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路相逢勇者胜，夺取泸定桥
泸定桥桥长101.67米，宽2.8米，由13根碗口粗的铁索链接两岸，其中9根为桥面，4根为扶手，建于清康熙四十四年。
北岸桥头的桥楼已经被沙袋紧围，形成了一个坚固的桥头堡垒，从堡垒的射击孔中伸出的机枪正对铁索。此时，桥面铁索上铺的木板已经被抽去了。
北岸防守的是川军李全山的三十八团。这个团的先头部队是三营，就是和红军在大渡河两岸齐头并进的那支川军。三营的先头连，连长叫饶杰，这个连比红四团先两个小时到达北岸。饶杰让他们赶紧拆桥上的木板，由于士兵太累，还有人犯了鸦片瘾，所以拆桥速度缓慢。
三营营长周桂来了后，加派士兵拆桥，并且开始构筑工事。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几乎和红四团同时到达。双方一见面就开始了对射，在对射过程中，李全山团竟然有50多人受伤。
下午，四团的夺桥方案定了：二营和三营火力掩护，一营分三个梯队正面强攻。
一营二连连长廖大珠带领21个战士组成的突击队冲锋，三连在他们身后拿着木板铺桥面，三连的后面是一连，任务是在铺好的桥面上发起最后的冲锋。
下午四点，夺桥开始。22个年轻的红军勇士向铁索冲去。双方开始了疯狂地火力射击和压制。最后，22勇士攀着光溜溜的铁索冲了过去，川军目瞪口呆，惊恐万分。就在红军勇士快要接近北岸的时候，川军把拆下来的桥板堆在桥头，泼上煤油点燃了。
飞夺泸定桥22勇士
红军冲进了大火里，22人无一人伤亡，只是把眉毛、胡子和衣服烧焦了不少。后续部队冲过泸定桥，在泸定县城又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巷战，川军被打败了。
曾有人问我：说川军在北岸碉堡里有机枪，枪口对着桥面，桥上22勇士就是活靶子，怎么会“飞夺”呢？他们又不是鸟？
我就此问题咨询了一位当过*部队团长的主任，他说：
第一， 机枪一般打的是弧线，被射击的对象只有在弧线范围内才能被打中；
第二， 敌人碉堡里的机枪射手只能来回扫射，他的头不能露出来，更不能瞄准目标，因为，南岸的红军也有机枪（四团路上就缴获了10挺机枪）；
第三， 桥只有101.67米，交战双方都在步枪和机枪的射程之内，南岸北岸一对打，桥上的22勇士只管大胆地爬铁索就行了；
第四， 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次“飞夺泸定桥”，与其说是一场战斗，不如说是一场勇气和胆量的大比拼。
据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记载：“几年前，有人问一位曾经参与泸定桥战役的国民党军官，为什么红军在夺取泸定桥时阵亡的人那么少。他说那是因为国民党军队使用的枪已经老得掉牙，子弹都发了霉，开枪的时候大部分子弹甚至都打不到对岸。”
如果这位国民党军官说的是实话，又为我军能“飞夺泸定桥”提供了另一个依据。
据《学习强国》里的“看党史”披露，说是在22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时候，四团三营七连的60名战士从泸定桥下游两公里拐弯处偷渡过河到了北岸，他们的突然出现，使得敌人腹背受敌，战斗意志立刻崩溃。
5月29日晚上10点，刘伯承和聂荣臻提着马灯，在四团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的引导下，走上了泸定铁索桥。刘伯承来回走了好几趟，他自语道：“泸定桥，泸定桥，我们胜利了，胜利了！”据说，“军神”的左眼渗出了泪水。
刘伯承
1935年5月31日，*走上了泸定铁索桥。走到桥中央，他扶着铁索说：“应该在这里立一块碑。”
对22位夺桥勇士的奖励是：每人一套列宁装、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一只搪瓷水杯和一双筷子。这是当时红军中最高的物质奖励。
但是，22勇士的名字却无从考证，只知道5个人的名字和当时的职务。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史》中是这样记载的：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一营二连连长廖大珠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一营二连政治指导员王海云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一营二连党支部*李友林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一营三连党支部*刘金山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一营三连副班长刘梓华。
黄开湘和杨成武
黄开湘，又称王开湘，出生于1901年，江西弋阳人，中国共产党党员，长征时任红四团团长，飞夺泸定桥之后，又和政委杨成武一起突破天险腊子口。1935年11月，身患伤寒病，不幸逝世，享年34岁。
杨成武，出生于1914年10月27日，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1939年，杨成武担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时，指挥了著名的黄土岭战斗，一炮干掉日本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官阿部规秀。指挥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2004年2月14日逝世，享年90岁。
参考书目：黄允升的《*三落三起》；王树增的《长征》；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