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若罔闻”中的“置”为搁、放的意思；“若”为像的意思；“罔”为没有的意思；“闻”为听见的意思。这一成语意为好像没有听见似的，不加理睬。
典故出自明朝朱国祯的《涌幢小品》：“沈蛟门（归德人沈鲤的政敌沈一贯）恼郭明龙（郭正域），不必言矣，难道便要*他。妖书事发，沈（指沈鲤）在阁中，闻有中书茅姓者进言曰：‘外边谓是郭侍郎。’沈鲤不应，遂传出乱做，郭几不免，此案遂为毒药。当中书言时，沈宜厉声力折，只因心中恼他，置若罔闻。推其微意，谓便做也得，遂揣摩迎合，甚至连及归德诸名士，其嘿（沉默无言。同默）之一字，真是相体。流祸无穷，千古炯戒。”
万历（明神宗朱翊钧年号）朝时，皇帝的继承人问题是一个最大的政治问题。皇后无子，按礼制，皇长子朱常洛应该被立为皇太子，然而神宗却因为宠爱郑贵妃，有意立郑贵妃的儿子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将维护礼制视为天职的朝中大臣自然不会坐视明神宗废长立幼的违制行为，于是朝中产生了分歧，双方冲突不断，奇案迭出，妖书案便是其中之一。
“妖书”即类似传单的匿名揭帖。万历十六年（1588年），归德人吕坤任山西按察使，以饱学之士自居的他把历史上的“烈女”事迹编成一本书，名为《闺范》，刊刻后流行很广，不久便由太监传入宫中。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得到此书的郑贵妃命人增补了十余人，以汉明德皇后开篇，郑贵妃终篇，并加写一篇序文，嘱托其伯父郑承恩及兄弟郑国泰重新刊刻，书名改为《闺范图说》。不料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有人托名“燕山朱东吉”撰写了一篇《闺范图说跋》，题名《忧危议》；托名“朱东吉”，意为东宫大吉。《忧危议》客观上适应郑贵妃想登上皇后之位的需要。郑贵妃之所以要重刻此书，是想为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制造依据。《忧危议》出现后很快传遍京城，搞得满城风雨。
吕坤得知自己被卷入这一是非之中，急忙写了《辩忧危议疏》向皇上辩白，声明自己撰写《闺范》的目的只是为了“明女教”，与郑氏刊刻的《闺范图说》无关。神宗看到事情牵连到郑贵妃，不得不亲自出面干预，称《闺范》一书是他亲自推荐给郑贵妃的，并在谕旨中轻描淡写地作出结论：“这事朕已洞知，不必深办。”而神宗并不想就此放过制造妖书的人。郑贵妃的伯父郑承恩怀疑是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和全椒县知县樊玉衡所为。神宗得到郑氏报告后，当即半夜传旨，将二人下诏狱拷讯，最终二人均被流放到边远地区。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十一日早晨，自朝房至勋戚大臣门口，都被放上匿名书一帙，封面题名《国本攸关》四字，第一页第一行赫然写着“续忧危议”，书中托名“郑福成”为问答。“郑福成”的含义，乃是指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将成为太子。一夜之间，《续忧危议》传遍京城，舆论随之哗然。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的朱赓一大清早在家门口发现了“妖书”，立即入宫进呈神宗。神宗看完《续忧危议》勃然大怒，命令陈矩“大索，必得造妖书者”。于是，东厂、锦衣卫在京城掀起了一场大逮捕。
妖书案发生之初，首辅沈一贯、次辅朱赓因为都被《续忧危议》指名道姓地认定是郑贵妃的帮凶，为避嫌疑，都闭门不出，内阁仅剩下沈鲤一人主持。与沈鲤原本不和的沈一贯极其不愿将权力拱手让给沈鲤，便想方设法将沈鲤拖入妖书案中。沈鲤的门生、礼部右侍郎郭正域便成为他的突破口。沈一贯先是指使自己的亲信、刑科给事中钱梦皋上疏诬陷郭正域、沈鲤与妖书有牵连，要求严查到底。神宗遂授权沈一贯彻查此事，并下令郭正域还籍听候审查，同时命令对被逮捕的人严加审讯。沈一贯得到明神宗的授权，便放开手脚陷害沈鲤和郭正域。京营巡捕陈汝忠受沈一贯指使，先后逮捕了与郭正域有某种联系的僧人达观、医生沈令誉、仆人毛尚文，想从他们口中引出郭正域。然而，达观被拷打至死，沈令誉受刑后奄奄一息，都未招认郭正域。毛尚文虽然在利诱之下同意指认郭正域，但由于供词漏洞百出，没有能达到诬陷郭正域和沈鲤的目的。情急之下，三法司的官员又把郭正域的同乡胡化抓来，要他诬陷郭正域和沈鲤，遭到胡化的严辞拒绝。
沈一贯将郭正域和沈鲤当成是案件的所谓幕后的黑手，狠力要达到他的目的。因为沈一贯彻查此事是神宗授权，沈鲤不便反对，他知道此事甚至连及归德诸名士，如吕坤等人，所以特别小心谨慎，生怕自己说话被对方抓住辫子，“闻有中书茅姓者进言曰：‘外边谓是郭侍郎。’沈鲤不应……置若罔闻”。静观其变。他知道如果进行辩驳也极有可能会惹出事来。“置若罔闻”这一成语由此而来。
例句：“捆缚之时，说了无数的刻薄挖苦话儿。展爷到了此时，只好置若罔闻，一言不发。”（清代石玉昆《三侠五义》第五十四回） （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