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清末的中国传统上层社会来说，“hotel”的第一功能是饮宴，单间或套间式的住宿并不适合传统“贵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式Hotel进入中国主流社会有南北两个源头，北京这个政治中心是北京饭店，上海这个经济中心是是Astor House礼查饭店（浦江饭店）。这两家企业从一开始就同时提供住宿、餐饮和聚会活动服务。从外观看，西式Hotel和传统中国旅店业有很大区别：
北京饭店
浦江饭店
建筑结构很现代了，很显然，我们现代人非常熟悉这种酒店——以楼房-独立房间为核心提供住宿，由专业人员提供服务，到餐厅层吃饭。但对于传统中国的贵人来说，这样的酒店根本没法住！首先，贵人出行几乎不会孤身上路，也不太可能只带直系亲属，他们需要一大批随员、仆人乃至侍妾，不可能挤在一个套房休息。
1897年礼查饭店客房内景 不可能容纳更多人了
其次，分散到各个房间居住也不行，因为中国贵人带领的出行小团体内部有严格的等级和阶级秩序，仆人和主人之间的阶级差距，远远大于高级套房和普通房间的差距。最后，也不可能把仆人和随员赶到外面去，因为贵人习惯了身边下人的服侍，并不喜欢喊陌生的服务员进入自己的私密空间。所以，传统中国贵人到了外地，需要的高档旅店应该是一个封闭的奢华院落，或是独立的二层小楼，最不济也得是单独的一排房子，绝不会住西式的“Hotel”。这不是档次问题，而是文化问题。
但是，贵人们虽然一般不住Hotel，但在洋人势力越来越大的年代，肯定不会拒绝领事、洋商、军官的邀请，所以他们经常会到这些西式社交空间赴宴或参加聚会，吃西餐，喝洋酒，回头还会请自己的朋友去“开洋荤”。所以，在清末乃至民国早期的中国上层社会看来，Hotel就是“酒店”或者“饭店”，而不是高档旅馆。再往深层次说，为什么欧美大人物能接受单人住Hotel，中国贵人就必须团体出行呢？这是因为工商业社会和农业封建社会结构不同。首先，农业封建社会，上下层阶级之间有人身依附关系，而不仅仅是金钱关系。这种人身依附既是结果，也是展示阶级的工具。贵人不带仆人和下级随员，就显不出自己的“贵”。其次，农业社会的劳动力成本低，买仆人和雇长随的成本不高，所以贵人可以承担很庞大的专属服务员。要是红楼梦的时代有纺织厂，贾府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专属仆役。1900年前后，工业革命已经爆发100年，欧美的中上层社会习惯了没有人身依附、劳动力成本较高的社会，除了少数从农业时代继承的王侯之外，大多数富人出行都不会带很多仆役，宁可接受酒店的“共享”服务员，所以他们习惯于食、宿、聚会都在Hotel，而中国贵人不行。这就是时代差距。最后，为什么中国贵人慢慢也接受了Hotel住宿呢？长期来看，是因为中国也逐渐形成了一些现代工商业，大清状元张謇不去熬资历做宰相，而是直接“下海”开工厂，最后还以士林领袖身份写了大清退位诏书。末代状元刘春霖甚至奉命去外国留学。这样的人肯定会慢慢适应工业时代的服务业，不再怀念前呼后拥的“排场”。短期看，清末战乱，政治风云三日一变，所有贵人都失去了安全感，昨天权倾天下，明天几个镇守使反目，就可能被乱兵抄家。所以南方的大人物稍有风吹草动，就带上细软奔入上海租界，北方大人物来得及就去天津租界，最不济也要逃到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虽然这些地方也不是绝对安全，但看在洋人面子上，没有深仇大恨，督军总统轻易不会动刀动枪。这种局势迫使中国贵人快速放弃传统的宅院居住需求，接受西式“Hotel”也能住宿的事实。
总之，清末—民国几十年，现代服务业先是在和平状态下逐渐渗入中国社会，形成了公认的中文译名，然后在战乱和进步的交替中，迫使中国上层社会接受全套的西方现代服务模式。所以前半个阶段定义的“酒店”、“饭店”到后半阶段成了“高档旅店”的代名词，并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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