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职业墓志撰稿人的出现及墓志的产业化：这里仅以王化昆《唐代洛阳的职业墓志撰稿人》为例。王文指出：“职业墓志撰稿人，包括专门以代为别人起草状子等文书、家书、墓志文之类为生者，也包括其人有官职或其他固定职业，但又有文才又有名气，经常受人之托，为别人写文章者。因为经常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也懒得每次都绞尽脑汁去构思，若遇到相似类型的，他们就用过去的底稿，然后根据不同情况加以修改，即又成为另一篇新文，从而完成任务(当然，若是自己的好友，则另当别论)，或者就这样轻易拿到一笔润笔费。另一方面，由于墓志文是刻于石而埋于地下的，轻易不会穿帮，所以，这类类文就更多地出现在墓志文中，且很少署作者大名。这样的情况更多地用于宫人墓志，其内容几乎一样，仅改数字而已，毫无史料价值，这也早为人们所熟知。但这些宫人墓志当为朝廷专职人员所为，宫人之外的墓志文出现如此多的类文，似乎并不为人们所注意。”王文所举之例，除了前引《范雅墓志》、《郑满墓志》等六方出自同人之手外，尚有《刘粲墓志》与《李彦墓志》，《慕容夫人墓志》与《王夫人（玉儿）墓志》、《杨夫人（玉姿）墓志》，《张岳墓志》与《邢弁墓志》、《张瓘墓志》，《唐逊妻柳夫人（婆归）墓志》与《张君妻秦夫人（详儿）墓志》，《毛盛墓志》与《杨昭墓志》、《邢仙姬墓志》，《任道墓志》与《宋荣墓志》，《马忠墓志》与《吴孝墓志》、《刘普曜墓志》，《李清墓志》与《皇甫德相墓志》，《赵安墓志》与《张钦墓志》，都分别出自同人之手。这还仅仅是初唐时期的洛阳情形，其他时代、朝代，其他地方，情况未必都如此，但职业墓志撰稿人的存在想必没有没有疑问。
有些文人，虽然不是以撰写墓志铭为职业，但是，撰写墓志铭为他们带来丰盛的经济利益，称这些人以撰写墓志铭为副业大体说得过去。李邕谀墓堪称有唐一代代表。《旧唐书·李邕传》载：“初，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钜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中云：“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贾然。大官薨，卒造其门如市，至有喧竞构致，不由丧家。是时，裴均之子将图不朽，积缣帛万匹，请于韦相，贯之举手曰：宁饿死，不茍为此也。”这里有三个信息，一是韦贯坚决不为钱财而撰写墓志文，这在古代是极为少见的；二是墓志铭市场极为红火，甚至由不得丧家做主，墓志的撰写已经产业化。其三，出现了墓志铭职业经纪人，所谓“造其门如市”者，就是此类角色。宋代洪迈梳理过墓志商业化历史，其《容斋随笔·续笔》卷六“文字润笔”云：“作文受谢，自晋宋以来有之，至唐始盛。《李邕传》，邕尤长碑颂，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月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故杜诗云：‘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驎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又有《送斛斯六官》诗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盖笑之也。韩愈撰《平淮西碑》，宪宗以石本赐韩宏，宏寄绢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马并白玉带。刘叉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愈不能止。刘禹锡祭愈文云：‘《父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皇甫湜为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赠以车马、缯彩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缣，何遇我薄邪！’度笑酬以绢九千匹。