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这首儿歌般的古诗作者骆宾王，是唐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初唐四杰”之一。“初唐四杰”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这四位生活在唐初到唐高宗时期的诗人。《旧唐书·杨炯传》说：“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四人中卢、骆年辈较长。
他们在唐诗史上的功绩主要是提倡刚健的气骨，反对南朝以来绮靡的文风。由于官卑职低、境遇坎坷，他们的诗歌创作将视野开拓到江山、塞漠和市井，表达了建功立业的远大理想，充满积极进取的人生意气，因而能在唐初宫廷诗和台阁诗占主流的诗坛上，令人耳目一新。在四杰中，骆宾王的生平尤有传奇色彩。
他曾当过王府属吏，也曾从军出塞，到过天山、巴蜀、江南等许多地方，还曾被诬下狱。最后投靠起兵反武复唐的徐敬业，并为之作檄文传布天下，失败后下落不明，但也有被处决、投水而死的不同说法。后来唐中宗下诏搜求骆宾王诗文，令鲁国郗云卿集成《骆宾王文集》十卷，后世传有多种版本。郗云卿《骆宾王文集序》说骆宾王“年七岁，能属文”。
《新唐书·骆宾王传》说他“七岁能赋诗”。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也承袭《新唐书》所说。当代研究者认为《全唐诗》卷七九载骆宾王《咏鹅》一首，诗题下有注“七岁时作”，这首诗可能是各家史传说他七岁能写诗文的根据。唐诗版本的流传历经千年，有很多讹误。但此诗为骆宾王七岁时所作的说法目前尚不见文献学者提出质疑。那么骆宾王七岁大概是哪一年呢？
这就涉及骆宾王生年研究的众多分歧。目前大约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由闻一多先生提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多家文学史都遵从此说。后来又有638年、635年、630年、628年等不同说法，大体都是在贞观年间；一是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又有认为在619年，都是在武德年间。
虽然无法确认究竟哪一种说法最接近事实，但大体可知骆宾王七岁是在武德、贞观年间，有助于今人了解《咏鹅》的创作背景。中国诗歌从楚辞《橘颂》开始，就有咏物的传统，但真正蔚为大观，则是在南朝齐梁时期。由于当时朝廷权贵推崇博闻多识、文章谈义，文人数典隶事的风气盛行，诗歌用典求新求巧，“指物呈形”的咏物诗也大量产生。它们将赋咏的题材扩大到日常生活中许多器具用品和虫鸟花草，内容则并无深刻的寓意和寄托，只要巧构形似之言，写出一点小小的思致即可。
同时随着讲求声律的新体诗的产生，诗歌篇幅趋于短小，以四句、六句、八句的五言为多，也给咏物诗提供了更适宜的体裁。于是以新体咏物便成为南朝诗歌的一大特征，并且一直延续到唐初。唐初宫廷诗坛的文人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南朝。虽然唐太宗和部分重臣提倡质朴刚健的文风，但审美风尚和创作习惯有其延续性，就连唐太宗本人也很爱好南朝文风，他所作的诗歌中就有相当多的咏物诗，大多是五言八句和四句的新体诗。
当时的大臣们除了应制奉和以外，也有不少擅长咏物新体诗。这样的风气必然会影响到时人文化教育的理念，使有条件学诗的士人从小就习染此风。骆宾王七岁时看到鹅，开口便能赋咏，而且采用新体诗的声律，应与这种教育背景有关。《咏鹅》连用三个鹅字的一句三言加三句五言，兼有童谣和新体诗的特点。三言加五言的杂言体，在南朝童谣中可见。
如南齐沈麟士引童谣：“金鹅鸣。沈氏兴。代代出公卿。”再远还可以追溯到汉代的童谣和儿歌，三言可与七言或五言组合，一般都是短篇。这首诗后面的三句五言从声律看，已能做到平仄相对：仄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已是标准的律句，只是不粘。虽然五言律诗要到李峤、沈佺期、宋之问的时代才形成。但是新体诗在齐梁时期产生后，一直向着律化的方向发展。
