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的眼睛常含泪水，因为你丫的玩笑开的过分！
如今在谈起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话题其实有点老掉牙了，这原本是上世纪末最热门的话题，如果非要给这个话题找一个触发点，则是金庸先生的作品经北大“和尚”孔庆东介绍登堂入室，成为著名学府学者们研究的对象，此后又伴随着金老爷子在浙江大学博导的身份被纷纷质疑，再到他老人家辞去浙大职务，远走剑桥当真读起唐史的博士来。其实金老爷子并没有必要去读那个学位，因为此前他已经被剑桥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由头则是剑桥大学校长理查德是金庸小说《鹿鼎记》的脑残粉，后经了解金老爷子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而她本人正好是剑桥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推荐委员会的主席，由她向剑桥大学推荐金庸正是水到渠成的事。
但是一旦从将这个话题深究下去，则金庸老爷子当真是要靠边站的，因为此前在大陆这个话题早已被挑起，而且吵得沸反盈天，始作俑者则是通过自我炒作挑起争论的王朔。找到这个引子我也并不打算深究下去，权作本文的一个开端。至于本文的题目确乎并不适合如今的快餐式文化消费，只不过此题是当年我参加研究生考试的文学短论试题，我明知道今天的自己已经不复当年之勇，是写不出曾经那么气势磅礴的文论来了，不过倒是可以藉此对当年的文笔做些缅怀。
上面的题记就是当年展开文论试题后毫无半点犹疑直接从笔端跳至试卷上的，犹记得当初试题要求是请以现当代作家作品为例展开论述，在彼时得大环境下，当然也经过事后证实，逾百分之八十的参试者在通俗作家作品中选择了金庸；而我选择的就是王朔，与之对应的我戏剧化地选择了和王朔混迹在同一个圈子里的刘震云。
经年之后，我对于文学的理解并没有长进，如果限定在小说这个题材中，我始终觉得一部作品可以从文字，情节，时代意义和哲学内涵这四个方面进行剖析。
单从文字而论，当代文学的发轫要从八十年代末起。我这个论调完全是一家之言，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扬眉吐气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不假，可面对世界两大阵营的对垒，给予新中国向前迈步的夹缝并不宽松。在此情况下中国文学的发展尚未从“抗战有关论”中跳脱出来，似乎战争的胜利与文学本身并不相干，细想之下，文学作品反应新中国成立的内容好似并不多见。在全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浪潮下，文学的功能即使没有被削弱，起码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此后几年出现的作品多以反映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浴血沙场的战斗英雄为主。此时作家作品文笔的表现仍旧保持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标准。文字直白，作品以情节和升华的情感取胜。
上述基调几乎贯穿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开始“十七年”始终。
“十七年文学”最大的特征就是政治需求凌驾于文学之上，文学的现实功用凌驾于艺术性之上，不客气地说，文学作品的文笔格调更多地向政治宣传用语靠拢，文学作品的程式化特征反推文笔的程式化，因此文笔的艺术性不高是不争的事实。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生产和建设遭到了大规模破坏，中国文学更是步入了停滞期。而文革之后大批涌现的作家也正是在文革期间完成了自身的阅读积累。乍一看我这像是个悖论，其实不然，正是在大众无法接触书籍的年代，极少数人的阅读才能成就不一样的人生。只是这十年的阅读影响了文革后至九十年代中期中国整个作家文笔生态的“畸形”。
“十七年”期间我国文学甚至说文艺界随处可见苏联老大哥的影响，在文学创作形态单一的情形下，苏联文学对我国文学生态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及至文革十年，我们能接触到的文字除了毛选而外几乎都是翻译作品。这直接导致了文革后整体的作家生态圈的文字普遍具有“翻译体”的特征。
