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是一个国家以和平手段对外行使主权的活动，外交政策和常用外交用词都是外交工作的基石。
有公知反对我国的某些外交政策，例如上海大学的胡伟教授，就反对我国的反美亲俄外交政策，俄乌战争一开打，就发文称：中国应该与美国一起摁倒俄罗斯，以获得美国的原谅，从而融入西方“大家庭”。最近又发文称中美关系恶化的责任不在美国。
本文主要是讲一下清华大学教授姜景奎提出的在我国外交工作中使用频率比较高的用词“相向而行”不如“知彼而行”，理应由“知彼而行”取代“相向而行”。
“相向而行”是一个汉语词汇，一般解释为面对面行进，物理解释为朝同一目标的面对面运动，在政治、外交问题叙述时常用来表达双方或多方具有共同目标或共同愿景、有共识等共性表示。
姜景奎教授对在外交上使用“相向而行”这个词的意思是这样解释的：
关于相向而行，在个体层面，大致意思是：我这么做了，我认为对咱俩都有利，希望你也能这么做；也即，咱俩都这么做，对大家都有利，何乐而不为。
在国际层面，意思相近：我方这么做了，我方认为这对双方都有利，希望你方也这么做，咱们双赢；多边也一样：我方这么做，希望大家都这么做，大家多赢、共赢。
也就是说，某一方确信，相向而行是双赢、共赢的必要条件，希望另一方或另几方都做相向的事情。但是，果真如此吗？一方确信那么做会双赢或者多赢，另一方或另几方也会有同样认知吗？答案是不确定的，甚至是否定的。
“ 相向而行”在外交上使用时表述的大多数情况是在双方或多方经过平等、友好协商后达成了共识，共同向着双方或多方认定的同一个目标而行动；有少数情况是在双方原本达成过共识，但是其中一方做出了违背双方共识的行为，另一方为了提醒违约方而使用“ 相向而行”，例如中美建交时达成共识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这些年美方有意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台独，中国外交部就会要求美方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方“ 相向而行”。
但是姜景奎教授却对我国在外交工作上使用“ 相向而行”一词做了另外一种解释，在他的解释中看不见有双方或多方的平等、友好沟通，看不见是由双方或多方经过协商后才会达成共识，而是充满了单方（中方）的霸道，都是单方（中方）提出方案，表示我认为这样做对双方或多方都有利，希望对方或大家都这么做。这明显是在偷换概念。
知彼而行，不是一个已有的汉语词汇，应该是姜景奎教授的创新。
姜景奎教授对“知彼而行”是这样解释的：知彼而行，意指我方这么做，同时知道对方大概会怎么做；或者说，我方对对方有相对深入的了解，知道对方的情况，对于对方怎么做，我方心中有数。双边层面如此，多边层面也一样。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语出《孙子·谋攻篇》，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姜景奎教授创造出了“知彼而行”这样一个词，并提出理应在我国外交工作中取代“ 相向而行”一词，不知道姜景奎教授是不是真的以为在我国外交工作中连最起码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样的基础工作都没有做吧。
我认为“知彼而行”这个概念所包括的内容只不过是“相向而行”概念中的一部分内容而已。
姜景奎教授为什么要在这时提出理应由“知彼而行”取代“相向而行”这样一个观点呢？这和他的身份有点关系，他是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这个学院是为我国培养高级外交战略人才的基地之一，涉及我国刚刚颁布的交叉学科目录下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专业的人才培养问题。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公开发表姜景奎教授的这篇《相向而行与知彼而行-——区域国别学学科之辩》的文章，虽然是以评论与争鸣的名义，但是以姜景奎教授的身份和在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的地位，最终把“ 相向而行”移出教学理念，同时植入“知彼而行”这样一个概念，并不是做不到的事。
“相向而行”和“知彼而行”有什么主要差异呢？
“ 相向而行”，首先要做的是“相向”，就是要先明确方向，在明确方向时，受原则性约束是比较强的，比方说，在和任何国家的合作方向上，都不能附加有任何同意台湾独立或有任何支持台湾独立的行为的条件，只有在认可不侵犯中国国家主权的相关基本原则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到“而行”阶段。
“知彼而行”，首先要做的是“知彼”，先知道别的国家是怎么想的，再确定怎么去“而行”，感觉是原则性少了一些，机会主义空间大了一些。
这时我们把上海大学胡伟教授的观点拿过来和姜景奎教授的观点结合起来分析，就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端倪。
胡伟教授的基本观点就是中美关系恶化的责任不在美国，俄乌开战中国应该抓住机会，与美国一起摁倒俄罗斯，以获得美国的原谅，从而融入西方“大家庭”。
胡伟教授的这个观点在“相向而行”的外交理念面前肯定是行不通的，因为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美国支持台独，这都是我国不可能让步的底线，是我国外交工作的最基本原则，所以胡伟教授所期盼的中国和美国一起摁倒俄罗斯，以获得美国的原谅，从而融入西方“大家庭”，是不可能得到认可的，逻辑上绝对行不通。
而胡伟教授的这个观点在“知彼而行”的外交理念面前，就有了一定的空间，先“知彼”，在中美关系上我们知道美国人想要什么，能不能“而行”呢，就有了多种解释的可能和空间，从逻辑上来说，就有可能行得通。
姜景奎教授说：从根子上说，区域国别研究是基础研究，这话没说错，在对外战略研究方面，区域国别研究就是在做基础研究。
如果在培养高级对外战略研究人才的基础研究上就植入错误的理念，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可能比中小学的“毒教材”后果更严重吧！
没有忘记历史的人都知道“五四运动”是在什么背景下爆发的吧。五四运动是在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起因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不断加强对中国的侵略，1919年1月，由英、美、法、日、意等一战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中国是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当时的北洋政府不但没有以战胜国的身份力争对山东的主权，反而准备接受这个决定，这次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直接引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
当今的中国执政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还有可能接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改变中国社会制度、分裂国家的强权政治吗？绝对不可能！
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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