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对沈尹默的新诗极为赞赏，他为沈尹默《秋明室诗稿》所作序称赞其诗“独不失温柔敦厚之旨。宜乎君所为新体诗，亦复蕴偕有致，情文相生，与浅薄叫嚣者不可同日语也。”
《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刊发的《月夜》，只有短短四行，却被誉为新诗史上“第一首散文诗而具有新诗美德”。废名在《谈新诗》中评价说：“与《月夜》同刊的那一些新诗，正是不能有这个散文诗的美德，乃是旧诗的余音。”沈尹默这首诗初看平淡无奇，细品则“其妙处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原载《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1918年1月15日）
与沈尹默并称我国新诗开拓者的胡适，对尹默的新诗备极推崇。胡适在驳斥一些人把新诗视为洪水猛兽、贬得一无是处时，就列举尹默新诗《月夜》说：“几百年来哪有这样的好诗！”在笔者看来，这首诗似有更深的意象——可以看作是在那个特定时代，沈尹默用新诗为《新青年》同人和北大所做的一种形象宣言吧！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新青年》同人将和北大这颗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五四”时期，沈尹默昆仲与好友合影（前排左起）：沈士远 刘半农 马幼渔 徐祖正 钱玄同 （后排左起）：周作人 沈尹默 沈兼士 苏民生
《新青年》力推的新思想新文化运动取得摧枯拉朽般的胜利，不是其第二、三卷，也不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上新诗“三巨头”“粉墨登场”和第三号（1918年3月）刘半农与钱玄同演的“双簧戏”《答王敬轩书》，而是在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了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创造了“真文学”“活文学”和“真正国语文学”，不仅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更正式宣判了“假文学”“死文学”寿终正寝，成为“文学革命”的典范。这是鲁迅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杂志上，也是作者周树人第一次起用鲁迅作笔名。它就像一声惊雷，石破天惊，横空出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成为重要标志。此后，鲁迅“便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在《新青年》上使用“唐俟”“鲁迅”等笔名共发表54篇作品。鲁迅由此被公认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关于《狂人日记》的诞生，周树人说自己因为“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见过张勋复辟，……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就想在绍兴会馆抄古碑中“暗暗消去生命。”面对钱玄同“你可以做一点文章”的邀约，有了著名的“铁窗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答曰：“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此后接连几天，钱玄同都来拜访周树人，在钱玄同的催约下，周树人渐觉希望在于将来，确不可抹*，便答应为《新青年》撰稿。
鲁迅思想的深邃、锐利和笔力之沉雄、犀利，得到了《新青年》同人的一致认可。他和弟弟周作人虽不在《新青年》同人之列，却能受邀讨论有关《新青年》重要事宜。陈独秀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对鲁迅小说表示赞赏：“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后来，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专门提到：“《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从鲁迅日记看，自《新青年》组建编辑部后，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人都在不停鼓动他创作小说、杂文及诗歌，而他们也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就这样，在一篇篇“遵命文学”中，鲁迅逐步走出了自我的“彷徨”，发出了时代的“呐喊”，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主将。
鲁迅先生画像
《新青年》虽从第四卷第一号始，已在刊载白话文和使用新式标点，但《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文，全面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排版，是从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开始的。“一代名刊”的这一做法，被迅速推广到全国各地报刊。《新青年》主推的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促使政府颁布训令和批准有关议案，白话文和新式标点旋即在全国各类学校课本中开始普及，遂使白话文风行全国，代替文言文获得了语言的正统地位。语言和文字统一，则让更多的人通过阅读掌握文化，方便生活，使人民的思想得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解放。
而《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的轮值主编，正是沈尹默。除此期外，沈尹默还编辑了《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第六卷第六号。沈尹默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因为眼睛有病，且自忖非所长”，因此轮到他编辑时，请玄同、半农帮忙代编，并说“编辑委员则仅付名义而已。”这固然不可全看作是谦辞，但也说明《新青年》同人虽是自愿组合编刊，但其相知相惜情谊深重。周树人、周作人兄弟虽不具体编刊，但二人撰稿甚多，且对办刊操心甚多，故也往往被看作《新青年》同人。
《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中称：“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和稍后进校担任国文系教授的吴虞等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随后陈大齐、王星拱等一大批主力教授群体和更多的追求进步的学生群体加入作者队伍，《新青年》成为胡适所说的“代表和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杂志。“因为北京大学一批知名教授加盟，自第四卷第一号改为同人杂志，致力于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发行量增至1.5～1.6万册。”
正因为《新青年》在中国当时思想文化界独领风*“执牛耳”的影响力，与其相呼应的《新潮》《每周评论》等报刊，以及后来“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雨丝社”等新文学社团迅速崛起，加之蔡元培校长所倡导的哲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歌谣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等各类学术团体雨后春笋般出现，和与其相抗衡的国故派、学衡派、调和派、玄学派们，展开新旧思潮新旧文化新旧文学的激战。
中华新文明的创造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及其背后西方文明的侵略，中国遭遇文明困境、国家困境和社会困境的三重困境。
新文化运动在点燃五四运动之后，必将在中国酝酿出新的文明。
1919年5月4日，因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利的消息传入北大，北京爆发“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五四运动，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这“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