无论是卢新华的《伤痕》还是刘心武的《班主任》，文本的催生来源于创作环境的解放，而相较之下，文字本身却并不出色。仍以刘心武为例，直至其长篇《钟鼓楼》问世，小说以十二个时辰为叙事线索的时空分割法着实惊艳了我，至于文字却不见应有的生动
新中国文学创作摆脱“标语体”“翻译题”是自八十年代末开始，源于一大批中青年优秀作家的涌现，这其中就有刘震云和王朔。
王朔曾经在曹可凡的访谈中说过，大众所谓的他的文字风格其实并不为他私有，诚如他在菜地里收了菜，你能说这块菜地是他的吗？文字本就是语言的真实表达，语言是活生生，原原本本地在那里的，至于为何造就了作家行文时表达的变相，想必一是时代使然，二是作家群体苑囿于时代的局限，三则是作家自身的艺术追求不同。就像白话文的提倡，势必会形成文化革命一样，文学作品的口语化表达何尝不是呢？
而且我选择王朔与刘震云也正基于文字的表达鲜明特性，王朔直接移植了“京片子”为文学语言，反观刘震云，抛却其文学作品思想性不同时期的差异，他在行文中几乎通篇运用简单句。如果将其文字风格进行归纳，应该不会跳出简洁，白描，反语这么几个概念。在我看来他的语言风格正是在刻意消解“翻译体”的影响。
因此说，仅就文字而言，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并无法设立明显的差异化标准。
文字而外，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叙事视角的不同当其分野的第一站。
纵观王朔的作品，叙事情节永远不脱离爱情主题，其作品在八十年代末横空出世之后便大行其道，不仅单行本必火，一时间成为影视改编炙手可热得素材，更不可思议得是到1995年就出版了自己的文集。王朔的火是有道理的，是必然的，因为他的作品直面当下的生活，在改革开放大潮之下毫不犹豫地将笔触指向了物欲和人心。而且他的作品多用第一人称叙事，正如马未都对他的评价，“王朔对生活还原的能力极强”，而我从其作品中恍惚能看到郁达夫“零余者”的形象。但是不得不承认，王朔对于素材的选取极其敏锐，作品中主要形象都是都市男女，作品本身讲述的就是你身边的人事，当年还没有代入感这个词语，王朔的小说却早已将其深入人心。
事情总有两面，也正因为叙事视角限制了王朔作品的思想性，他的作品归根结底还是在讲故事，而且也满足于讲故事，或者说因为故事本身太先锋，反而不好去承载思想。王朔的作品经郑晓龙推荐给了冯小刚，只因郑晓龙看王朔的小说时笑骂了一句：“真他妈孙子！”
如果说刘震云早期作品就已经开始探讨人性和绝望的主题，其中期作品对于“形而上”的思考意味则更加浓重，此后作品风格受到影视改编的影响，一方面回归自己的原始主题，一方面思想性也有所回落。在我看来刘震云的巅峰作品应该是故乡三部曲中的《故乡四处流传》。
刘震云的早期作品我们可以用平民叙事，权力视角，反讽批判来概括。即便是初入文坛时的《塔铺》，《新兵连》中就早早出现了像“耗子”这样的干部子弟形象，以及“王滴”这样性格复杂的形象，但是权力导向是其早期作品不变的主题。一个人，一个作家，想要完成自我认知颠覆是何其困难的一件事，但是刘震云通过《故乡四处流传》做到了。
刘震云是新写实主义作家群中的中坚力量，“新写实”发轫于“典型化”创作开始脱离生活，作家们试图引入西方的后现代和意识流之际。诚如我以上论述文字时候提到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存在断层的，现实生活在三十年的“整齐划一”中失去了“典型化”之外能触发内心的个体感受，因此无论是后现代还是意识流，注重徘徊于内心的叙述方式并不契合中国文学创作的实际。“新写实”直接表述生活本身，关注平常人的生活状态，展示生活本来的面目的创作手法自然也就应运而生了。
如果刘震云一路这么走下去，其作品也就会在中规中矩中赢得一片赞誉，但是他并没有循规蹈矩，而是借助“新写实”之壳，完成了一篇寓言的创作。《故乡四处流传》是刘震云“故乡三部曲”的第二部，也是他自身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小说的设定依然是他的老家延津县，只不过这次粉墨登场的除了我们熟知的“我孬舅”之流，却无端地闯入了曹丞相。平实的生活突然如卷入黑洞一般发生了弯折。而作品的思想性从鸡鸣狗叫的琐事立即升华到了“一旦人失去了内在的规定性，则人生还有什么意义？”这样宏大而深刻的主题。我初读此书时，映入脑海的一句话就是尼采的“上帝死了！”
这是我二十年前写的一篇小文，因为之前讨论了《人世间》和《平凡的世界》的一点史诗性品格，然后出现了一些声音，我想表达的是，讨论文学，我是专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