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月4日上午，“五四运动与新时代”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五四运动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举行。会议由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和北京大学主办，北京大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和社会科学部承办。来自校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五四运动与五四精神主题进行研讨。北京大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语言文学系韩毓海教授在题为“光荣与梦想”的发言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大学诞生的光荣历程，同时指明未来前进的方向，“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正在走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道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绝不走任何形式的回头路，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这就是我们对五四先贤的最好告慰。”中国青年网经授权，刊发全文。】
光荣与梦想
——在“五四运动与新时代”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韩毓海
同学们、老师们、同志们：
我汇报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知荣辱”。
什么是北京大学的光荣？**指出：北京大学最大的光荣，就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回首峥嵘岁月，所谓“知荣辱”，首先就要铭记北大的光荣是怎么得来的。
1920年3月11日，由李大钊发起的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在北大成立，当年，这些先觉者们把研读马克思著作的小屋，命名为“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者小屋。
研究会成员有：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何梦雄、罗章龙、张国焘等19人，其中，出身于北洋水师的王荷波，因为懂一点德语，成为研究会里唯一的士兵成员，在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上，王荷波当选为中央纪律监察委员。
正是在这一年的8月，27岁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特使维经斯基（吴廷康）来到中国，经北大俄语外教波列夫伊介绍，他找到了李大钊，首次谈到要在中国建立劳动者阶级的政党。李大钊立即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联络陈独秀。
在拜会了陈独秀之后，维经斯基在上海创办了“外国语学社”，通过这个学社到苏联学习的进步青年包括：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等。
而此前，蔡元培和李石曽等已经在北大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就是因为组织湖南学生留法勤工俭学而来到北大，蔡和森等人就是从这里出发，在法国与*、*、陈毅等人汇合，创立了旅欧少年中国共产党。
就是在这一年，李大钊在给陈独秀的回信中，将即将创立的劳动者政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中共最早期的干部，主要出自北大的“新青年”：邓中夏、何孟雄、张国焘、罗章龙、张太雷、伍中豪、刘仁静、谭平山、彭述之等，*是其中的一个，也是最著名的一个。
谭平山，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在中共三大上，他与*一起当选中央局五人成员，大革命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南昌起义。
刘仁静，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理预科，后在哲学系、英文系学习。刘仁静和与1916年进入北大理预科的张国焘，是两个参加了中共一大的北大学生。
罗章龙，1818年9月入北京大学法预科，后入哲学系德文班学习，他1917年毕业于长沙第一联合中学，是新民学会成员，因为没有像*那样上师范，所以他幸运地获得了继续升学，进入北大就读的机会。罗章龙在中共三大上被选举为中央局执行委员。
何孟雄，1919年入北大理科旁听，他与刘仁静、罗章龙、张国焘和邓中夏一样，是由李大钊发起的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曾担任中共第一任北京地委*，他也是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奋起反抗王明路线的人，1931年被国民党*害于上海龙华，年仅32岁。
邓中夏，1917年3月，以邓康之名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他是*在北大工作期间最谈得来的朋友，是中国工人运动和湘鄂西苏区的主要*，1933年被国民党*害于南京雨花台，年仅39岁。
伍中豪，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当时只有17岁。他是比林彪更年轻的红军纵队司令，曾任红四军参谋长，1930年战死于赣南苏区，年仅25岁。他的牺牲，令*痛哭失声。
邓中夏、伍中豪，名字大气磅礴，而其中都有一个中字。他们都毕业于今天的北京大学中文系。
同学们、老师们、同志们，中共北京大学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报告开篇指出：“此时此刻，我们深深地怀念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北京大学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今天的奋斗，就是继承他们的事业”。这些话，激起了全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出席那次大会的，既有“一二·九”时代的老一辈共产党人，也有刚入党不久的青年学子，既有在“两弹一星”中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也有在新时代发愤攻关的科研团队的代表。几代北大共产党人济济一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此情此景，令我慨然动容。
“北京大学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诞生地，是在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而这些话，已经写在了《北京大学章程》的开篇，以任何形式否定这些话，就是取消和否定北京大学，任何违背这个根本点的行为，不仅仅是拆祖宗庙、掘祖宗坟，而且是从根本上背离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背离了五四运动的方向，背离了北京大学的光荣传统。
“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世界上没有一所学校像北京大学这样，与一种思想、一个国家和一个政党的命运，联系如此紧密。坚定不移跟党走，这是为北大的光荣历史决定的。
第二是“明方向”。
*深刻指出：研究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揭示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深远影响，要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来把握。
在五四运动爆发前，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已经在辛亥革命中瓦解了，但是，国家随之陷入军阀割据、四分五裂，中华民族并没有找到破解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办法。而五四运动的根本进步意义，就在于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的局限性，实现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
什么是旧民主主义？就是宪政、多党议会制。什么是新民主主义？就是劳动者政党执政，法治政府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
对旧民主主义的批判，以马克思为最。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最早、也最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已经完全*，其根本问题就是国家被资本绑架而变得极为软弱，而法国就是典型的例子，法国议会中党派很多，且规模都很小，从而没有一个党派可以代表人民或国家的利益，于是，所有的政党都不可避免地被垄断资本所俘获。因此，与其说法兰西是被路易?波拿巴骗取了，还不如说是资产阶级多党议会制度被资本俘获了。
