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发展和安全
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近年来，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导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突出表现为旧的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平衡尚未建立，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明显增加。今后一个时期，全球经济将在长期停滞泥潭中缓慢复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竞争空前激烈，大国博弈向交往受限的“平行体系”演进，全球化逻辑从跨国公司主导、效率和市场原则驱动转向突出国家色彩、安全考量和地缘战略兼容性，“去全球化”和“去中国化”逆流来势汹涌。俄乌冲突也给动荡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增加了新的变数，而且严重动摇了后布雷顿森林时代国际货币体系的信用基础，同时还造成粮食、能源供给缺口增加和全球滞胀压力加大。上述诸多方面的变化增加了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等，对科技自立自强、宏观政策自主性、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初级产品供给安全和金融体系稳定性等方面均构成严峻挑战。
在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的外部环境之中，我们已经很难将经济问题与包括国家安全在内的更广泛的国家利益考量截然分开，必须统筹考虑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做好应对更加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要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同时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从而打造稳固的基本盘，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维护经济循环的畅通，在化解外部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同时，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和在国际竞争中的强大竞争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
在不稳定不确定的环境中实施宏观调控，必须抓住“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这一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从发展和安全两个维度系统把握各类冲击因素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影响，在经济增长潜力提升、产出缺口缩小、通胀率稳定和风险可控等多重目标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从而在极端情况下保证我国经济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稳定。在应对复杂局面的过程中，我们要注重利用这些随机事件或不可预测的冲击、压力和波动来锻造自我修复和学习转化能力，增强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韧性。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
新发展阶段是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在新起点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我们要在强调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同时，更加注重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特征和价值内涵，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前提下利用好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分散化、多元化决策机制。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要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基本遵循，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度，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提高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健全的宏观经济治理，是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建立顺畅的反馈、协调和互动机制，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确保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具体看，一是加强党对宏观调控的集中统一领导，以加强发展规划、财政、货币等各类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为重点，以法治化规范化为方向，推进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建设。二是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明确宏观调控的边界，将调控的着力点放在解决市场无法自动解决的经济波动、结构调整、风险防范、预期管理等方面。三是减少行政性调控手段的使用，更多使用市场化的政策工具来实现调控目标，防止政府以宏观调控名义随意干预投资、信贷等微观经济活动，减少对市场机制的扭曲。
新发展阶段中国宏观调控的基本特色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故而也是新发展阶段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高质量发展，不仅是更高效率的发展，也是更加公平的发展；不仅是保持必要速度的发展，也是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不仅要求强化市场机制，也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围绕上述要求，宏观调控要致力于协调效率与公平、统筹发展与安全，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如果说协调效率与公平是提高发展质量的必然要求，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属于深化体制改革范畴的话，那么相较于此前宏观调控强调改革发展稳定三维目标，安全则是新发展阶段宏观调控需要加入的新维度。
长期以来，“安全”与威胁、风险、控制等概念相关联，被划入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和战略研究的领域。但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地缘冲突、经济停滞和社会矛盾之间的交互影响越来越明显，发展与安全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例如，俄乌冲突可能通过影响大宗商品价格、全球金融体系秩序、外汇储备安全、军费开支规模和行为主体预期等不同渠道来冲击全球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行。因此，将安全维度纳入宏观调控目标体系，与改革、发展、稳定并列，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政策工具的支撑。宏观调控目标维度的增加，意味着有必要对政策工具箱进行丰富和完善，增加一些新工具。但如果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那么政策工具越多，就越有可能出现政出多门和宏观调控泛化等现象，不仅造成调控政策效果不佳，且不利于宏观调控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因此，加强各类政策工具之间协调配合势在必行。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这表明在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居于核心位置的主要政策工具，两者之间的协调配合是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工具协同高效配合的关键所在。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经济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和督促落实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因此，加强各类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增强宏观调控的权威性和穿透力，归根到底要靠坚持和加强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归结起来，新发展阶段中国宏观调控的基本特色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要目标，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重大原则，以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为重要途径，以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遵循。其中，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要目标，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需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在协同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基础上对我国宏观调控目标体系的进一步优化；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运用多样化政策工具实现多元化政策目标，增强宏观调控协同性和有效性的主要抓手。加强党的领导是协调各方、形成合力，确保实现调控目标的制度保障。
总之，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宏观调控，既要充分借鉴以往四十多年的成功调控经验，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协同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同时又要从实际出发，根据新形势拓展调控视野，优化调控目标体系，完善决策和协调机制，健全政策工具体系，加快推进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现代化。
（本文来源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2月第27卷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