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文：唐宝民
《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追记孔子言行思想的著作，约成书于战国初期。《论语》内容广博，涉及政治、教育、礼仪等，反映了孔子最基本的思想体系。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而实施“仁”的手段是“礼”。《论语》对后世的思想和学术影响至深，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为“四书五经”，在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和民族性格的铸造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孔子其人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 今山东曲阜市南辛镇）人，祖上为宋国（今河南商丘）贵族。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卒于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因在家中排行第二，故也有人称他为“孔老二”。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孔子提倡“仁义”“礼乐”“德治教化”以及“君以民为体”，其儒学思想深深渗入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孔子和儒家思想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也有深远的影响。
《论语》内容广博，涉及政治、教育、礼仪等，反映了孔子最基本的思想体系。
孔子三岁时，父亲病逝，此后，孔子的家境陷入贫困。孔子极聪明好学，二十岁时，就已经非常博学。孔子也并非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相传他身高九尺三寸（今190cm以上）、臂力过人，是一个英武的青年。而且孔子酒量很大，据说从来没有喝醉过。孔子青年时代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库的小官）、“乗田”（管理牧场的小官），虽然职位不高，但他做得很认真。由于孔子的能力和学识受到赏识，所以他被提拔得很快：五十一岁时孔子当了市长——被任命为中都宰，期间政绩非常显著；一年后又升任建设部部长——司空；再后来又升任公检法的最高长官——大司寇；五十六岁时，又升任代理宰相、兼管外交事务，相当于总理兼外交部长。孔子执政仅三个月，鲁国内政外交等各个方面就大有起色，国家实力大增。孔子还通过外交手段，逼迫齐国将在战争中侵略鲁国的大片领地还给了鲁国。孔子杰出的执政能力让齐国倍感威胁，于是设计让鲁国国君沉溺于酒色，并挤走了孔子。孔子离开鲁国后周游列国，虽然大多数时候都受到了国君的礼遇，但由于孔子坚持的政治理想与当时急功近利的“霸道”不相符合，历经十四载不得重用。于是孔子于公元前484年六十八岁时又返回鲁国。
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转而将大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他专心执教，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孔子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士七十二”，有很多弟子后来成为了各国的栋梁。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认为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 ”或“礼治”。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孔子的这种“仁”和“礼”，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论语》其书
《论语》全文采用语录体，语句多警句形式，一共二十卷，11705个字。《论语》即为言论的汇编，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评论道:“《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文选•辨命论注》中引《傅子》评论道:“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
《论语》记载了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了孔子学生的言语行事。《论语》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的学生之手，也出自孔子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有论者认为，《论语》的最后编订者，很可能是曾参。《论语》是若干片断的集合，这些片断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联。《论语》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书中不仅有关于他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诚如《文心雕龙•征圣》中所形容的那样：“夫子风采，溢于格言”。《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率直鲁莽的子路，温雅贤良的颜回，聪颖善辩的子贡等等，都个性鲜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
《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追记孔子言行思想的著作，约成书于战国初期。
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论语》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 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 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齐论语》和《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的《论语》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今日所读之本经历了两次大改造，一是西汉末年，汉成帝帝师张禹以《鲁论》为主，结合《齐论》编定的《张侯论》，有21篇；二十二世纪中期，郑玄以《张侯论》为底本，根据不同版本进行点校，定下《 论语》今本，并结集了两汉间对《论语》的不同解释。但由于郑玄在世时已与孔子相差600余年，《论语》原典已不可考。
