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孜遗址石构建筑
在隋唐大运河出土的众多精美的隋唐至金元时期的瓷器与残片中，有一种被誉为“饶玉”的白中略微泛青、酷似中国古代白玉质地的青白瓷，特别值得关注，它就是宋代著名窑口——景德镇窑的青白瓷。景德镇窑最迟自唐代起即烧制青瓷，到北宋时始以烧制青白瓷为主。其瓷釉色白中略带青色，这种白中泛青、青中见白的色釉，为景德镇窑首创，其色调符合文人士大夫高洁淡雅的审美情趣，给人以青莲素爽之感。
到了五代时期，中原动乱，南唐偏安，部分北方白瓷窑的工匠逃往南方，与南方青瓷工艺相结合，开发出了“青白瓷”这一创新品种。靖康之变后，随着宋室南迁，河北定窑的许多窑主和制瓷工匠也随着南下。北方工匠又带来了定窑瓷品新的制作技术。景德镇窑的青白瓷原以光素者居多，其间亦有刻花，受定窑工艺影响，景德镇窑所烧的青白瓷装饰逐渐为印花代替。青白瓷作品的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其瓷釉罩在刻花、印花的器皿上，薄胎的花纹在对光看时若隐若现，故又有影青、映青、隐青之称。景德镇窑青白瓷在两宋即成为贡瓷，供御府使用，同时还大量出口外销。
大运河柳孜遗址考古发掘的青白瓷的纹饰，多以淡雅、高贵之图案为主。胎体薄的青白瓷作品，能通过光照和纹饰深浅，映射出阴阳明暗、若隐若现的艺术效果。它灵活巧妙地利用了胎釉的各自优势互补，使纹饰在釉色的衬托下，既增加纹饰的立体感，又使其外表依然平滑洁润。
景德镇窑青白瓷
柳孜遗址文化层深约七米，由于堆积不同，河道可分七至十个地层。七至九层为唐代河床堆积。从第五、第七代表唐宋两个时期的探方地层和宿州市的运河遗址发掘情况看，河道沉积的沙土层，沙细如粉，遇水即湿，过水即透，见风就干，土壤的透气性非常好，经酸碱度测定为碱性，运河瓷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保存了千年。这是形成运河出土瓷器表面呈现亮、新特征的根本原因。
大运河出土瓷经历了前七百年的水环境，后七百年的土环境，中间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流沙环境，特殊的环境造成了特殊的品相，这是与其他环境不同的，是介于“出土瓷”与“出水瓷”之间的一个门类。
瓷器对水路运输具有较大的依赖性，没有隋唐大运河的沟通，西部和北部窑业的外销将受到制约，同样可能因销路而影响规模，因规模而影响效益，因效益而影响技术发展，对唐代“南青北白”格局的形成也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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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行诗文考
唐代的运河治理基本上是沿用前代体系而只做了局部变更调整，因此后人有“隋朝开河，唐宋受益”之说。唐代前期，统治者吸取隋代灭亡的教训，励精图治，创造了大唐盛世。文人侠客经常依水陆往返各地，以实现建功立业、封妻荫子的愿望。自然，运河这一意象在唐诗中大多与此有关，而以安史之乱为界运河在唐诗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意味。
北宋皇朝定都开封，运河实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旧五代史·晋书·高祖纪》载，天福三年（938年）十月庚辰，御札曰：“经年之挽粟飞刍，继日而劳民动众，常烦漕运，不给供须。今汴州水陆要冲，山河形胜，乃万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达之郊，爰自按巡。益观宜便。俾升都邑，以利兵民，汴州宜升为东京，置开封府。”由于历史与地理原因，宋朝在经济上更加仰仗东南，十分重视开发运河交通运输。通过开凿整治汴河、惠民河、广济河、金水河以及江淮运河、江南运河、两浙运河等重要运河河道，把江浙、两准、荆湖等南方地区与河北、京东、京西及京畿一带等北方地区连接起来。南宋王朝都杭州，偏安东南一隅，可以说运河即是其生命线，自然是大力疏浚江南运河以保证运输安全。因此，宋代才是运河的真正繁荣期，大量描写运河的诗词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在延续隋唐开拓的领域同时，宋代诗词深入细致地刻画了运河百态。
隋唐大运河原貌，通济渠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元代，运河一变而为京杭大运河，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永济渠、江南运河，或改道，或废弃不用，隋唐大运河名存实亡。这是由于南宋时期政治中心南移，宋金以淮河为界，在政治上互相对立，运河遂被切为两段，不复是连络黄河与长江的水道。因此，运河在淮河以北的水道，因为水流断绝完全堙塞，永济、通济二渠的漕运地位逐步减弱，而江南河此时却成为南宋行都临安（杭州）与全国各地联系的重要交通线。尤其南宋建炎二年（1128 年），为阻止金兵南下，宋王朝人为决河，使黄河“自泗入淮”。据《揽辔录》记载，北宋灭亡后50年，南宋名臣范成大出使金国的时候，“河已塞”，大部分河段已经断流。元、明、清时期，朝廷重修大运河，将河道直接取直，由北京直通苏杭。永济渠改为通惠河，通济渠亦日益落寞，仅成为一些文人*客吟诗填词寄托哀苦的荒草废堤。
元代的遣兴咏叹侧重于怀念宋朝与慨叹历史变迁。如高明《题孟宗振惠麓小隐》：“汴水东边杨柳花，春风散入五侯家。繁华一去江南远，闲汲山泉自煮茶。”黄溍《凤凰山》：“沧海桑田事渺茫，行逢遗老叹荒凉。为言故国游麇鹿，漫指空山号凤凰。春尽绿莎迷辇道，雨多苍荠上宫墙。遥知汴水东流辟，更有平芜与夕阳。”