随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明确指出：正是资产阶级多党议会竞争导致国家完全被资本所俘获，当垄断资本掌握了国家之后，这样的政权形式就是“帝国主义”——而列宁提出的“新路”，就是建立完全代表劳动者利益的政党，同时把吵吵嚷嚷的议会，变成一个“工作着的议会”——苏维埃。
一战的爆发，深刻印证了马克思和列宁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批判，也打破了当时中国人的西方梦。李大钊说的很明白：“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则说“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
中国近代的旧政党政治，是戊戌变法“民政”改良的产物，因此，一切政党无非是地方利益集团的代表，连国民党也起源于旧帮会，这些所谓“政党”无一例外地没有纲领、没有主义、没有信仰，更没有担当。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要照搬的也不过是美国的宪政，因为美国的宪政，目的就是处理各州之间的统合问题。但是，历史证明：靠“宪政”、靠一纸宪法不能解决当时中国的军阀割据问题，孙中山临终前，已经认识到——旧民主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一切探索都失败了，新路究竟在哪里？
在探索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艰辛过程中，有两篇重要文献我们不能忘记。一篇是*发表于《湘江评论》的《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这篇文献的背景是一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德国社会民主党决定走劳动者政党专政、把议会变成工作政府的苏维埃道路，正如*在文中所说：“他们第一次翻转面目，已从帝国变成了民国。他们的第二次翻转，或竟将民国都不要了。”但后来革命失败，德国退回了魏玛政治，沿着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道路，走向了帝国主义，于是，方才有将山东利益转让给日本的问题。
另一篇文章是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在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的背景下，李大钊用“十个胜利”评价其历史意义（人道主义的胜利，平和思想的胜利，公理的胜利，自由的胜利，民主主义的胜利，社会主义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赤旗的胜利，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指出：俄国走出了劳动者政党执政、建立苏维埃政府的新路，开创了劳动群众当家作主的新纪元。
究竟什么是“世界大势”？列宁指出：当前西方国家的根本形式，不是多党制、三权分立——这些不过都是形式与皮毛而已，当前西方国家的实质，就是资本扩张的工具，这样的国家，被列宁称为“帝国主义”。
那么，一切被压迫民族面临的根本问题又是什么？
不是没有采用西方的所谓“先进体制”，从根本上说，就是没有能力、没有力量实现民族的统一，没有能力抵抗资本的掠夺，没有能力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对于一切被压迫民族而言，当务之急不是追随西方政体的皮毛与形式，不是陷入无政府主义的空想，更不是取消国家，而是实现民族统一，以劳动者为基础建立先锋队政党，这就是必须建立一个能够抵抗资本掠夺和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建立一个新中国——这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的东西。
*指出，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有三次伟大飞跃，一次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一次是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奠定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一次是改革开放以来，建立、完善、发展了中国特色主义制度，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新时代。而这三次伟大飞跃的起点，就是五四运动开启的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
我们今天纪念五四，就是要坚持“大历史观”，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是要客观清醒地认识到：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和文化进程的五四运动是伟大的，而五四以来的革命路、建设路、复兴路更辉煌、更艰苦，成就更加伟大。就是要客观清醒地认识到：五四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幕伟大历史壮剧的序曲，还远不是高潮。就是要客观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把五四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波澜壮阔、改天换地的伟大社会斗争结合起来看，才能真正理解五四的价值和意义。就是要客观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从五四往前走，才有我们的今天，才有更加光辉的未来，而任何形式的倒退都是没有出路的。
当前，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个别人依然没有过“旧民主主义”的关，这些人的头脑，依然还停留在辛亥革命时期，甚至还停留在晚清，因此，这些人实际上也并没有过五四这道坎。个别人曲解五四的方向，实质上就是要使中国和世界倒退，回到旧民主主义去。我们之所以要明方向，就是要正本清源，就是要和广大青年一起，完整、全面、准确地研究历史，正确把握历史，决不能走历史的回头路。
我们在理论上正本清源，特别要讲清楚两个重要转变：一是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二是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当前，思想理论界对一些基本问题的不同认识，主要就集中在这两个转变上。
纪念五四，既要讲清楚第一个转变，同时更要讲清楚第二个转变，*指出，改革开放，是在深刻总结建国后正反两个方面经验基础上进行的，没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中国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临严重危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实践，马克思主义是在与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发展的，而唯心主义的教条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教条主义，都是违背五四精神的，更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纪念五四，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向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坚定不移地前进。今天，我们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达到共同富裕和社会服务的均等化。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是要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方向。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正在走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道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绝不走任何形式的回头路，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这就是我们对五四先贤的最好告慰。
五四一百年了，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潮已经到来。在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社会斗争中，当代青年即将扮演着先锋力量和生力军的作用，“北大是常为新的”，我们一定要不辜负*七次视察北京大学时对全国青年做出的殷切嘱托，深刻学习领会*在纪念五四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在政治局14次集体学习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团结起来，为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潮，而努力奋斗！
谢谢大家。
（韩毓海，北京大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