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季云
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
苟不教，性乃迁，
教之道，贵以专。
打开《三字经》，读着读着，便穿越到了很古的时候。
宋代大儒指路，不知不觉间来到了春秋战国，走近了古圣先贤。一位温柔敦厚，儒雅谦恭，威而不猛；一位目光睿智，善养浩然正气；还有一位仙风道骨，神清气俊。他们是儒家大思想家，至圣先师孔子、亚圣孟子和后圣荀子。
他们在谈论“人性”，或天性，或道性，或习性。关于人性的本质问题，古圣们观点有不同，角度有不同，相同的是，他们深邃而独特的思想，跨越时空，熠熠生辉，一直闪耀在历史的天空。
孔夫子含而不露，他说：“性相近，习相远”；孟夫子娓娓道来，他认为：性本善；荀子有些慷慨激昂，他提出：“性本恶。”
他们本不属同一时代，没有面对面的激辩，也无意巅峰对决，可他们的学说却奇迹般地为后世留下“千年争讼”的一道辩题。
孔夫子谆谆地说道，人先天具有的纯真本性，互相之间是接近的；但因后天的环境和教育程度的不同，使人互相之间形成了甚大的习性差异。这位伟大的教育家强调的是，通过教育，人性可塑。
“我认为‘性本善’。”孟子说话了，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记载了孟夫子对人性的论断。人生来就具有天赋的仁、义、礼、智四个“善端”，具有先天的道德萌芽，所以，人性本是善的；通过师教让人保持“善端”，人人皆可为尧舜。
孟子画像
“人之性本恶”，荀子不太同意孟子的说法，且口气坚定。荀子说，人的本性都是好利求欲的，“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这种不待学而性中自有的追求，决定了人性的恶。荀子也认为人性是可变可易的，关键在于“化性起伪”，让人变好，变得保有善德。荀卿要表达的意思很明白，人的后天必须接受严格的教育训导和学习，可以变善。为此，他留下不朽之作《劝学》篇。
到底人性善，还是人性恶？以后的学界，论战纷起，争辩不休。但在三位古圣身后几百年，有宋一朝，有个叫王应麟的大儒（一般认为是《三字经》的原创作者），他参透了这场所谓性善性恶论之争的玄机。他发现，这种本身并无实质意义的争论，其实，最后的焦点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教育”。而这，正是他所需要的。于是，他给家学私塾撰写儿童启蒙读本，将圣人的人性教育思想融会一体，浓缩在开头的几句话里，这便是《三字经》的旨趣。这几句话，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催人向上，几乎成为不可动摇的蒙教宣言。以后的一千多年里，中国社会，人人能诵，妇孺皆知，“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几乎成为一个常识性问题。
毫无疑问，这位出自南宋宁波的大学者是赞成孟子的。作为儒家弟子，他笃信人性本质上的善，尽管他看到很多人性的恶。人性向善，这是一个大儒的终极信仰。
他自然也读懂了荀子，只是荀卿的“性本恶”用词，明面上看起来不那么像儒家的正统，甚至有点偏激。可贵的是荀子的“化性起伪”论和“劝学”说，却暗合了作者的心思，这本小书最乐于采纳。
作者对孔子却是顶礼膜拜的。他直接抄录了《论语·阳货》中的原话：“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夫子的话，多么深邃，多么富于哲理，像播下的种子，在孟子、荀子们这里开花结果。夫子睿智，对人性这样的复杂问题引而不发，不言善恶、不下定义、不作结论，但言人性基本平等，后天的人为因素极端重要，那才是大人们应该明白的道理。
启蒙教育的主旋律就这样拉开了——“苟不教，性乃迁”，纯真善良的本性受到不好的影响，会变不好，所以“人之初”的启蒙教育至为关键；“教之道，贵以专”，即对人的道德品质和人格情操的养成教育，贵在专心不倦、始终如一。《三字经》的启蒙观，实在太明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