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一切高度文明的城堡被攻克后，下场总是特别悲惨。因为胜利者知道，城堡里边已经形成了一种远远高于自己的文明秩序。攻下来后，无法控制，无法融入，无法改造，除了毁灭，别无他途。
《杭州宣言》
杭州的美丽，已经被历代文人倾注了太多的描写词汇。这是世间一切大美必然遇到的悲剧，人们总以为大美也可以被描写，因此总让它们沉陷在一大堆词汇之间。而这些词汇，同样可以描写小美、中美、平庸之美、勉强之美、夸饰之美。这情景，就像是一位世界等级的歌唱家被无数嘈杂的歌喉包围。
大诗人在这里用泥土和石块写字，把笔墨吟诵交给小诗人。他自己的诗句，只是躲在水草间、石槽里掩口而笑，绝不出声，以防小诗人们听到了颓然废笔。
如果把西湖化作美女西施，那么，这位美女已经病入膏肓，来日无多。诗人的职责是描写美女将死时的凄艳，而苏东坡则想救她。因此，他宁肯不做诗人，也要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她是妖，也是仙，因此什么事情都难不着她。但当她只想做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时，那就难了。
大家全然忘了，不管是状元、进士还是作家，他们作为文化人也只是故乡的儿子。在自然生态面前，他们与所有的相亲一样谦卑和渺小。
《黄州突围》
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间就有了气势，有了伟大与渺小的对照，有了时间和空间的倒错，因此也就有了冥思的价值。
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哄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它、榨取他、毁坏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把诸多文化大师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这静默算不得抗争，也算不得舆论，但着实透着点儿高贵。相比之下，历来许多诬陷者周围常常会出现一些不负责任的热闹，以嘈杂助长了诬陷。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与古今往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寞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会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溪流汇成了湖。
《山庄背影》
康熙与他正相反，把生命从深宫里释放出来，在旷野、猎场和各个知识领域挥洒，避暑山庄就是他这种生命方式的一个重要吐纳点。
既然康熙对汉文化认同得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认同呢？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字彬彬的凄怨灵魂。
《宁古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