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洪武初期，天下甫定，社会底层出生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深知天下兴亡的道理，登基之后就大刀阔斧地整治吏治推行新政，决心建立一个从未有过的清正廉洁的新王朝，只见又一日的早朝朱元璋神色凛然地端坐在皇帝宝座上高高在上，他耐人寻味地询问文武百官累了吗？为什么这样问呢？因为有人作死创作了一首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日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意思就是大明朝的官吏每天四更太早了，应该搂着婆娘睡到五更，朱元璋勃然大怒，自己感怀创业之艰难，百姓之疾苦，身为天子的皇帝都得披星戴月的早起晚睡批阅奏章，他却怀念着什么田园生活，一怒之下直接就把钱宰罢了官，赶紧回家种地去吧。
尽管皇上三令五申苦口婆心地劝诫他们，围观者必要吸取元朝覆灭的教训，要安分守法克勤克俭，可剥削百姓的贪官依旧层出不穷，这不是皇上家乡凤阳发生了以高峰、黄纲等农民为首的暴乱。在朝堂御审中，只见高峰出言不逊直言：自己和皇上差不多活不下去了才造反的，也当过要饭的和尚，只是运气没有朱元璋那么好罢了，朱元璋原本念在同乡的份上打算绕过他，岂料他更加肆无忌惮地讽刺朱元璋，朱元璋大怒二话不说直接下令拖下去斩了，那么究竟为什么他们要造反呢？黄纲招认原因是“千户”黎洪强、张道光克扣修城劳工的粮饷，以致修城的一千多劳工饿死病死数十人，朱元璋闻言深有同感问他，朱元璋被问的是哑口无言，是啊要不是官员侵牟公帑剥削百姓，各地怎么还会有民变不断地发生，甚至皇上的家乡也同样如此，俗话说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元朝的覆灭就是个例子。
然而工部左侍郎韩铎否认黄纲所说情况，声称黎洪强、张道光爱民如子是不可能激起民变的，应对别有用心之徒高峰黄纲等人严厉镇压。而刑部尚书胡惟庸禀报，根据工部营膳所所丞郑士元揭发，韩铎上任后伙同工部郎中丁嗣忠、翁经正、员外郎胡顺华、姚能玉等官员，不仅卖放工匠，还克扣工匠伙食，盗卖芦柴木炭等物资，私分非法所得款项。至于高峰和黄纲等农民造反引发的“凤阳之乱”，也与韩铎对部下过分纵容有关。四人见韩铎事情败露便直言不讳是受了韩铎指使的，朱元璋查立即将四人凌迟处死夷其三族，但是对于韩铎皇上一向待他不薄，便痛心疾首问他为何要如此呀！韩铎回答，自己作为正三品月奉十石，钱根本不够置田置产，朱元璋质问他们，文武百官无声回答，自开国以来，由于国力有限，朱元璋曾倡导官员们生活要量入为出，不可浪费宁可有余勿令不足，无奈最后皇上以剥皮瑄草刑夷其三族。
朱元璋出身布衣，是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什么叫农民，四民之中士最贵 农最劳 什么叫农民，春天鸡鸣即起就得扛着梨赶着牛到地里去耕种，好不容易栽下了禾又得拔草中耕，烈日阳阳之下形体憔悴，到了秋天有那么点收成输官之外能剩几何，一遇水患虫灾则全家大小惶惶然不知所终，而历来居官者，多数不念农民之艰难，只顾剥削虐待毫无心肝，因此在皇上的心中，最痛恨的就是贪官，他们永远不知道一千民工暴动，完全是出于贪官的渎政害民，无视王法，才致使民无以遂其生，甚至有朝一日会亡国，朱元璋是造反得到的天下，所以他登上帝位有恨也有怕，恨的是贪官，贪官可以腐蚀朝天，怕的是又出现一个朱元璋，别小看那些农民，他们成群结队拿起锄头便可搬到一个国家，以他的亲生经历自然可以农民起义，所以他绝对防止这世上再出现有一个他，黄冈正像是复制他的人生。
工部营膳所所丞郑士元揭发韩铎等人贪污有功，于是他获得朱元璋的特别召见。郑士元以为告发韩铎等人贪赃枉法一事被驳回，身穿打了补丁的旧黑袍上殿请罪。朱元璋见其清廉奉公，不但没有降罪反而赏赐两千贯钱给他贴补家用，并升其为正七品的监察御史。但是显示自己的清廉就钱财封存，家中也是家徒四壁，可如今有件事让他困惑了许久，就是安徽定远知县朱恒多有违法乱纪之举，甚至于激起了民愤，朱恒是朱元璋远房的侄子，而且他父亲更是对朱元璋有恩，郑士元一时间难以处理这件案子，恰巧这时朱元璋来到了他家中，看到他家里的景象更是对他十分的信任，于是他建议朱元璋微服到民间多走走，听听百姓们的心声，穿着龙袍是听不到真话的，于是换上便装与郑士元微服私访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