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第一炉香》预告海报。该电影曾因主演对张爱玲的“金句式”解读而引发选角争议。
明晰了这样的语境，就可以得知这句话本身意在向文集读者表明作者对其中作品的钟爱及为使作品臻于完美而付出的努力，在直接的表意层面并不涉及这位“民国名媛”的情事及其对几段感情的唏嘘慨叹。这是一处较容易厘清其脉络的误读。在更多时候，对文本乃至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语境较为贴切的把握有助于我们接近这些语段在产生之初更为真实完整的含义，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其“矫情”的属性。比如不妨在感叹“我很抱歉”时对太宰治时期日本的社会文化思潮稍作了解，也许就不会流于模仿其抑郁虚无的格调，比如试着翻阅鲁迅杂感的原文，或许也就不会单单以“人们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为由拒绝和“人们”进行交流。
但值得注意的是，表达与误读从来并存，而“创造性的误读”也并非一种必须被指责、被匡正甚至被禁止的阅读与创作形式。恰恰相反，有些“误读误用”或许会在有意无意间生成新鲜而精彩的另类思路，即或没能如此，每个人的理解与表达方式也应该得到尊重。更进一步说，在“金句式矫情”的生成过程中，创造与传播这些语段并或隐或现地参与其意义发明的人们，未尝全然不知道这些句子在原初语境中的含义，毕竟大约没有多少人会否认陆游作为爱国诗人的身份、不知道“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出处（对这句话的“矫情”版修改再创作诞生了诸如“铁马是你，冰河也是你”的表述）。
在这个意义上，断章取义式的误读是一种有意的选择。在选取类似表述方式时，人们并不需要关心它们原本的确切含义，只要它们能作为一种有效的载体，在一定的时刻以别致动人的方式寄托并传递某种情感就足够了。而“金句”在其传播过程中逐渐从原本的语境中剥离出来产生新的含义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命运。
情感书写的时代脉络
“矫情”文学品鉴的当下机制
在“金句式矫情”之外，曾流行一时而又被“过来人”指摘为空洞造作的某些文学文本、文学形式也是矫情鉴赏者们针对的一大目标。纵观历史脉络，这种“矫情文学”的出现实则有其相应的心理与社会机制。
似乎在个人成长或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矫情”的表达方式必然出现甚至成为主流。比如顾名思义“青春疼痛文学”与作者读者群体的青春状态密不可分，正是对这种状态的发明和确认使得某些不无雕饰夸张色彩的痛感体验与表达具备合理性进而或多或少地在一代同龄人心中留下刻痕。再如在历史转型时期，“情”往往作为一种“超善”式的存在，承担着推动新旧社会文化形态过渡的历史性职责。
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这样的时刻。李海燕在《心灵革命》一书中提及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浪漫主义情感观，认为这背后实则是启蒙的感觉结构坚持个人自由与自主从而与儒家感觉结构形成的对立。这一阶段涌现的浪漫的情感表述也就成为传统批判的内在组成部分，它代表着五四时期“绝对性的现代超善”：自由、平等、权利。这已然涉及情感政治的维度。站在今天的角度去看待那一时期的多数代表作品，无论前面提及的冰心体小诗，还是庐隐、郁达夫等人具备自叙传色彩的小说，都未免有“矫情”的直观感受。
《心灵革命》，李海燕著，修佳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版
而距我们所处时代更为相近的大约是八九十年代刮起的“言情风”。作为一种文艺样式它或许特指八十年代开始由台湾传入大陆的琼瑶作品及影视剧改编，以及与此有相近特质的一系列通俗文学领域曲折有致或缠绵悱恻的爱情书写。然而事实上，一时代的“精英”与“通俗”文艺时常共享着某些相似的情感观念与表情方式。早在言情小说赚得读者大把钞票与眼泪之前，与新文化运动时期具备某种相通性的情感表述模式已然在精英知识分子群体的塑造下成为了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一轮的情感政治运作无疑也参与了“新启蒙”感觉结构的生成。
然而似乎不同于通俗文学一次次成功运用新的媒介而产生的持久不衰的热度，对那一时代之精神结构起到过同等重要作用的“精英”文学有些已很少被当代人重新阅读甚至知晓，也因此幸免于“矫情文学”榜。不过仍不排除有些已跻身于当代文学名著行列的作品被重新“品鉴”。