穆宗诏萧俛撰《成德王士真碑》，俛辞曰：‘王承宗事无可书；又撰进之后，例得贶遗，若黾勉受之，则非平生之志。’帝从其请。文宗时，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买然。天官卒，其门如市。至有喧竞争致，不由丧家。裴均之子持万缣诣韦贯之求铭，贯之曰：‘吾宁饿死，岂忍为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记》曰：‘予与元微之定交于生死之间，微之将薨，以墓志文见托。既而元氏之老状，其臧获与马绫帛，洎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为谢文之贽。予念平生分，贽不当纳，往反再三，讫不得已，回施兹寺。凡此利益功德，应归微之。’柳玭善书，自御史大夫贬泸州刺史，东川节度使顾彦晖请书德政碑，玭曰：‘若以润笔为赠，即不敢从命。’本朝此风犹存，唯苏坡公于天下未尝铭墓，独铭五人，皆盛德，故谓富韩公、司马温公、赵淸献公、范蜀公、张文定公也。此外，赵康靖公、滕元发二铭，乃代文定所为者。在翰林日，诏撰同知枢密院赵瞻神道碑，亦辞不作。曾子开与彭器资为执友，彭之亡，曾公作铭，彭之子以金带缣帛为谢，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尽朋友之义，若以货见投，非足下所以事父执之道也。’彭子皇惧而止。此帖今藏其家。”这里涉及到韩愈、白居易等著名文人，同僚之谊、朋友之情，在赤裸裸的金钱面前，显得毫无尊严。墓志铭的商业化，简直令人触目惊心。
（三）“谀墓金”与谀墓的真相：最早见于记载的谀墓是汉末蔡邕。《世说新语·德行第一》“郭林宗至汝南”条刘孝标注引《续汉书》云：“郭泰……及卒，蔡伯喈为作碑，曰：‘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自言不愧者仅郭泰碑，其谀墓之多可以想见。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云：“近代碑碣稍众，有力之家，多辇金帛以祈作者之谀，虽人子罔极之心，顺情虚饰，遂成风俗。”谀墓已经已经风气化。在前人记载中，韩愈是唐代李邕之后最大的谀墓者，前引其《河南少尹李公墓志铭》，甚至将别人赠送钱财写入墓志铭中：“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状，以币走京师，乞铭于博士韩愈。”尽管他也在墓志铭中记载曾经贴钱为人安葬、免费撰写墓志铭的事，其《登封县尉卢殷墓志》云：“将死，自为书告留守与河南尹，乞葬己。又为诗与常所来往河南令韩愈……韩愈与买棺，又为作铭。”但毕竟不如谀墓之著名。
善于谀墓的，绝非只有唐代。南宋洪迈记载诗人向巨源本来贫寒，为人谀墓得钱百万，购置临湖阁，尚属用于雅道：“巨源再为人谀墓，郑重答谢，通得百万钱，妻子睥睨咨晓，规作求田计。巨源左遮右绐，如护头目，举以付工师，不留一钱”。而岳珂《桯史》卷六记宋人谀墓文创作情形云：“孙仲益觌《鸿庆集》，大半铭墓，一时文名猎猎起，四方争辇金帛请，日至不暇给。今集中多云云，盖谀墓之常，不足咤。独有武功大夫李公碑列其间，乃俨然一珰耳，亟称其高风绝识，自以不获见为大恨，言必称公，殊不怍于宋用臣之论也。其铭曰：‘靖共一德，历践四朝，如砥柱立，不震不摇。’亦太侈云。余在故府时，有同朝士为某人作行状，言者摘其事，以为士大夫之不忍为，即日罢去，事颇相类，仲益盖幸而不及于议也。”孙觌为金钱而谀墓，称颂巨珰，真令士大夫斯文扫地。王明清《挥麈后录》引翟无逸言载：“孙仲益毎为人作墓碑，得润笔甚富，所以家益丰。有为晋陵主簿者，父死，欲仲益作志铭，先遣人达意于孙云：‘文成，缣帛良粟，各当以千濡毫也。’仲益忻然落笔，且溢美之。既刻就，遂寒前盟，以纸笔、龙涎、建茗代其数，且作启以谢之。仲益极不堪，即以骈俪之词报之，略云：‘米五斗而作传，绢千匹以成碑，古或有之，今未见也。立道旁碣，虽无愧词；谀墓中人，遂成虚语。”楼钥《跋傅梦良所藏孙鸿庆作傅和州墓铭》云：“鸿庆孙文昌一代文章伯也，志人之墓，固未免于称美。兹为和州之志，有云：其学自六经、太史氏、百家诸子、浮屠黄老之书，无所不读，其文自歌、诗、赋、颂、表、笺、传、序、箴、铭、纪、志，亦无所不工。又曰：‘文章闳丽，可当大典册；诗语精深，可列于歌颂，以荐郊庙。’”尽管楼钥认为“此非心服其能，不作此语也”，但若言“无所不读”、“无所不工”不是谀墓，世间恐无谀墓文字了。