明代诗人更多的不是针对某一朝代的感慨，而是对自秦汉至所处时代的历史回顾。如高叔嗣《东壁偶题》：“皂帽辽东客，青门汉代瓜。宁知汴水上，更有野人家。巾服临秋换，壶够自远赊。闲身与逸兴，并向物情夸。”刘基《次韵和石末公红树诗》：“红树漫山驻岁华，玄冬惊见眼生花。井陉旗帜军容盛，汴水帆樯御气赊。春草凄迷金谷障，夕阳照灼赤城霞。靡萍丹木扶桑里，惆怅谁乘博望槎。”
清代诗人继续回顾反思历史教训。如纳兰性德《浣溪沙》：“无恙年年汴水流。一声水调短亭秋。旧时明月照扬州。曾是长堤牵锦缆，绿杨消瘦至今愁。玉钩斜路近迷楼。”费锡璜《汴城晚望》：“落木萧萧汴水清，云沙何处雁飞声？河蟠雍豫千支合，地拓中原万里平。累代废兴难屈指，百年禾黍独关情。《梦华》空有遗民记，不是宣和旧帝京。”多是借古喻今，感慨时空变幻，世事无常，抒发己之不遇之情，“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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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城市风貌考
十大考古新发现——淮北柳孜
大运河通济渠淮北段，现在被沿线百姓称为“隋堤”。以黄河水为水源的隋唐大运河，由黄河的水性决定，汴渠段早已成为地上悬河；通济渠湮塞后，自元以来近700年，只见堤，未见河。后人眼里，河便成了“隋堤”。沿汴百姓，辈辈相传：“自古黄水不过隋堤。”于是在黄水肆虐的隋至民国的1000多年间，隋堤就成了百姓祈求平安的“圣堤”，没人敢动它一锨一土。这便是珍藏于隋堤以内的大运河遗存被完好佑护至今的原因。
1999年淮北柳孜考古发掘，以不争的事实了断了通济渠（汴渠）南线、北线的千年之争，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柳孜运河遗址是隋唐大运河建筑遗址的首次发现，清理出石构建筑、木质沉船、瓷器、铜钱等一批重要的遗迹遗物，为了解、研究运河的形成、使用、淤塞、废弃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资料。柳孜镇是隋、唐、宋代通济渠岸边的重镇，《宿州志》载：“柳孜为巨镇，有庙宇七十九座，井百眼。”此次发掘证明了柳孜镇不仅是一个运漕中转码头，也是一个很大的商旅集散中心。发掘获得的大量唐宋以来8个朝代、20多个窑口的精美瓷器尤为珍贵。史载，唐咸通九年（868年），藩镇割据，庞勋叛乱，派部将姚周屯兵柳孜，控扼漕运，以断京师粮路。朝廷派康承训率兵马7万围困柳孜。宋时，杨存保曾与金兵战于柳孜，亦为控扼漕运，以供京师。柳孜虽为小镇，但地当要冲，控扼漕渠，商旅要会，百货转承，能屡见史载。在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唐宋时期准北的版图上就仅标有临涣、柳孜两个地名。
柳孜遗址
“东方庞贝”——泗州
在今江苏省旴眙市，以盛产龙虾著称的泗州城焕发着生机与活力，曾经是历史上淮河下游的一座重要都市，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汴河）与淮河交汇之处。它扼守淮河两岸及南北大运河由淮河入汴河的南端口岸，具有突出的战略、交通和经济位置。
谁也不曾想到，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黄河夺汴入淮，泗州城遭没顶之灾，至康煕三十五年（1696年）全城彻底被泥沙埋没。直到几百年后的2014年，来自全国各地的文物考古专家汇聚江苏淮安市盱眙，因洪水肆意而被深埋水下330多年的“东方庞贝”原盱胎县泗州城经过3年多考古发掘，已确定了古城遗址范围，一大批珍贵的文物“重见天日”。
泗州城始建于北周，隋朝时毁于战乱，唐代时重新兴建。由于泗州城地处淮河下游、汴河之口，为中原区域之襟喉，南北交通之要冲，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加之漕运事业日渐兴旺，泗州城所傍的汴河对岸又建设了一座新城，新城的发展更快，其规模逐渐超过老城区。
明代，两城之间的城墙被拆除，使两城合二为一，为防水害，将唐宋时建筑的土城撤去，更以砖石，成为现今国际上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座原汁原味的的地下（水下）古城。宋代，泗州城已十分繁华，历史上称为“奔驰马骤无间时”，加之景色秀丽，朝廷政要、文人墨客无不慕名前来，王安石、苏东坡、米芾、白居易、韩愈等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篇。明代，泗州城城中船舶如流，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更为繁盛，其鼎盛的原因除了经济外，还有一个重大的政治背景，即朱元璋的祖陵建其北侧，每年各类“祭祀”活动使泗州城成为朱明王朝的行宫，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古泗州城还曾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佛教圣地，全国五大名刹之一的僧伽塔就建在泗州城内（《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形即“僧伽大师”）。
作者 张秉政 导语、整合 风小杨
编辑 张进 校对 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