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家喻户晓的伟大诗人。在他去世之后，怀念他的人不少以诗为纪，这样的作品都非常多。这首《吊白居易》也是其中之一。原文如下：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从文字角度来说，“吊念”与“悼念”是有所区别的。
前者指是祭奠死者并慰问其家属，死者家属要表示答谢，并行答谢礼，要表示出来收到了心意，感激关心之意。
后者是指对死者的沉重哀思，这份哀思可以是认识死者或者其家属，也可以不认识。悼念可以是当世之人，也可以后世在心底追悼一番。
从这首《吊白居易》的标题可以看得出来，作者是认识白居易及其后代的。
从内容来看，这首诗首联即写白居易创作时间之长，贡献颇丰，中间二联作者对白居易性格特点及其艺术创作作出中肯的评价，尾联即写作者对白居易的去世感到不幸和惋惜——这也是通常此类诗作的写作方式及格式，并没有在诗体上有所创新。整首诗的语言很通俗，没有特别需要推敲的字眼，也没有构建某种意象。
何况，像白居易这样的名人，认识他的人非常多，所写的吊念诗作也很多，为什么这首诗会流传到现在？还有专门词条收录，做了详细的解读？
答案很简单，这首诗的作者是李忱，被称为“小太宗”的晚唐皇帝唐宣宗。
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为一位诗人，且这位诗人是没有在他统治期间实际承担过职务的臣子，能写这样的吊念诗，这在历史上并不是太常见的。
那么问题来了，这样一位皇帝是一位怎么样的帝王呢？是像陈后主那样的风花雪月？还是出于政治目的笼络士人？他统治下的王朝是什么样的？
由于种种原因，晚唐相关的资料是比较少的，史料极为零碎，记载失缺者甚多。且，我们现在对于晚唐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连小说影视剧等艺术类作者以晚唐为背景的都比较少，因而晚唐的帝王“知名度”都不算太高。比如说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文章编辑助手一再提醒我“宣宗”应为“玄宗”。
唐宣宗李忱是唐朝第十六位皇帝(除武则天和殇帝李重茂外）他在公元846年859年在位，是唐宪宗第十三子，唐穆宗异母弟，也是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的叔叔。
从这条介绍里来看，似乎并没有问题。但是从在位时间来看，就会发现问题——唐宣宗是在唐武宗之后承继大统的。
唐宣宗继位“合法性”非常弱，自古以来，都是皇太子，皇太孙继位，再不然也是兄终弟及，有几个以“皇太叔”的身份继位的？
所以，关于他能继位的一些说法直到现在都是历史界有争议的话题之一。
一些专家认为他能继位属于“侥幸”。由于当时武宗儿子太年幼，不宜登基，并且武宗的弟弟在公元840年被*，因而只有37岁的宣宗正合适承继大统，才被宦官集团所拥立。
另外一些专家则认为是蓄谋已久的“宫廷政变”。认为宣宗早已经与宦官集团、翰林学士集团所串通，韬光养晦数十年，终于找到机会，一举成功。
虽然说在做历史相关的研究过程中，会对一些问题存在分歧看法，但是分歧到如此相反结论，也不是很多见的。
不过，有一点大多数专家们倒是认同，那就是宣宗的继承“合法性”来自于他是宪宗的儿子。因而他在继位之后，不断强化自己与宪宗朝的联系，并且弱化穆敬文武四朝的合法性。
比如，在宣宗的异母兄穆宗之母郭妃去世后，宣宗并不想让她给宪宗陪葬，当然也有另外一种谣传说郭妃的去世与宣宗有关，这个属于一些野史故事，目前来说，并没有详细的史料能证实。再比如，宣宗甚至于贬降了穆宗及他三个儿子在宗庙祭祀中的地位，这样极大有损有皇室威信。
与此同时，宣宗也寻访元和功臣，尊崇唐宪宗，并且“务反会昌之政”。比如武宗“会昌灭佛”，到宣宗这边就是“大中兴佛”了。再比如李德裕的爹李吉甫是元和朝宰相之一且非常有作为，但是宣宗相当不待见他......当然，这些事情还涉及其他层面的原因，这里只是举个例子，并不做过深的讨论。
