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有朋友私信我：“重大发现，我刚在XX地发现了一处卧龙山，足以证明某地为假！”
其实稍微搜过的人应该都知道，自古以来，中国以“卧龙”命名的地方太多了，根本不必那么惊奇。
我访三国遗迹的时候，曾经是见到“卧龙”就要去，但往往到了才知道该地单纯是因山形得名。在成都郫都区更夸张，有一处卧龙谷，连当地老人都不知情，到最后才问清楚，是十几年前景区新起的名，里面放了一堆假恐龙，后来荒废了。
如果看过的史书比较少，可能还会觉得诸葛亮被称为“卧龙”“伏龙”是非常伟大的，享受了与帝王一样的称呼，千古无双。但事实上没那么夸张。
明顾起元《说略》列举了大量的“人龙”：“龙不独以喻君徳，凡有徳者皆可以龙言也。诸葛亮、嵇康皆号卧龙，蔡邕号酒龙，孔融荐祢衡云‘龙跃天衢’。袁宏赞武侯云‘初九龙盘，雅志弥确’。《樊英传》注：安帝征隐士策文云，使难进易退之人，龙潜不屈。阴兴谓贵人曰‘亢龙有悔’以譬外戚之象。又如魏华歆、管宁、邴原三人为一龙，贾会里中号一龙，许劭、许靖汝南平舆人，谢甄称平舆之渊有二龙焉。唐乌承玭与兄承恩，人号辕门二龙。又如程明道诗以吕晦叔、司马君实为二龙。又刘岱、刘繇，齐柳悦、柳惔，南唐徐铉、徐锴皆号二龙。
蜀李朝兄弟三人号李氏三龙，李修四子亮、叔、训、秀，房谌四子豫、坦、邃、熙皆号四龙。《汝南先贤传》曰周燕五子，子舆、子羽、子仲、子明、子艮，公沙穆五子绍、孚、恪、逵、樊，宋张裕五子演、镜、永、辩、岱，凉辛氏鉴、旷、攀、宝、迅，晋索靖、汜衷、张甝、索紒、索永，济北汜昭、戴祁、徐晏、夏隠、刘彬皆号五龙。
卞粹兄弟六人，温恭兄弟六人皆号六龙。陆征兄弟七人，崔征兄弟七人皆号七龙。荀淑子八人俭、绲、靖、焘、汪、爽、肃、旉，唐崔颋生八子，伏义兄弟八人皆号八龙，后魏崔长瑜子枢等九人，北齐王昕母生九子皆酝借，皆号九龙。魏张鲁有十子，儒雅温恭号十龙”。
上面这些“龙”，至少蔡邕、许劭兄弟、刘岱兄弟、周燕五龙、荀氏八龙是确定在诸葛亮之前的。而这里其实还没统计全。
将名士称为龙，最早可能是孔子称老子“犹龙”。而《易经》中乾卦所讲的“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也是常被引申为人的处境。
袁宏《三国名臣赞序》：“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初九龙盘，雅志弥确。周易曰：初九，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方言曰：未升天之龙，谓之蟠龙。”这一段就明确将诸葛亮与易经的潜龙勿用联系起来。
袁宏认为“德而隐”的潜龙不可提拔做官，但没说原因。而在《晋书·嵇康传》中，钟会对司马昭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同样也没有说清为什么卧龙不可起用，还必须*掉。
把卧龙凤雏放一起看的话，都是指还没有真正显露才能的名士，倒是没有包含“危险”的意思。
同时期还有几条龙凤并用的例子，比如《三国志·邴原传》“崔琰曰：邴原、张范，所谓龙翰凤翼。”