以90年代初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为例，比起作品对宗教文化、近代历史与市井风情的刻画探讨，“矫情品鉴”工作则将关注重点放在作品的两段爱情故事中，指出在相关段落里人物对话的抒情性过于浓厚以至于让读者产生尴尬之感。但使其被指认为“矫情文学”的主要问题点其实在于这样的至情背后掩盖着两段情感经历本身暧昧的伦理道德属性，涉及在今天的情感话语场中颇为敏感的婚外恋、师生恋等话题。在这样的情感故事里，被刻画为“无情”之人的角色反而可能是情感领域的真正受害者，因而在指认爱情故事的主角为“矫情”的同时，品鉴者们往往会对“无情”的配角施以更多的同情。
《穆斯林的葬礼》，霍达著， 新经典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9月版
仅就爱情故事的情节与情感表达方式而言，这部作品与通俗言情小说、与更早时期曾带给许多读者情感震撼的张洁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等作品都具备同构性。在讲述这些故事的年代，纯粹、激烈、不顾一切的情感体验同样承担着某种反思、突破与寻求新变的社会愿望。而在今天，当情感表达的禁忌性渐趋减少，道德失范反而成为人们日渐忧心的现象，情感尤其过度激越的情感会更多地被视为一种可笑、异己、突兀乃至危险的因素。因此，以戏仿、“品鉴”的方式指认并反思、批判这样的“矫情”表述也似乎成为一种必需。
04
“反矫情”之双面性
“矫情”与“反矫情”，可能都在阻止有效交流
经由对“矫情文学”之类型与渊源的梳理，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品鉴小组及类似的“反矫情”运作机制的生成原因。如上所言，在时代与个体的成长历程中，“反矫情”几乎与“矫情”的出现一样是一种必然情形，也自有其积极意义。
正如方才所言，对“金句式矫情”的分析与拒绝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回归名著名句产生的历史语境，重新认知经典文学之经典性，避免让寻章摘句式的创造性误读成为“唯一正确”的读解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否误读，这些语句都在其成为“金句”的过程中流失了某些十分重要的情意内涵，而对已然“用滥”的金句的反感实则排斥着一种非原创性、无限复制的情感表达方式。诚然一些简短整饬而有其动人力量的表述，能够成为引发情感共鸣的载体，但不分情境的批量运用无疑会在损耗其情感力量的同时削弱我们独立自主地感受、思考与表达的能力。
另外，对“矫情文学”进行嘲讽与自嘲（因为“反矫情”的人未必没有参与生产过“矫情文学”，豆瓣上就有品鉴者晒出自己曾经创作或沉迷于“矫情文学”的记录）的最大功效或许在于使个体突破失去分寸感的自恋自怜，从而走出一味咀嚼一己之喜怒哀乐的小天地，意识到自我与他人、与社会的真实连带关系。这也就是读者们于言情叙事中发掘伦理道德乃至社会结构等方面问题的价值所在。如此，“唯情”、“唯我”的认知思路具有了被突破的可能。而这同样是“反矫情”者们对鲁迅、汪曾祺等作家给予较高评价的内在缘由。前者（尽管也被“金句化”）以一贯严酷冷峻的目光直视现实社会，后者则以某些幽默睿智的表述铺开了“美”与“情”背后平淡凡俗的人间烟火。
电影《黄金时代》中的鲁迅。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反矫情”行为的另一面。从矫枉过正的可能性上看，对“矫情”表达的广泛捕捉、反复嘲讽或许会同时无视掉情感（哪怕是被过度感知和表述的情感）的积极意义，它对于个人、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能动作用，并进而失去体验、捕捉、共享鲜活真挚情感的能力，也会导致对个人与时代之“过去”的某种表情方式的全面否定。然而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社会来说，其情感经验一定存在着某种延续性而非彻底的断裂。
另一方面如上所言，反矫情具备反自恋的面向，但在某种程度上，它本身也可以成为另一种矫情与自恋的姿态。至少从表面上看，“反矫情”同样要生产“金句”、开列清单。而实质上，它也可能化作在另外一个封闭圈子里孤独的炫耀和叫喊。在这里，无论对“矫情”的沉迷还是对“反矫情”的坚持实则都拒绝着更为有效的交流。
回过头来，我们终究不应该以“矫情”一词所包含的虚伪造作的含义去否定“真情”的存在，而反省矫情的最终目的恰恰在于对真情的呼唤和表诉。从王戎的“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到汤显祖的“世间只有情难诉”，情爱关系的建立及对情感的赋形从来都是一场十分艰难的努力。更为重要的则是对人之共情能力的召唤。在这个意义上，“矫情”与“反矫情”的决然对立各说各话显然会进一步阻碍共情体验的生成。而只有持不同情感观念的双方或多方做出倾听、沟通与理解的尝试并为培养和守护真情付出永不间断的努力，我们才有可能突破“个人主义的绝境”，建立良性的交流机制与真正的情感共同体。这也是当今社会十分迫切的情感议题。
作者 | 孙慈姗
编辑 | 榕小崧
校对 | 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