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经在他的《进学解》中提出：“业精于勤，荒于嬉。”这句话的意思是，学业因为勤奋学习而日渐精微，因为嬉耍玩乐而有所荒废。勤学不能是一时一地的，人们应当长久地将勤学的优良传统坚持下去。怠惰偷懒，则不会有所进益，只能日渐倒退回原来的水平，这就像是在逆流中划船一样，如果不想被水流冲下去，人们只有加把力气，力争上游。
宋代的散文大家王安石，曾经在他的一篇散文《伤仲永》中，记载了他听说过的一位少年的事迹：这位天才少年，名叫方仲永。方仲永出身农家，没有接受过特别好的教育。但是，方仲永五六岁时，竟然写出了自己长大后要供养父母、敦睦宗族的诗歌。一时间，这些诗作在全乡的秀才之间传阅，人们对这个未经雕琢却天才自成的孩子感到非常惊异。方仲永也不只写了一首这样的诗。人们指给方仲永其他事物，让他借题作诗，他也能够很快地写出诗作，而且文采和事理也都颇有可观之处。于是，方仲永在他的家乡金溪县变得小有名气，大家都想看看这个有神童之名的孩子，便纷纷宴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这个早慧的孩子，如果就此接受了比较好的教育，可以想象得到，他日后可能会成为一位非常优秀的学者，如果应试科举，定能为官作宰。
但是，方仲永的父亲不是这样为儿子打算的。虽然他也很为自己儿子的天分骄傲，但他的同县人经常邀请方仲永到家中做客，请他作诗，并会赠与他一点钱财，这让方仲永的父亲觉得有利可图。于是，方仲永的父亲经常带领儿子到同县人的家中做客，以儿子作为谋利和虚荣的工具，却没有让儿子读书，接受教育。到王安石真正见到方仲永的时候，方仲永已经十二三岁了，距离方仲永初次成名，已是六七年之后。王安石好奇于这个被传说为神童的少年，便请他作诗。然而，方仲永虽然作出了诗，但他的诗作平平，没有进步；童年早慧已经消失，他本人也已经与同年龄段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了。而又过了六七年之后，王安石再次向别人询问起方仲永的情况时，得到的回复却是“泯然众人矣”。也就是说，方仲永彻底失去了他的神童光环，与庸常的众人变得相同了。一个早慧的天才，就这样因为没有继续读书学习，就此埋没在了众人之中。王安石也不禁在《伤仲永》一文最后感叹道：像方仲永这样天资应当远高于其他人的人，因为没有读书学习，尚且变成了一个普通人，那么那些没有从上天那里接收到方仲永这样异常天资的人，如果再不读书学习，又会是什么样呢？可能比普通人还要不如吧。
方仲永的失败，对每一个勤学上进的人来说，都是一记警钟：如果在学业上有所懈怠，就会退步，最终甚至像方仲永一样，“泯然众人矣”。与之相对的，是那些刻苦学习，一日不辍的人物，他们的成功，便绝非偶然。比如北宋名臣司马光，便是这样一个勤奋到近乎笨拙的人，他对学业和著述所保持的敬意，却是常人难以赶上的。司马光幼时，觉得自己的记忆力比别人差，因此比其他的兄弟更加努力。他的兄弟们已经背下了书，出去游玩了，司马光却仍然闭门不出，直到确实能够背诵下来才停止。因为他在读书时下了巨大的力气，因此他的收获也比常人要多，能够一生不忘记自己读过的书。有时，司马光骑马，或是半夜睡不着的时候，也会吟诵诗书，仔细思考书中的含义。
司马光的主要学术成就，都在他主持编写的《资治通鉴》上了。《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三家分晋开始记载，一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中间含1362年的历史，都以编年的形式在《资治通鉴》中撰写出来。司马光认为，如果想要治理国家，就一定要通晓此前的历史，懂得历史兴亡教训。《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写作这样的一部史书，势必要翻阅大量的材料，只是整理史料，便极其消耗编书人的耐力和精力。而司马光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资治通鉴》的写作，据说，他和他的助手写成这部书的时候，其采用过的原稿总共堆满了两间屋子，可见这件工作之繁重。司马光与助手们为了写作《资治通鉴》，在采用朝代编修的正史之余，还要参看其他的历史著作，对正史记述可能不足之处进行补正。司马光曾说自己阅读过非常多的古籍，也许他正是在编修《资治通鉴》的过程中，为了确证历史记载而阅读的吧。编成这一部《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而《资治通鉴》一书，背后材料丰富，总体风格严谨而充实，文字简洁典雅，是我国的重要历史著作，备受历代读书人的喜爱。
评说
《道德经》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想要一直前进，便要以此形成家风，始终严谨而勤奋地对待学业，读书学习，终生不辍。以方仲永之天资聪慧，不学尚且不能成才，何况大多数资质平凡的人呢。而两位宋朝史学家的治学态度，则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他们面对极其丰富浩繁的材料，没有草草了事，而是殚精竭虑，仔细阅读考辨，然后形成自己的判断，再写进自己的书中，谨慎而好学不断，这就是一种逆水行舟的精神。我们的学习和工作，也要这样专心致志，不畏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