《三国志·杜袭传》：“袭避乱荆州，刘表待以宾礼。同郡繁钦数见奇于表，袭喻之曰：吾所以与子惧来者，徙欲龙蟠幽薮，待时凤翔。岂谓刘牧当为拨乱之主而规长（者）委身哉？”
《太平广记》引《刘氏小说》：吴名将陆逊守荆州，闻（车）浚名，屡相延请，浚均不往。及后相会，逊因谓浚说：“早钦风采，何为龙蟠凤峙，不肯降顾耶？”
第一条龙翰凤翼是指比较珍稀，二三条都是隐伏的意思，只不过杜袭是等待名主，而车浚是不想为官。
另外《建康实录》注引晋朝张勃《吴录》记载,诸葛亮“因观秣陵山阜,曰:‘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这一条里的龙盘或者龙蟠，“盘踞”又有坐镇之感，并不低调。
《世说》：“世目邓士载（邓艾）为伏鸾，陆士龙（陆云）为隐鹄”。
《晋书·陆云传》：“此儿若非龙驹，当是凤雏。”
陆云是公元262年生，嵇康是262年被*，这一对“卧龙凤雏”之名都出现在三国末期，可能是对诸葛亮庞统的模仿，但也可能是当时很普遍的赞词。我还怀疑过，会不会诸葛亮与庞统的外号，反而晚出于陆云嵇康，毕竟陈寿创作三国志的时间晚于这二位，习凿齿则更晚。
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正文中，借徐庶之口说出“诸葛孔明者，卧龙也”，这里并没提凤雏。是裴松之在注文中引《襄阳记》，司马徽对刘备说“此间自有伏龙、凤雏。”
《三国志·庞统传》中，裴松之同样引《襄阳记》，又变成“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冰）镜，皆庞德公语也。”
《襄阳耆旧记》专门的辑本中则为：《先贤传》云：“乡里旧语，目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皆德公之题也。”。表明这条原出处是《楚国先贤传》。
《楚国先贤传》的创作时间，之前我考证过跟陈寿《三国志》比较相近，而陈寿并没使用先贤传的材料。
综合判断，虽然诸葛亮“卧龙”之名晚见于钟会对嵇康的称呼，但《晋书》实际编写时间又晚于《三国志》，不知道最早出处是什么书，所以还是暂时相信诸葛亮这条卧龙在先。但凤雏则不一定。不能排除晋朝有人暗地为嵇康、陆云惋惜，而有意将两人的号绑在一起，假托诸葛亮庞统来纪念。
那同样称出自《襄阳记》，一条材料称“伏龙”，一条称“卧龙”，究竟哪条为原文，这个已不可考。在后世引用方面，唐诗里以卧龙为主，虽然直到宋明间还常见“伏龙山”，但现在就只剩“卧龙”这一称号了。
前秦王猛，是最常被拿来与诸葛亮相比的人物，也都是被称为“卧龙”。
《十六国春秋》“咸阳内史王猛，言彰出纳，所在著绩，有卧龙之才”。
《晋书》《十六国春秋》“卿昔螭蟠布衣，朕龙潜弱冠，属世事纷纭，厉士之际，颠覆厥德。朕奇卿于暂见，似为卧龙，卿亦异朕于一言。”
那卧龙最早做为地名，还不是出现在襄阳和南阳，而是在三峡夔门的白帝城。
南宋张震《忠武侯祠记》“西晋永平（291年）中，卧龙始以山名。”
南宋魏了翁《夔州卧龙山记》：“故自晋永平以来，托侯以名山。山以侯名，后人乃为侯立祠。”
西晋永平年，究竟发生了什么，目前已无法考证。这可比李兴在隆山写《诸葛武侯碣文》还早十四年。当然，也不排除张震、魏了翁说的就是“晋永兴”李兴这件事，误记一字和地名搬家。