不过，宣宗对于其他兄弟姐妹及子女是比较体贴，甚至于溺爱的。正是由于他这样的性格，一些官员认为他宠爱第三子，而不喜欢长子，最终他的迟疑没有决定下来立哪位皇子为太子，导致后来为了夺取皇位的宫廷斗争愈演愈烈。
宣宗对于大臣的建议也是比较愿意听取的，至少在态度方面是表现出虚心接受的样子。因而朝中也出现了一些能直言的臣子，有一些建议被采购，做了一些小的改革，解决了部分实际的问题。
此外，宣宗对于“知识汇编”比较热衷。在他治理时期，不论是公还是私都整汇出来较多的著作。这些官修类书中，有些后世还存着，也有些后来成为宋代汇编的重要材料来源。
我们知道，当我们回望历史去评价一个时代的时候，并不能只盯着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而是要结合历史的进程和当时的整体环境来看。
“安史之乱”之后，一代代大唐皇帝皆扛起了“中兴”的使命，这点是历史的选择。但是，每一位皇帝的“扛旗”的起点并不相同，因而在位期间的成就也并不相同。
我们现在提到晚唐的政治、军事、文化、法治、社会......能联想到的词都不是太好的词，即使是站在中立的角度联想，也是“了解甚少，不便公开言论”的态度。
实际上，晚唐确实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曾经绚烂的世界帝国，在“安史之乱”之后中央权力已经大为削弱。
从现存的一些史料来看，截止到唐末，节度使、观察使已达四五十个之多，唐朝中央能直接统治的地方只限于都城等有限的区域。
不过，即便是节度使和观察使的体制下，并非所有的都是独立反对中央的，服从唐朝中央指挥的所谓“顺地”也很多。比如杜佑、李吉甫等人都是担任过淮南节度使之后，又成为宰相的——对于经济富裕的江南地区与淮南地区中央的控制权力，这也是唐朝在“安史之乱”之后还能存在一个半世纪的重要原因。关于唐代财经问题及藩镇体制相关内容下一次写。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在晚唐依然有很多“顺地”，为何不直接统治？而是要设节度使与观察使进行间接统治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央权力的削弱，在地方的统治方面有必要同时拥有民政和军事两种权力，以应付各种复杂的情况。而且自德宗实施两税法之后，地方权力有所限制，到宪宗朝的时候，已经能基本达到一个相对平衡和平和的状态。穆敬文武四朝虽然在一些政策方面各有所偏，但是最终并没有破坏当时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平衡。
可参考、、。
到宣宗这一朝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情况及他统治下的王朝其实是与前面帝王并没有太多的区别。如果说没有收复河湟这样的光辉事件加持，那么，他在历史上的评价并不会见得比前面几位帝王更高。
那么，收复河湟又是怎么回事呢？
851年10月，张义潮让哥哥张义泽带着河湟十一州图籍觐见唐宣宗。沦陷吐蕃几十年的河湟地区彻底光复，举国欢庆。
然而，这个成就是建立在吐蕃衰落、内乱的大背景下的，并不是宣宗朝军事能力及政治外交能力的结果。
吐蕃的衰落，是从唐德宗时期开始的。
关于德宗在 中有所体现，德宗是一位比较喜欢也擅长使用外交解决问题的皇帝。他在位期间，联合回鹘，并拉拢南诏，终于让吐蕃陷入孤立。唐武宗时代，原本陷入孤立的吐蕃内战又开始了，从公元842后开始，拉锯战打得民不聊生。
唐宣宗在公元846年继位后，吐蕃内战还在打着。
为了生存，河西、陇右的老百姓主动来大唐投诚。公元849年2月，吐蕃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军民来降。宣宗马上派兵接管，并在长安亲切接见了千余名投诚代表。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义潮于851年2月在沙州举起了大唐旗号，并在10月收复另外十个州。
