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的沈尹默
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沈尹默在而立之年被许炳堃推荐，到北京大学任教，始在预科教中国历史，次年开始教汉魏六朝诗文和唐诗，与随后到北大任教的其弟沈兼士和朱希祖（逷先）、马裕藻（幼渔）、钱玄同（中季）、黄侃（季刚）等章门弟子同聚北大。他们继承朴学传统，注重考据训诂，析事论理力求准确，以治学严谨著称。
作家矛盾（沈雁冰）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他在《我在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的三年》中说：“沈尹默教国文，没有讲义，他说,他只指示研究学术的门径,如何博览，在我们自己。他教我们读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篇，韩非子的《显学)篇。他说先秦诸子各家学说的概况及其互相攻计之大要,读了这三篇就够了。他要我们课外精读这些子书。他又说《列子》是伪书,其中还有晋人的伪作,但《杨朱》篇却保存了早已失传的“杨朱为我”的学说。”“至于文学方面，沈老师教我们读魏文帝《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乃至近人章实斋的《文史通义》;也教我们看看刘知几《史通》。”“沈老师说他自己也喜欢黄山谷的诗,但他不是江西诗派。”
显然，辛亥革命以后，北大的教学已不同于京师大学堂了。
“一校一刊”的结合与发力
北大初创，衙门积习深重，校长更迭如走马灯。沈尹默时在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兼课，医专校长汤尔和告诉沈尹默，当局欲请蔡元培来办北京大学，汤认为北大“内部乱糟糟，简直无从办起”，沈尹默则回答说：“如果蔡先生来办，我看没有什么不可以。”汤说：“那我明天就去和蔡先生讲，要他同意来办北大。”
蔡元培（1868-1940）
蔡元培，教育家、思想家、民主主义革命家。浙江绍兴人。1916年底任北京大学校长，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对北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为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五四运动策源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创造了条件。曾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为中国近代教育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著作编为《蔡元培全集》。
蔡元培先生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回忆：“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就在汤尔和与沈尹默谈话后大约第三天，尚未就任的蔡元培特意去译学馆（北大预科所在地）拜访了正在上课的沈尹默。这让沈尹默大吃一惊，颇觉意外。因为当时“社会上已轰传蔡元培将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先生已是中年以上的人了，阅历、世故应是很深”，却在赴任前来译学馆这个公开场所与其见面，并谈及汤尔和介绍，特来拜访。沈尹默十分感动，“心中就有一个念头，北京大学应当办好，蔡先生负重名，我们应当帮助他把北大办好。”于是沈尹默在回访蔡元培校长的一次长谈中，建议他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二、成立评议会，教授治校；三、规定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学生到外国留学。”并说自己的建议以成立评议会最为重要。“蔡先生深以为然，完全采纳，向当局提出，果然达到了目的。”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便是礼聘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此事说来真巧。有一天，沈尹默从琉璃厂经过，忽遇来北京为《新青年》组建新公司募股的陈独秀。故友重逢，大喜。即要他暂时不要返沪，说过天去拜访。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一文中回忆此事时写到：“我回北大，即告诉蔡先生，陈独秀来北京了，并向蔡推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先生甚喜，要我去找陈独秀同意。不料，独秀拒绝，他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我再告蔡先生，蔡云‘你和他说，要他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吧。’我把蔡先生的殷勤之意告诉独秀，他慨然应允，就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他自己就到北大来担任文科学长了。”当然，陈独秀来任北大文科学长，也与蔡元培和陈独秀曾是故交，且蔡元培得知陈独秀来京“即往访，与之订定”有关。
陈独秀（1879-1942）（选自《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
陈独秀，安徽怀宁人。革命家、思想家、学者。1917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和文科学长。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1年7月至1927年7月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论著编为《独秀文存》等。
蔡元培先生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谈到：“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蔡元培先生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中说:“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但《新青年》搬到北京后，并未如陈独秀等人所愿，立即风行天下。
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月刊在上海问世。创办者陈独秀在第一卷第一号《敬告青年》中说:“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并以“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之六义“明其是非，以供抉择”。《新青年》创办之初即鼓励新文学，提倡文学革命，认定“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在第二卷中公开明示“得当代名流支助”，并在此卷中发表了李大钊的《青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和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等经典之作，但刊发后在社会上反响不大，“即便能引起少数知识精英的参与，影响力主要还是局限在小众范围内。”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陈独秀、胡适等人虽口口声声倡导白话文新文学，但此前所撰写刊发的文章几乎全是文言或半文言文，这在读者看来岂不自相矛盾，更难以鲜活的形象激起读者思想和情感的强烈共鸣。已因销售不过千册赔本停刊过的《新青年》，再次“因销路不佳，于1917年8月出完第三卷后停刊”。
1917年夏天，张勋率“辫子军”入京复辟。三年之中，两次复辟。在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新旧思潮交锋，国内军阀混战，列强虎视眈眈，精英分子们痛感革新中国之艰巨复杂。民众的觉醒被视为首要，“语文一致”的白话文运动渐成知识界共识和时代洪流。蔡元培对北大的整顿改造，依靠陈独秀从文科开始大刀阔斧推进，广聘教员，整顿学风，创设学科，提倡学术，北大面貌为之一新，可谓以“兼容并包之主义”收鼎新革故之实效，变“官僚养成所”为“研究高深学术”之机关和“完全人格”养成所。1917年11月北京大学本科国文门研究所建立，由沈兼士负责；同年12月国文门教授会成立，沈尹默当选为教授会主任。尤为重要的是，《新青年》此时迎来其实现辉煌价值的“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关键转向——由陈独秀一人主撰的“光杆司令部”，变成了力挺新文化运动的北京大学数位文科教授轮流主编的“同人杂志”。
有了北大做大本营，又有北大同人加盟，《新青年》决定复刊，仍以月刊形式刊发，每卷六期，并正式成立编辑部。自第四卷第一号起由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等“编辑部同人”每人负责一期，《新青年》“六大主编”由此得名。后因陶孟和、刘半农预备出国留学，李大钊、高一涵替其主编了第六卷各一期。《新青年》编辑部核心人物陈独秀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同人皆为北京大学教授，虽然他们思想性格各异，但都以倡导新文化和救国图存为己任。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倾注心血不计报酬地承担《新青年》编辑组稿工作，同时也是《新青年》的主要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