北宋政治家赵普临死时对宋太宗道“臣有《论语》一册，一半可用来助君打天下，一半可用来助君治天下。”这就是“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的来由，可见《论语》对现实社会的影响之大。《论语》虽然博大精深，但它所告诉我们的，其实是最朴素的道理。它告诉我们如何能在生活中获得心灵的快乐、适应日常生活秩序。中国哲学崇尚的是一种庄严、理性和温柔敦厚之美，《论语》给予我们的就是这种温柔的力量。论语的思想精髓就在于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精华融入人的内心，使人的力量变得无比强大。
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论语》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
孔子提倡仁爱，但他不主张一味无原则地迁就别人的过失，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孔子回答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说明孔子主张在宽容别人的同时，也要维护住自己的人格尊严。
在《论语》这本博大精深的哲学经典中，也有许多关于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哲学，如：人与人之间相处，是不是越亲近越好呢？《论语》中的回答是否定的：“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即你没事儿总在领导面前表示亲近，就离自己招羞辱不远了；你有事儿没事儿和朋友总是走得太近，那么离你们疏远也就不远了。对于朋友身上的缺点，是否应该直言相告呢？孔子认为：“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勿自辱焉。”即朋友有做得不对的地方，要坦诚地告诉他，如果他不听劝，你就不要再劝他了，以免自取其辱。
在中国文化中，“士”这一阶层具有崇高的荣誉，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有社会担当的阶层。那么，在孔子的心目中，士的标准是什么呢？子贡问孔子：“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即一个人做事的时候，知道什么是礼义廉耻，内心有坚定的做人标准，尽心竭力为社会做事，忠于自己的使命，这就可以称得上是士了。子贡觉得这个标准太高，就问孔子：“敢问其次？”——有没有更低一些的标准呢？孔子回答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说话讲究信用，行为坚定果决，这是不问是非黑白、只管贯彻自己言行的小人啊！不过，这也勉强算作是低一等的士了。子贡觉得这个标准还是太高，就继续问道：“今之从政者何如？”——今天当政的这些人算得上士吗？孔子回答说：“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这些气势狭小的人怎么能算得上士呢？孔子还曾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即一个人如果只想着自己的小家，只关心自己的小日子，那么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士。《论语》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是孔子的学生曾子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天下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其实就是一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而这种担当，正是儒家人格的一种理想境界。
在中国文化中，“士”这一阶层具有崇高的荣誉，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有社会担当的阶层。
《论语》中，还有许多关于君子的问答，司马牛曾经问孔子：“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称为君子呢？”孔子回答说：“君子不忧不惧。”司马牛觉得这个标准太低了，就继续问道：“不忧不惧，就可以叫做君子吗？”孔子回答说：“反躬自省，无所愧疚，当然没有什么可忧可惧的。”意思是一个人能反省自己的行为，发现没有使自己后悔、愧疚的，这就是做君子的人格标准。当然，在孔子的心目中，君子的标准也不是唯一的。孔子在给学生讲课时曾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孔子很谦虚，说不忧、不惑、不惧这三条，我也做不到，但作为君子，要符合这三条标准。仁者不忧，就是一个人有了一种仁义的大胸怀，他就不会再计较小的得失；知者不惑，是在生活中懂得如何取舍，烦恼自会一扫而光；勇者不惧，是说当你内心足够勇敢的时候，你就拥有了勇往直前的力量，自然也就不会再害怕前方道路的坎坷了。关于君子的问题，孔子还多次用它与小人来对比加以说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从“义”和“利”的角度来评价：君子走的是一条适宜的正路，而小人在私利的驱使下，很容易走上一条邪路。“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意思是说，君子每天牵挂的是自己的道德问题，而小人惦记的则是自己的家乡。君子心中始终有一份法度，自己不去超越它；而小人满脑子想的是小恩小惠小便宜。孔子还指出了君子和小人的另一种不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说，大家各自抒发自己的观点时，君子会认真倾听，即使是自己不赞成的观点，他也会尊重对方，并保留自己的观点。而小人的做法就不一样了，遇到自己不同意的观点，他也不表示反对，而是随口说好，但私下却说三道四。关于君子和小人的不同，孔子还有一个比喻：“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意思是说，君子能够团结别人，与人相处时能够照顾到很多人；而小人呢？很喜欢结成自己的小圈子，不喜欢融入到大集体中。
《论语》虽然博大精深，但它所告诉我们的，其实是最朴素的道理。
《论语》中精深而又朴素的哲理，已经融入到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到了中华文化的人格内涵中。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历经磨难而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也正是因为拥有这些博大而朴实的人生哲理。
（本文首刊于《东方文化》杂志201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