宋人谀墓，不减于唐人。至于元代，巨儒吴澄被认为“为人谀墓，起家巨万”，明代杨维新《书事》感叹：“惜哉操觚士，半为谀墓谋。”王嗣美《丧葬约》亦谓：“近日殷实有力者，不论有爵无爵，一概求当代达官作志，以为泉壤光中，且奖许溢分，增其所无。”清代毛奇龄《敕封文林郎内阁中书舍人刘先生墓志铭》云：“予惟近代多谀墓，非好为佞，亦以其人无可述，不得不张门阀、铺官阶，夸饰所无有。”这里有为谀墓辩解嫌疑，尽管非其本意。可见谀墓历朝历代皆有。需要留意者，有时丧家求作墓志，以他物而非金钱或者缣帛为馈，而以较为高雅之物为赠。唐代崔元亮晦叔遗诫家人云：“吾玉磬琴，留别乐天，请为墓志云尔。”清王士祯《香祖笔记》云：“王禹玉作庞颍公《神道碑》，其家润笔参以古书名画三十种，中有唐杜荀鹤及第试卷。予生平为人家作碑版文字多矣，惟安德李氏以杨孟载手书《眉庵集》一部相饷耳。”颇为艳羡古人所得润笔之夥。以古书、名画、收稿为润笔，这其实也是谀墓，一种隐秘的谀墓。
谀墓，可能并不是作者本意。但是，既接受志主家属的金钱或物资作为“润笔”，撰写完毕的墓志进入家属手中，家属增添、删改一些内容，篡改一些内容，即使与撰写者本意相悖，撰写者恐怕也不便甚至无法修改。像柳宗元《朗州员外司户薛君妻崔氏墓志》，铭文云：“简之温文，卒昏以易。”这可以看作是柳宗元对崔简其人的评价；但到石本则改为：“简之温文，亦绍其直。”犹言崔简能够继承其先人崔仁师的正直秉性。这完全将原来的“昏”、“易”之负面评价，改变为称赞了。前引欧阳修撰写范仲淹神道碑之事，是个极端的例子：只有范纯仁作为一代名臣范仲淹的儿子，自己又是太史，敢于公开拒绝接受、删改欧阳修撰写的碑文；只有欧阳修这样的一代文人领袖，自己道德事功方面又卓有建树，敢于公然反对范仲淹后人删改他所撰写的碑文。更多的情形是志主亲属后嗣悄然增删篡改，而撰写者苦于收受过润笔费，不敢、不便声言反对。这应该是谀墓的一部分真相。
馀论
墓志铭的真实性多被人怀疑，而以上从纸上到石上的梳理，无疑加重了其可疑性。不过，这不是本文的结论，亦非用意所在。我们认为，墓志铭从纸上到石上，各方面信息量无疑增加了，一些信息被纠正被补充，但有些信息却反而不可靠，经过志主家属之手的石本墓志会有意隐蔽、掩盖一些非善的事迹，毁誉评价文字往往可疑；同时，墓志铭其实是一种消费文学，它的生产过程存在商品化、模式化倾向。然而，这些现象都不足以否定墓志铭类文字的价值，它们整体上毕竟提供了许多真实可信、可资借鉴研究的信息，错误不实、有意造假的内容毕竟只是一部分。
梳理墓志铭从纸上到石上的过程，首先在于强调墓志铭有两个版本，即纸上墓志铭和石上墓志铭，二者可能吻合，也可能不吻合，不完全吻合的可能性更大。其次在于加强人们对石上墓志铭的认识，因为人们往往先入为主地相信贞石的可靠，而忽略其对纸上墓志铭的改变、篡改、隐蔽。这不是说这些改变就没有价值，而是提醒读者关注这些改变，研究产生这些改变的原因。三是突出墓志铭的商品化，加深人们对石上墓志铭文体独特性的认识，增加一个了解“谀墓”真相的维度，并进一步把握石上墓志铭的实质。四是通过对从纸上到石上生产过程的梳理，分清撰写者与丧家各自在墓志铭完成过程中的贡献和各自的责任，以考察墓志铭两种版本出现重大差异的深层原因及其责任者，以及孰先孰后、谁改变谁的问题。
当然，墓志铭的生产过程非常复杂，在不见石本只见纸本，或者只见石本缺少纸本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利用墓志铭？有的墓志铭，经过撰写者两次甚至三次修改，如钱穆先生考察出黄宗羲曾经三次为陈确（乾初）撰写墓志铭，从中可以见出他对陈确论学要旨的认识和黄宗羲思想之变迁，而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则只知黄宗羲两陈氏撰墓志铭，据之为论，固不够全面。但哪一次改写更为可靠，上石时以哪一稿为底本？都不容简单做结论，须待石本墓志铭的出土方能证勘。本文意在引起研究者使用墓志铭时的谨慎，尽量寻找纸本与石本对勘；不得石本，也要尽量参考史书、他人文集甚至笔记类文字，以避免过信贞石或者过信白纸黑字所带来的偏失。
初稿于2013年9月
二稿于2014年10月
三稿于2015年7月
文 | 彭国忠
来源 |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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