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讲，“妻贤夫祸少，夫廉家安宁”。夫妻关系是家庭中最基本的关系，也是“齐家”最关键的一环。但“妻贤”似乎更为关键，正所谓“家有贤妻，则士能安贫守正”。
《隋唐嘉话》记载，有一天唐太宗罢朝，怒曰：“会*此田舍汉！”长孙皇后问：“谁触忤陛下？”帝曰：“岂过魏征，每廷争辱我，使我常不自得。”皇后退出并穿上朝服立于大庭，帝惊曰：“皇后何为若是？”对曰：“妾闻主圣臣忠。今陛下圣明，故魏征得直言。妾幸得备数后宫，安敢不贺？”
唐太宗只看到了魏征犯颜廷争的不留情面，却没看到根本所在。长孙皇后看到了更深层的原因，点明了“陛下圣明，故魏征得直言”的辩证关系。而且，“主圣”“圣明”4个字把太宗也“抬”了起来，再加之穿上正式朝服到庭外恭候，按君臣之礼祝贺，太宗心里更是热乎乎的，也看到了小事情的大意义，自然会跟魏征冰释前嫌。
古往今来，尽心竭力支持丈夫干一番大事业的妻子不胜枚举，而长孙皇后可谓其中的典型代表，不仅很贤慧，而且有智慧。试想，如果此时长孙皇后再煽风点火，来几句“此田舍汉当*”之类的恶语，唐太宗恐将失去一位直谏之臣，也就不会有“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千古名言了。
长孙皇后一生贤良淑德，临终之时仍不忘向唐太宗举荐房玄龄“小心谨慎，奇谋妙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漏泄，非有大故，愿勿弃之”，同时要求对自己娘家人“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最后还恳请把自己“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这正应了那句古话：“家之良妻，犹国之良相。”
历史上，“犹国之良相”的皇后不在少数，明朝的马皇后更是宅心仁厚。《昨非庵日纂》里讲，马皇后病情加剧，不肯服药。明太祖多次劝说，终不肯。皇后曰：“死生有命，虽扁鹊何益？吾服药而不瘳，陛下宁不以爱妾之故而*此诸医乎？不忍其无罪而就死地也。”皇上说：“第服之，纵万一无效，吾当为汝贷之耳。”后终不服药而崩。仁厚的人常有，但马皇后却走向了仁厚的极致，令人景仰。
其实，“良相”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良妻”。常常激怒唐太宗的魏征，是杰出的政治家和一代名相。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其背后也站立着一位伟大的女性——夫人裴氏。魏征过世，唐太宗“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丧，给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裴氏阻止说：“征平生俭素，今葬以一品羽仪，非亡者之志。”悉辞不受，以布车载柩而葬。裴氏一生懂分寸、淡名利，安贫若素，同样值得后世铭记。
家有“良妻”，勤俭持家，相夫教子，自然家庭和睦，生活美满。然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为售其奸，往往采取迂回战术，改走“夫人路线”。这时候，那些深明大义的夫人，往往能守住“后院”、把住“后门”，意志坚定、不为所动，尽了自己该尽的责任，也给丈夫帮了大忙。正如茅盾在《尚未成功》一书中所写：“然而他幸有贤内助，一句话又提起了他的‘壮志’。”
遗憾的是，有少数妻子却未能做到这一点。从近年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个别“贪内助”不仅没有守住“后院”，而且是“后门”洞开，或出演“经纪人”，为丈夫的权力代言，明目张胆与人谈判开价；或充当“批发商”，倒腾公共资源，进行权力寻租；或热衷“二人转”，丈夫前台倡廉，妻子后台收钱。结果，“一人贪，全家瘫，夫妻双双把牢钻”。难怪一位贪官悔恨莫及：“冰冷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我妻子的一半。”
俗话讲，夫唱妇随。一个和谐的家庭，“妻贤”是一个重要方面，关键还在于“夫廉”。很多革命前辈一生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也带动配偶严于律己、贤良恭俭。邓颖超收下延安人民带给周总理的小米，却坚决留下粮票和钱：“共产党人不能搞这一套。”陈毅夫人张茜*期间，也拒绝司机接送上下班：“要注重群众影响。”每位党员干部都要从自身做起，知法守法、防贪戒贿，教育引导配偶做明智正派的“贤内助”，不吹谋取私利的“枕边风”，切实让家庭成为幸福的港湾、心灵的栖息地。
《诗经·小雅》里有两句诗：“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妻贤，夫廉，每个小家都能弹起这美妙的乐章，整个社会才会“天朗气清，惠风和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