南宋的记录还是有点晚了，更早也只能追溯到杜甫为自己在夔州作《咏怀古迹》时的注“殿今为卧龙寺，庙在宫东。”证明这里至少有一座卧龙寺。两宋时关于夔州卧龙山诸葛亮的诗就太多了，数量甚至超过同时期南阳和襄阳讲诸葛的诗，其中不乏黄庭坚、陆游、王十朋等大家。当然夔州是诸葛亮屯兵地，与南襄之间的躬耕地倒也没什么冲突。而到明清时期，夔州还发展到了两座卧龙山和两座卧龙岗。
另一座早期的卧龙山在绍兴，为文种墓所在，至少顾野王（519-581年）《舆地志》已有记录，此山是因地势得名，与诸葛亮无关。
唐朝李翔的《宿西山凌云观》有“控鹤岭高星半隔，伏龙岗转水分流。胡尊纵使如今在，谁继花姑问事由？”的诗句，这里的西山在江西新建县，其中胡尊指胡（惠）超，花姑指黄令微，都是与南岳夫人魏华存相关的道教人物。长安三年（703年），胡超曾命弟子于西山游帷观之西北伏龙冈造砖坟。这应是目前最早可见的伏龙冈，也与诸葛亮无关。
《宋史》记载，山陵按行使蓝继宗言：“据司天监定永安县东北六里曰卧龙冈，堪充山陵。”诏雷允恭覆按以闻。皇堂之制，深八十一尺，方百四十尺。制陵名曰永定。宋真宗永定陵在今巩义蔡庄北1公里，1022动工。这是目前史料中能见到的最早的“卧龙冈”，也与诸葛亮无关。（各种诸葛家谱中的“隆中卧龙岗”，暂时无法确定年代，我个人暂时是当做明以后的作品。）
当然，以上例子不是想说南阳襄阳的卧龙伏龙地名晚出，而是说这类名字很常见，毕竟古时龙总是与山形联系在一起。如果哪地想说，我这里有“卧龙”的地名，就证明诸葛亮住我这，这逻辑是不充分的。
襄阳的卧龙山与伏龙山，目前看到最早出处应是五代后晋天福三年（938年）《卧龙山武灵王学业堂记》。不过记录这块碑的《舆地纪胜》《复斋碑录》都是南宋书籍，而且原碑已失，所以很难判断“卧龙山”三个字是碑额所有，还是宋人添加。更早欧阳修的《集古录》没有记录此碑。
《舆地纪胜》还说：“诸葛威烈武灵仁济王庙，在襄阳县伏龙山，唐光化五年封武灵王。”虽然提到了唐代事，但还是在描述宋时地名。南宋刘光祖《谒伏龙庙文》“恭诣伏龙山威烈武陵（灵）仁济王之祠”，“仁济”是宋帝加于庙额的，则此庙应为宋庙，只是继承了唐以来“武灵王”的名字。唐代加封诸葛亮是面向全国，并未见专赐襄阳一块庙额的明确说法。（四川地区记录是封武兴王，泸州庙宋时受赐忠灵庙额。）
其实襄阳的卧龙山，还不一定就得名于诸葛亮，唐代《襄沔记》：“襄阳城内刺史宅有髙斋……其南又有一斋，梁武帝临州寝卧此斋，尝有五色云回转，状如盘龙，屋上恒有紫云腾走，形似繖盖，远近望者莫不异焉，武帝于此龙飞。”
所以襄阳的卧龙山，完全可能是纪念梁武帝（464年－549年）而得名，还有可能是纪念刘宋孝武帝得名。在唐以前，见于书籍的襄阳山名只有阿头山、隆山、岘山、作乐山、望楚山、鹿门山、紫盖山、马鞍山、万山等。
南宋《舆地碑记目》“卧龙山《武灵王学业堂记》，李光图撰，天福三年记，碑在于襄阳之伏龙冈。”按这一记载，卧龙山似乎与伏龙冈为同一地名，或者相邻。
南宋项安世的诗，《次韵颜运使伏龙山诸葛祠堂》里并没有具体的位置信息，而《次韵苏教授饭郑教授》中则有“卧龙山下鹿门居”。这里的卧龙山显然是在襄阳城东。
北宋《元丰九域志》：中卢（州西一百二十里，三乡，有伏龙山、长渠、木渠。）
