霸地主，是不太可能发现猪倌吴家富想出去参加唠嗑会就把他往死里打的——这等于把自己送上绝路，这个情节尽管符合恶霸地主平时当土皇帝时的蛮横做派，也足以让他死得合理合法，但这个情节与韩老六之前的表现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不可避免会让读者对这个情节产生质疑，进而对这个人物的真实性产生质疑；要知道，韩老六之前一系列阻碍工作队和扰乱人心的小动作就是为了避免自己走上绝路，他发现猪倌出去的情节不足以促使他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不足以让他的行为一下子来个180度大转弯，这个情节发展和人物行为有点不合常理，是作品的一大硬伤。
第三，“张景瑞翻鞍下马，气喘吁吁地冲郭全海叫道：“来扫堂子的来了。”
郭全海冷丁吃一惊，慌忙问道：“哪个屯子的？在哪里呀？”
民信屯过来扫堂子的情节，也被作者三下五除二处理得皆大欢喜、和和美美，让人目瞪口呆，感觉这类事件也太好解决了，简直就是几句话的事，但如果真的这么简单就能解决，又何必用“翻鞍下马、气喘吁吁、冲、冷丁吃一惊、慌忙”来描写元茂屯农民听到后的反应，不成了无的放矢自找慌张吗？
农民虽然是执政党的基本盘，但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小农思想，根本不可能随着地主阶级的迅速覆灭一同消亡，如果扫堂子是土改运动时期普遍出现的棘手情形，那就更应该表现出处理这类情形时的有效做法，甚至可以借领导之口来一番说教，把元茂屯和民信屯的情况塑造成典型处理模式，以便其他地方借鉴学习。
描写扫堂子在政治方面，笔者看不到有什么大忌，流氓、落后、窝藏、反水都可以写，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民信屯扫堂子只是个例，不带普遍性，那就完全没有必要在作品中表现出来，这有悖于作品的创作初衷。
第四，关于《暴风骤雨》的人物形象，让人感到不满足的是作者没有把人物的发展及转变过程描写得更仔细、更清晰一些，处理得过于简单，这一点给有意识形态偏见和情感立场不在农民一边的人提供了口实。
比如赵玉林、白玉山、李常有、郭全海、张景瑞等积极分子是如何成长起来的，赵玉林在迈出无法回头的那一步时，只有那么简单的纠结和担忧吗？跟小王聊了一天就能发生这么大的转变吗？同样有家室的白玉山的纠结和担忧是不是和赵玉林一样？他又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冲突？其他人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改变的？是什么触动了他们的内心？他们又是怎么逐步突破原先的自己变成先进人物的？又是什么吸引他们加入共产党？从一个普通农民转变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需要经受什么样的灵魂拷问和精神洗礼等等等等。
以上这些不是表现得过于简单，就是没有在作品中表现出来，让人觉得是作者的笔在决定他们成长进步，而不是实际生活促使他们发生改变。
目的性、政治倾向与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文学作品恰恰需要依托真实而丰满的人物形象来“载道”，人物形象如果过于虚假或单薄，就很难引起读者思想和感情上的共鸣，只有在作品中看到真实的历史和生活，看到立体饱满的活生生的人物，作品才有可能成为一部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完美统一的优秀作品，才有可能打动读者，从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第五，这部作品文学性不高，除少数景色描写比较优美外，没有特别出彩的描写，整体文笔中规中矩，描写太过质朴无华，削弱了文学作品特有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在情感建构、意境营造、思想深度等方面略有不足。
是不是作者着重追求方言艺术为作品增色而忽略了语言修辞？关于词句美感不够及力量不足，衡恒觉得十七年优秀红色经典的《林海雪原》《创业史》也有类似的不满足。不知道是作者能力不足，还是当时国人整体文化水平较低，作者不得已要选择相对平实的口语化叙述以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也就是说他们创作目的倾向于大众普及而不是少数提高。
六
《暴风骤雨》是践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理念的文学产物，作者用坚定的理想信念、生动的革命实践、扎实的文学功底、真挚的情感立场，绘制了一幅中国农村彻底推翻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历史画卷，真实展现了共产党领导贫苦农民英勇斗争的艰难历程，也塑造了一座无愧伟大时代、不负伟大人民的文学高峰。
这是一部不朽的文学经典，是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尤其是其对根本问题和原则问题的坚守，是文学品格最耀眼的闪光，它可以照出今天中国文坛的迷茫和缺陷，照亮今天中国文学前进的方向和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