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580—643年），字玄成，是唐初著名贤臣，辅佐唐太宗成就了“贞观之治”。因以极言直谏著称，被后世誉为“千古谏臣”。据《贞观政要》载，魏徵对唐太宗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被唐太宗评价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除了以名臣光耀于世，魏徵还深谙读书之道，堪为治学典范。担任秘书监时，他著写了《隋书》序论，《梁书》《陈书》《齐书》总论。此外，魏徵还主编了资政巨著《群书治要》，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传世的思想和文字。
以儒立身，博学善文
受南北朝时期战乱的影响，魏徵祖辈虽以武职为主，但也展现了“亲儒善思”的家风渊源。据唐代史学家李延寿在《北史·魏长贤传》中记载，魏徵的曾祖父魏钊“雅性俊辩，博涉群书”；祖父魏彦“求为著作郎，思树不朽之业”；父亲魏长贤更是在回复友人的书信中直接表明自己“仆之先人，世传儒业”。而且在李延寿笔下，魏长贤被评价为“孝则竭力所生，忠则致身所事”，完全贴合“尽忠恪守”“求仁得仁”的儒士形象。在“以父为师”的传统家教规导下，魏长贤的言传身教对魏徵的陶染是不言而喻的。加之，魏徵长于“开科取士”“厚赏诸儒”的隋朝。因此，儒学复兴的社会环境以及“世传儒业”的家学家风为魏徵的学业启蒙立下了根柢。
除了“以儒立身”外，魏徵还博学善文，接触并吸收了道家思想的智慧。《新唐书》记载了他“隋乱，诡为道士”的经历。出家学道的插曲不仅没有与其“世传儒业”的本色相冲突，反而相得益彰。因为魏徵汲取的并非是道教具体的“神仙方术”或“养生吐纳”，而是道家“大道无为”的格局观与“刚柔并济”的辩证法，这种“儒道结合”的良性反应在他求学认知的过程中恰巧产生了极佳效果，使他在道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坚定了对儒家思想的认同感与价值感。而且在为道期间，魏徵还结交了隋朝大儒王通，又经王通引荐，广结天下儒士，王通所著的传世之作《中说》记载了他们相交的始末。在求知问道与人格塑造的过程中，魏徵既显现出“忠孝仁爱”“博闻强识”的烙印，又流露出“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印迹，折射出了“以儒立身，博学善文”的治学特质。
忠谏施德，经世致用
有别于王通在隋末乱世隐逸不仕的立场，魏徵秉持了儒家思想“学而优则仕”的观点，并在为官理政的过程中贯彻了儒家“以德化人”“明德慎罚”理念。据《贞观政要》记载，武德九年，魏徵就明确表达了“德治”主张，并与封德彝等展开了争论。封德彝等认为“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主张“重法以禁之”。而魏徵提出，“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而且“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此外，他还进一步总结了隋朝灭亡的教训，“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故而坚持“明德安民”“以静治国”。在魏徵的劝诫下，唐太宗改变了“大乱之后恐难治化”的想法，转而投向了“偃革兴文”“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
据清代学者王先恭所编写的《唐魏文贞公徵年谱》载，自武德九年至魏徵逝世的18年间，魏徵围绕忠、信、教、仁、君道、戒骄、戒贪、民本、任贤、纳谏、礼制、法治、慎兵等多个为政主题，向唐太宗上疏了105条政论，被太宗认同并采纳的近80条。其中较为著名的主要包括：贞观元年，魏徵进谏唐太宗布德施惠，不发一兵招安岭南，实现了远人自服；贞观六年，魏徵基于劳民伤财、动摇国本的角度阐明了“封禅”危害，劝退了太宗的“封禅”动议；在长孙皇后去世后，魏徵又以《理狱听谏疏》《论时政疏》《谏太宗十思疏》等8篇政论接连上疏唐太宗，劝其顾全大局、慎始慎终。因此，纵观魏徵的从政践履，反映出了“经世致用”“干进求务”的治学原则。
巨著传世，以飨后人
为了进一步论证“德惟善政”理念的正确性，魏徵与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删繁择精，编纂辑录了一部鉴往知来的资政丛书——《群书治要》，实现了治国理念的以文传世、经久不衰。《群书治要》的摘编范围、编纂原则、辑录内容、服务对象等方面均表明此书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
在内容方面，魏徵在《群书治要序》中直言：“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而且，此书的编修初衷便是唐初文儒力荐唐太宗推行“偃武修文”方略，可见此书倡导“以史为鉴”“政德融合”。在摘编范围方面，《群书治要》可谓“采摭群书，剪截淫放”。据统计，《群书治要》是魏徵等人从1.4万多部、8.9万多卷古籍中甄选的结果，最后确定66部经典为《群书治要》的摘编书目。在编纂原则方面，《群书治要》遵循“以儒为纲，经史互参”原则。以《隋书·经籍志》中划分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为参照，《群书治要》辑录的66部经典可定性为，经书12部、史书6部、子书48部。其中，经部共计近10万字，占《群书治要》全书比重近1/5；同时，子部对儒家经典的原文摘录比较其他典籍而言也均居前列；此外，6部史书也是通过记录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来对应经部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的箴言及观点。在服务对象方面，《群书治要》坚持“务乎政术，存乎劝戒”。魏徵自身本就具有经世致用、干事成事的特点，而《群书治要》又是其阐释为政理念的传世之作。故而，此书精准地以治国理政为主题，从66部经典中选取了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关的代表性内容，对各家各派思想的摘录也均以此为标准。如《群书治要·申子》仅保留了《申子》中的《大体》章节，《群书治要·尸子》与《群书治要·崔寔正论》等法家著作也仅摘录了其中以德治国的政论内容。在魏徵等人合力编著的基础上，一部“务乎政术，存乎劝戒”的帝王学教材《群书治要》于贞观五年（631年）问世了。得此书后，唐太宗手不释卷并在《答魏徵上〈群书治要〉手诏》中作出了“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卿等力也”的极高评价。同时特令缮写《群书治要》10余部，分赐太子及诸侯王以作从政龟鉴。之后此书经过散佚、回传、再版整理后重新问世，作为政论巨著，以飨后人。
魏徵的治学之道体现了“以儒立身”“经世致用”“立著传世”的特点，体现了一位传统儒臣忧国忧民的现实关切，具有经久不衰的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