南宋《舆地纪胜》载：“伏龙山在襄阳县西南三十里，又谷城县亦有伏龙山。曾巩知襄州日祈雨此山”。
以上不管哪座伏龙山，谷城、中卢还是襄阳，都在襄阳西无疑，与卧龙山有区别。
南宋《方舆胜览》交待得更清楚：“伏龙山，襄阳、谷城皆有之，曾巩知州尝祈雨于此山；卧龙山在襄阳县，有髙阳池（即习家池）；望海亭，在卧龙山顶上。”
综合判断的话，卧龙山在城东南，有学业堂。几处伏龙山都在城西，有诸葛庙。共同特点是都提到了“武灵王”，又都叫“龙山”，因此被某些人搞混。
伏龙山除了有曾巩求雨，李曾伯等也来拜谒留诗。
而卧龙山的学业堂，则有邹浩《襄州迁学记》提到1045年已迁到城内。蒲宗孟在北宋末也曾到访，留下《肆业堂赋》“乃诸葛孔明隆中肄业之所。孔明旧庐在州西二十里，堂过旧庐又十余里。今有五代时所立碑，尚在。”“望兹堂而叹悼。嗟风流之已远兮，徒见乎麋鹿与野草。使余徘徊而不忍去兮，讯邑人以考故基。画地指形兮欲信而疑，兹堂芜没兮彷佛而知。字刻半缺兮土埋空碑”。
蒲宗孟此赋，第一次清晰交代了孔明旧庐与学（肆）业堂之间的位置关系，即“十余里”。也就是隆中与卧龙山学业堂之间的距离。但实际上从隆中再往南十余里，应该是伏龙山而非卧龙山。所以两山在这里又混了。《肆业堂赋》另一大价值是提到了天福三年那块五代碑，以及肆业堂荒废的情况，同时印证了《舆地碑记目》《襄州迁学记》，真的是很好的一份材料，我也是刚从襄阳“冲气和”老师的文章里看到。
如果诸葛亮家在城西二十里，而学业堂在城东南的卧龙山，每日往返五十里以上不太现实，但如果学业堂是在城西南的伏龙山，往返二十余里就合理许多。不过这样的话，诸葛亮去拜访庞德公、司马徽，以及城里少年每日往返伏龙山的里程，又嫌远了。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刘表学业堂在卧龙山而非伏龙山，五代碑放错了地方或者说宋代重建的肆业堂选错了位置。
目前看，《肆业堂赋》算是宋人对诸葛亮游学时期的一个想像，不见得是汉代真实情况。而隆中草庐离学业堂越近，越表示是少年游学地而非青年躬耕地。
《襄阳府志》（忘了是哪一版）：“卧龙山，南漳县东五十里，相传诸葛武侯耕南阳时，尝游此。”这个南漳版的卧龙山，位置先不说，至少他比较明确，“耕南阳”与“游此”是两个概念。本来伏龙山那么偏南，也不可能属于汉南阳。
明代李荫《重修卧龙岗草庐碑》对几座山做了总结“余曩游襄阳西北隆中山，则诸葛之草庐在焉……而卧龙山复在襄之东南、伏龙山复在襄之西南，独乐山又在襄之西北，而葛宅葛井俱列彼中。”
明清县志或其他书籍中，卧龙山多定为襄阳城南十里，习家池旁。伏龙山主要是两种记录：城南二十里或西南三十里，襄简王占的诸葛庙就在伏龙山。“南阳说”认为今天古隆中景区就是原来的伏龙山，是有一定道理的。
到现代，地图上已经没有这两座山。部分襄阳人认为，伏龙山在尹集乡肖冲村，但距离也不太符合。
个人的观点是，汉末的阿头山，晋以后的岘山，宋代的伏龙山，其实都是“山系”名，而不是“山峰”名，因此会出现多种说法。一个山系有多个山头，假如后世所谓的隆中山，本来是伏龙山其中一个山峰改名而来，有些问题就能说通。明代徐学谟说隆中“在今伏龙山中”就很合理。