骆宾王七岁时就能写出这样规范的律句，可见他从小就掌握了新体诗的基本声律规则。但此诗开头三个字与一般三言句不同，它只是以三个“鹅”字的呼唤起头，就像是小孩子见到鹅以后追着它连连呼叫，兴奋的心情和稚气的神态自见于言外。而鹅儿似乎也在和孩子的呼叫相呼应，伸着长颈引吭高歌。虽然鹅叫是努力伸直脖子的，但由于天生骨架所致，看起来还是弯的。
“曲项向天歌”一笔勾勒出鹅儿的外形特征和朝天叫唤的高傲姿态，“歌”字出自儿童的天真心理，将鹅的嘎嘎长鸣想象成欢乐的歌唱，因而这一句既能形似，又能传神。“白毛”两句以鲜明的色彩对比，描写白鹅游水的情景。“浮”字写雪白的水面上鹅儿的身后泛起两道波纹，仿佛是绿水被分开一样，“拨”字写透过清波可以看见鹅的红掌划动。既见鹅儿嬉水的自在，又可见水的清澈。
这两句从对仗来看，上句“白毛”对“红掌”，下句“绿水”对“清波”，是南朝到唐初最常见的“的名对”，又称“正对”。“绿水”和“清波”是意义没有区别的名词，二者对仗，在古诗中可以允许，到律诗成熟以后，即被视为“繁说病”（参《文镜秘府论·文二十八种病》）。但在新体诗向律诗发展的过程中，这类对法并不少见。所以无须苛责。何况出自一个七岁的儿童，反而因此而见出几分稚拙。
总之，这首小诗虽只短短几句，却能从声音、色彩、动态几方面将鹅的形神写得活灵活现，而且蓝天碧水的环境自然融合在鹅的描写之中，确实显现了幼年骆宾王的咏物天赋。尽管七岁的孩童未必有独创的自觉意识，这首小诗所咏之“鹅”却是首次进入南朝以来的咏物题材之中。检索今存所有南北朝及唐初的咏物诗，不难发现在骆宾王此诗之前，并无诗人以鹅为赋咏对象。
而此后也绝少以此为题者，甚至在唐玄宗令人编写的给皇子作诗使用的类书《初学记》“鸟部”里，也没有“鹅”。从初唐到盛唐，诗歌中提到鹅，大多是咏王羲之为道士写《黄庭经》换鹅的故事，重点不在写鹅，而是赞美王羲之率性任放的名士风度。直到中晚唐，鹅才出现在少数写乡间村舍生活的诗里，如姚合《扬州春词三首其三》：“有地惟栽竹，无家不养鹅。”张祜《闲居》“井栏防稚子，盆水试鹅儿”。但也都是作为景物点缀一笔带过。
唯有晚唐的大诗人李商隐和同时代的李郢各有一首咏鹅诗。不妨将这两首诗与骆宾王的《咏鹅》稍作对比。李商隐的《题鹅》是一首七绝：“眠沙卧水自成群，曲岸残阳极浦云。那解将心怜孔翠，羁雌长共故雄分。”前两句写云边残阳斜照着远处的水滨曲岸，一群鹅儿或眠于沙上，或卧于水面，悠闲自在，无忧无虑。后两句羡慕它们不像孔雀翠鸟懂得怜惜羽毛，更不理解自己孤独失侣的愁心。
这首诗是由鹅儿的逍遥自在兴起感叹，因而没有细致的刻画，只是远观鹅群的动态，但鲜明地描画出一幅鹅群在水边曲岸游息的风景画，并寄托了诗人的天涯羁旅之感。李商隐是咏物的高手，既善于白描写生，又善用典故传神，寄托更是深隐，此诗中“孔翠”出自《蜀都赋》“孔翠群翔”，比喻文章才华；“羁雌”用谢灵运“羁雌恋旧侣”，以鹅群的无心反衬自己的深忧。
相比之下，便可看出骆宾王《咏鹅》纯是一幅儿童给白鹅画的特写，毫无曲折的构思和深刻的寄托，反而更见单纯天真。李郢的《鹅儿》则像是对骆宾王诗的补充和发挥：“腊后闲行村舍边，黄鹅清水真可怜。何穷散乱随新草，永日淹留在野田。无事群鸣遮水际，争来引颈逼人前。风吹楚泽蒹葭暮，看下寒溪逐去船。”诗里也写到了黄鹅在清水中嬉游的可爱，喜欢伸着长颈直逼人前的高傲，但更着重在群鹅生活状态的描写中展开村舍边的景色：鹅儿到处觅食新草，整天待在野田里。无事便聚在水面上鸣叫，还会到溪水里追逐离去的船只。
这首诗有助于理解骆诗所没有写到的鹅儿的生活环境和各种习性。骆宾王出生于浙江义乌，他所见到的鹅想必也是生活在这样的水乡吧？从咏物技巧来说，李商隐和李郢的两首诗确实比骆宾王的《咏鹅》成熟，事实上从初唐到晚唐，咏物诗经过长期的发展，成就也远非南朝和唐初可比了。但是骆宾王诗中天真活泼的表情和稚嫩可爱的口吻，在成年人的诗里是找不到的。因而《咏鹅》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充满童趣。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3年第8期，作者：葛晓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