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 溢
看大酒剧团的原创话剧《三两天》，像是顶着38度的高烧，仰脖灌下冰凉的烈酒，烧灼而清醒。舞台上，两个男人通身皆黑，沿着弧线，踩着鼓点，游吟诗人一样发着呓语。生活像冷硬、逼仄的布景，波澜不惊却源源不断地从两侧倾轧而来，一寸一寸逼近观众的内心。
《三两天》以“我”的口吻讲述了三天的北漂生活：机械的工作，疏离的亲人，似有若无的情人，令“我”喘不过气的爱人，以及一直陪伴着的头晕、恶心、想吐等。从这三天里，恍惚可以看到主人公的十多年。正如阿尔托在《残酷戏剧宣言》中所言：“（戏剧）让人看见真实的自我，揭露谎言、懦弱、卑鄙、伪善，使集体看到自身潜在的威力、暗藏的力量。”
庸常生活里的残忍
残酷戏剧往往将时代特有的*动及不安作为主题。在《三两天》中，真正的残酷被看似忙碌实则盲目的庸常所掩盖，温水煮青蛙一样，令人窒息。表面上，“我”极其严肃地追求一个目标，实际行动却与此抵牾，最终结果是严肃性的消解和荒诞感的产生。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说：“人的需要是历史性的需要。社会要求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作抑制性的发展，个人的需要本身以及满足这种需要的权利就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于凌驾其上的批判标准。”对“我”而言，表格是工作，更是一种生活模式。“我”的重要目标，是在“六环外或者燕郊涿州买房子”。与此同时，“我”的身体却诚实地发生排异反应，来逃避种种压力。这背后，是“我”在麻木状态下仅存的抗议。
《三两天》所揭示的，便是这样一种庸常生活下的残忍。残酷的另一面是人与人的疏离感，沟通本身成为一种悖论。面对别人的一些要求，“我”感到为难，几次欲言又止，表达欲却被一阵臭嗝顶了下去。电话里，舅舅托“我”照顾来京的舅妈和表妹，等“我”理顺了呼吸，他已经说到了“万事拜托”，回忆起“我小时候坐在他自行车横梁上”。这让人不由联想到卡佛小说里人与人交流的障碍，他们既不知如何表达，也不知表达什么。
除此，该剧还进一步解构了家人间的亲近感。充满反讽意味的是，轻松的相处只发生“我”与大了十岁的情人高媛之间。
做乘法，而非加法
《三两天》里发生的故事，是将日常生活击碎后，重建而成的舞台真实。这些生活切片像蒙太奇般交迭呈现，使人站在一个客观的视角，审视这些熟悉又陌生的事物，产生了做乘法的效果。这点，正如爱森斯坦在形容蒙太奇的作用时所说的：其效果不是两者之和，而是两者之积。
这首先体现在双声部的结构上。巴赫金把音乐中的多重声音引入诗学批评，提出对话即复调；作品中人物的自我对话便形成自我的复调，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内心声音相互独立又相互交叉，展现出真实的人物。
剧中，“我”的叙述由两个演员共同完成，他们是“我”在程式化的重压中内心走向分裂的表征。两个演员的对话呈现出互文性，或者自反性。当母亲一下子挂掉电话，连句保重也没有，其中一个“我”说“挂了就挂了吧，我想吐，头也疼得厉害”，另一个“我”回应道“再说我还有一堆表格要做”。这种自反性，也存在于言语和实际动作之间：一个“我”收到了情人高媛赴约的信息，忙着倒饬自己；另一个“我”还在夸赞老婆的好，自我辩解与高媛在一起“只是想在外面吃点饭”。
另外，人物形象及意象设计呈现出对位关系，同样像是不同声部在演奏同一个主题。头晕、恶心、想吐等症状作为精神问题的指涉，成为一种意象，出现在“我”接触到的不同人身上，例如高媛的老公、隔壁的男子、房产中介，以及马路牙子边碰见的陌生人。
在刺痛中正视自我
戏剧的语言是诗意的呈现，是针对感觉，独立于言语之外的。它可以使人看见真实的自我，英勇而高傲地对待命运。
在《三两天》中，这表现为一种刺痛感。强烈的颜色、光线、音乐，以及演员的表演，既有独特的、本质的诗意，又与其他语言组成一种和声，揭露盲目生活下的荒诞。那些被反复说出的字词的作用不仅在于逻辑含义，还在于形式，以及形式传递出的抒情性。当它们被有节奏地重复，配以演员的沉默、呼吸，以及或缓慢或强劲的音调变换时，便重建为新的形象，涌入人们的感官。
剧作为两个演员设计的大量弧形、旋转的行动路线，像是一个虚拟的绳索的意象。“我”被他人和社会的标准束缚，想要挣脱，却又离不开与他人相互依存的关系，只能找到一个发泄出口并伪装自己乐在其中。昏黄的光线，在他们之间游走。演员的表演外化出“我”做表格时的矛盾心理：“我”或用嘴咬键盘，或用力据着键盘，发出刺耳的声音，让观众对人物内心的挣扎感同身受。
键盘作为道具，堆放在弧线的中央，带有一种宗教祭祀的感觉——祭拜的是无孔不入的单向度的现实，祭奠物是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演员的表演也是仪式性的，呈现出对称一致的肢体动作。牛铃、鼓等打击乐器，和演员的脚步声一并成为情绪的外化。在表现“我”与母亲的沟通不畅时，两个演员用卡祖笛发出声音，代替话语的表达。当疲惫的“我”享受着片刻悠闲，卡祖笛吹出欢快的旋律时，却令人产生以乐衬哀之感。
生活的吊诡在于，你如同弓身穿行于幽深的地下通道，不知尽头在何处，甚至已然默认这旅途终究无法抵达，但也只能继续。这是件残酷而无法逃脱的事情。然而，英雄主义的奥义也在于此——就像圣地亚哥拖着大马林鱼的骸骨返航——生活尽可以消灭他，可就是打不败他。
剧作结尾，偷情归来的“我”回到出租屋，发现老婆不在，有种长舒一口气的松弛感。这可谓全剧的点睛之笔。随着独白“冬天的阳光透进来，真是个美好的早晨”，观众似乎也徜徉在“樊鸟出笼”的情绪里。然而，这种漫长的、潜伏于忙碌生活表象下的残忍并未中止，也从未中止。这一缕和煦的暖阳，只是疲惫世界的一次可怜的顿歇。人生漂在表格里，燕郊却远在天边外。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戏剧戏曲学系）
来源： 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