由此可见，收复河湟看起来风光，实际上是因为吐蕃一步步衰落，导致了内战，内战又促成了河湟地区的投诚。而这个时候，宣宗刚好在位。
宣宗是859年8月死的，同年12月，裘甫就在浙东叛乱了。两者间就隔了4个月...... 看，他一死大唐马上有人敢这样叛乱了，于是很多人会想，如果他活久一点该多好！或许真的能复兴大唐！
事实果真如此吗？
评价一个帝王，也不会只盯着他在位时期“状态”，同样也必须结合历史的进程和当时的环境来看。
即使只拿“暴动叛乱”这一条标准来评价，唐宣宗也没有能力实现复兴，再现贞观之治。
公元856年，中国南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暴动——那一年，长江流域至少有三次戍军暴动，而其他地方也不太平。这个曾经是帝国最为安定地区之一转变为最富有爆炸性的地区。当然这样的暴动并没有停止，在859年驻在重要的运河沿线的彭城的武宁戍军暴动，这已经是十年间的第二次规模较大的暴动了。
戍军暴动并不是最危险的因素，以前也发生过，政府有种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对付他们。但是，这些频繁的暴动加上当时社会不安及民众的反抗增长，使得这些成为了威胁着整个社会结构的问题。
唐代的军事政策长期以来是在南方只保持小量的军队，这样的理由是担心大量军队可能导致独立并且接管该地区生死攸关的财源。因而，驻军在京师周围及大运河沿线的重要据点。对于大运河的重要性，在 中提及。几次增派驻军都是处理特殊危机，一旦状况改善，军队会立刻撤走。南方观察史会保持小规模的战斗力量应对其他突发情况。
但是，就在宣宗年间，发生了写宣州叛乱，最终在浙西重建镇海军——这是将近50年间，这个地区建立的第一个节度使职位。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样的事件是意义重大的。对于唐宣宗来说，必然也是。
因为这揭示了唐代后期地方一级权力机构发展的重要方面。这次叛乱的真正煽动者是地方精英人物，也就是形势户，他们和地方当局之间已经发展密切联系。在他们明目张胆的腐化行为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索性通过叛乱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这意味着，在唐宣宗治下，晚唐地方官员们被迫在腐败的和微妙的环境中活动的情况。
然而，宣宗并没有从基本的战略方面采取解决办法——实质上，他也无能为力。
公元859年，在这些阴暗的事件中，宣宗更多寄托于丹药，这导致他的死亡。49岁早死已然不幸，更不幸的是，他的猝死并没有指定继承人。这导致了新的宫廷争斗。
总休来说，历史学者们都认为唐宣宗的治下的是一个清算和评估都得过得去的时代。
尽管宣宗在性格方面偶尔表现出来严酷与偏狭，但是他聪明又处事公正。他也是件节俭又能自我克制的皇帝，因而，在他去世后，朝中许多人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皇帝。
毕竟一个时代的辉煌不是一个皇帝就能完全开创的，同样，一个时代的没落也不只是一个皇帝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晚唐所存在的实质性问题依然是存在且并没有得到治理的。
在宣宗统治末年，武装叛乱纷纷出现在今广东、越南北部、江西和湖南，另外还有宜州和浙东的兵变。这些事件标志着唐代宫廷政治的结束。
藩镇的割据、宦官的专横、官僚的党争、流寇的作乱......最终倾覆了王朝。
在这样的过程中，唐宣宗李忱及其统治下的“大中之治”却是这个帝国最后的荣耀。只是这样的荣耀并非代表着大唐帝国的由衰转盛，却更像一个沉积以久的患者最后的回光返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