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高肇甫一家合影
03
钱学森：17位一生中给予我深刻影响的人，
老师占12位
钱学森曾亲笔写下一份珍贵文件，回忆在他的一生中给予他深刻影响的人，总共17位。这份名单中有1位小学老师， 7位中学老师，其他几位包括他的父母亲、留美教授冯卡门、*、*、聂荣臻等。
钱学森回忆说，我从1923年到192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念书。那个时代，在北京办学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当时的校长林砺儒先生能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办成质量上乘的第一流学校，实在难能可贵。他实施了一套以提高学生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法，启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自觉性。当时我们临考都不开夜车，不死读书，能考80多分就是好成绩，只求真正掌握和理解所学的知识。
我在读书时，没有死背书，看了许多书，但从不死读书，而是真正理解书。
国文老师董鲁安(即于力)、化学老师王鹤清、数学老师傅仲孙、生物老师俞谟(即俞君适)、美术老师高希舜等讲课都各有特色，给我中学时代的数、理、文等课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的美术老师高希舜(后来成为著名的国画大师)，暑假里开办暑期绘画训练班，教画西洋画，父亲很支持我去，我买不起油彩就用水彩学画，也学画中国画，后来我画得还不错。国文老师是董鲁安，他思想进步，常在课堂上议论时弊，厌恶北洋军阀，欢迎国民革命军北伐，教我们读鲁迅的著作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到了高中一年级时，我对用文言文写文章小品特别感兴趣。我们的音乐老师也非常好，上课时，他用一部手摇的机械唱机(当时没有电唱机)放些唱片，教我们学唱中外名曲，欣赏各种乐曲，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等，后来，贝多芬憧憬世界大同的声响，一直在我心中激荡。
几何课老师傅仲孙说，“公式公理，定义定理，是根据科学、根据逻辑推断出来的，在课堂如此，到外面如此；中国如此，全世界如此，即使到火星上也如此!”钱学森从此懂得科学的严谨。
这些中学老师教给钱学森的，他一直都记得，而且一直感恩老师的教诲。
钱学森对自己的母校充满感情，1955年10月29日，他从美国返回北京的翌日，就到这所阔别20多年的母校看望老师。用钱学森的话来说，在北京师大附中的六年，“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六年”。钱学森还说：“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的六年，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
04
丰子恺：我敬仰我的老师弘一大师
“那时，我是预科生；他是我们的音乐教师。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摇过预备铃，我们走向音乐教室，推进门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总要迟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在丰子恺看来，用“温而厉”三字来形容李叔同先生最合适不过。
“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是上下两块可以推动的）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两块都写好，上块盖着下块，用下块的把上块推开）。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后来我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到。故上课铃响时，同学早已到齐），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
那时的学校，首重的是所谓“英、国、算”即英文、国文和算学。在别的学校里，这三门功课的教师最有权威，然而在丰子恺的学校，音乐老师最有权威，因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缘故。
“李叔同先生为甚么能有这种权威呢？不仅为了他学问好，不仅为了他音乐好，主要的还是为了他态度认真。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
丰子恺为弘一大师所绘画像
1928年，丰子恺为祝贺恩师李叔同50寿辰，寄去了自己精心绘制的50幅《护生画集》。10年后，第二集《护生画集》完成，共60幅。李叔同非常高兴，很快为画集配上了文字，并回信：“朽人70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70幅；80岁时，作第四集共80幅；90岁时，作第五集，共90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
收到恩师之函，丰子恺回信：“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1973年底，丰子恺终于完成了恩师的重嘱，画完了《护生画集》的最后一集的100幅画，这与他送给恩师第一集《护生画集》时，整整相隔了45年。两年后，老人与世长辞。
“我敬仰我的老师弘一大师，是因为他是一个像人的人。”做一个像人的人，这便是丰子恺一生的追求。他用生命完成了这一追求。
05
华罗庚：我的最高学历就是金坛初中毕业
华罗庚1931年去清华大学工作后，每年寒暑假都会回乡，总要登门看望他的老师韩大受、王维克、李月波等以及他的同学、朋友。
1946年夏，华罗庚刚从苏联访问回国，又即将赴美访问。这一去尚不知何日归来，他特地回乡一行。这时，他的恩师韩大受与李月波也在金坛，他立即登门请安。当时金坛各界特别举行了欢迎韩大受与华罗庚大会。会前有人专程前来邀请华罗庚参加大会并讲话，华罗庚第一句话就说：“韩大受先生、李月波先生都在金坛，理当请他们两位讲话，否则哪有我说话的余地！”进入会场时，华罗庚坚持要两位老师走在前面， “百分之百应该是老师走在前面。”华罗庚搀扶着他的老师们进入会场，并安排他们坐在中间，自己坐在侧位。那天连窗子上都挤满了人，大家都要看看家乡出的这位数学天才。当有人称赞他是一个数学天才。他连忙站起来摇摇手说：“我不是什么天才，我是慢慢学出来的，在座的老师都知道。”
1961年，在南京的一次数学工作者座谈会上，华罗庚亲热地指着王维克的女儿王振亚说：“她父亲王维克先生还是我数学成绩的第一个赏识这哩！我这位中学老师，他不仅书学好而且在物理学、天文学方面造诣也很深，并且是一个有成就的翻译家，他还是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夫人的第一个中国学生哩！”1950年，他在一次出差归来时，见到王维克给他的信，不顾劳累，立即回答，写道：“归后见书函盈尺，但不能不先覆吾师……”
华罗庚对他的母校与家乡怀有深深的感情。他常说：“我的最高学历就是金坛初中毕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