古代把山系和山峰混用的情况数之不尽，嵩山、北邙、首阳等都是。就算现代也是如此，明明很多旅游攻略说某寺在A山上，但我到了地头，当地人总是划一个包含七八座山头的大圈：“这一片都是A山。”像我已经到了襄阳虎头山电视塔下，问十几个襄阳人，他们都能给我指出五六个版本的虎头山。古籍也是如此，有些作者认同“山系”，有些则非要把某峰当成某山，所以记录千奇百怪。
南宋另一处有名的“卧龙”，还不在南阳，而是江西庐山的卧龙冈。
朱熹《庐山卧龙庵记》“又缘名潭之义,画汉丞相诸葛公之像,置之堂中。”朱熹虽然是纪念庐山一位姓刘的隐士，但顺势就为诸葛亮建了个庵。
《江西通志》“卧龙冈去府城西北二十里，在五乳峰之东，下有卧龙庵，朱子建以祀诸葛丞相，有记。”
如果只说卧龙庵、卧龙寺，还有更早的，比如西安卧龙禅寺自称唐代就有。安徽池州九华山的卧龙庵和卧龙和尚则更有宋诗留传。
陈岩《卧龙庵》：“孔明西去终扶汉，散骑南来莫拯唐。同时卧龙殊用舍，古今易地两南阳。”所谓两南阳，一是指诸葛亮的南阳，二就是指九华这边的南阳涧、南阳里。
宋末，陈元晋《渔墅类稿》有《汀州（福建长汀）卧龙书院记》“知郡后山麓故有卧龙亭者，盖因山取名……旧曰卧龙书院，而刻诸葛忠武侯遗像于其间。”
以上三处宋代“卧龙”，都与诸葛亮生平无关，但都建了卧龙相关的庵院，也有相关地名，可见古人对诸葛亮的仰慕。
从元代起，南阳卧龙冈（岗）开始占上风。
《大元一统志》：“卧龙岗在南阳县境，诸葛孔明躬耕之地”。
当然有些南阳朋友会说南阳卧龙岗的记载很早，但我确实没找到。家谱就不提了。比如说唐代李翰有《卧龙冈谒武侯祠》，但一般认为是明代李瀚所作，而且全诗也看不出跟南阳有关，完全可能指夔州。有说明代《金石林时地考》记录了南阳卧龙岗有唐代的诸葛庐碑。但我看原文并没提唐时有“卧龙岗”地名，“城西南七里”还是小字注。所以这材料也许能证明该地有唐碑，但与本文的“卧龙”主题无关。
还有说卧龙岗地名跟刘秀有关，也就是从汉代就有了，这一点我没找到正史。如果单说民间传说，从驻马店上蔡、石家庄栾城、许昌魏都、商丘民权，到处都有王莽撵刘秀的卧龙岗传说，这就没边了。
《三国志平话》：“孔明，道号卧龙先生，于南阳邓州卧龙冈上建庵居住”。
不过元曲《诸葛亮博望烧屯》中，说了“南阳邓州卧龙冈有一仙长，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后，又说“在襄阳城西，号曰隆中，有一冈名是卧龙冈”。其实不怪元代人，就算我这学过几年地理的现代人，读书的时候对襄阳南阳也没有概念，只知道两地“隔得不远”。
与襄阳几座山的混乱相比，南阳卧龙岗从元到清的记录可以说相当统一，除明代黄景昉的“南阳东七里”和叶桂章“郡西南可十里许”有点捣乱，其他记录都在城西南五到八里之间。也有人认为卧龙冈原来叫八里冈，但从下图看还是有区别。
清光绪南阳地图
另外，均州也有伏龙山，汪士铎的《水经注图》中均（钧）水流域，不止标有伏龙山还标有龙巢山，这对“武当说”也有一定帮助。
总的来说，“卧龙”在古代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地名，而且容易与伏龙搞混，所以即使在史料中发现了这类地名，也应谨慎使用，要结合更多史料一起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