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安教授，北京针灸学会前会长、北京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中国针灸学会荣誉理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前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国医名师、北京同仁堂中医大师。2009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成立周德安工作室，致力于中医学传承工作，是深受同道和广大群众爱戴的当代中医针灸名家。
一、因病明志，发心从医1939年11月2日，周德安出生于天津蓟县一个农民家庭。这是一个拥有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和睦的家庭，良好的家境，养成了他沉稳安静、宽厚温和的性格。他知书达理，善解人意，从小就得到全家老小甚至全村上下的喜爱。
周德安幼年时体弱多病，在他的记忆中曾多次身患重病，腮腺炎、阿米巴痢疾、肺炎等，对他伤害最大的是阿米巴痢疾。当时他不知怎么患上了阿米巴痢疾，每天腹痛腹泻，一天要泻七八次，苦不堪言，而且一泻就是2年多。腹泻使他本不健壮的幼小身躯雪上加霜，身体瘦得就像柴火棍。家长也买了一些当地郎中开的中药和偏方，如马齿苋、鸦胆子等熬水喝，虽然不知吞下了多少连大人都难以下咽的苦药汤子，但病却一直没有起色，他只能默默地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因此更加引起了全家人的怜爱。
正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偶然事件却突然给他的疾病带来了向愈的生机。已经记不清这一天是什么节日了，家里来了客人，为招待客人，家里做了羊肉、大葱、生姜为馅的饺子。吃完这顿饺子后，他大便的次数竟由每天的七八次减至三四次了，这使家里人大感意外和惊喜。此后爷爷就天天到集市给他买羊肉包饺子，连续吃了五六天后，患了2年多的痢疾居然痊愈了，但从此他也再不吃羊肉了，吃腻了。幼年患病的经历，似乎应验了孟子的名言，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然而上天对他似乎过于“偏爱”，上天的眷顾和考验伴随他度过了其后的数十年。
周德安生来就是一位温柔和善、乐于助人，却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的人，这场大病之后，少年周德安暗下决心，立志学医，将来做一名好医生，少求人，多救人，为他人解除疾苦。他的这一心愿得到了父兄的大力支持和历届班主任老师的鼓励。他本人则全力以赴，早起晚归，披星戴月，刻苦学习，每天都是在妈妈的催促之下才上床休息。为了不让母亲过度操劳，他多次调整作息时间，形成了规律的生活习惯。经过从小学到中学长达11年的不懈努力，1959年他终于如愿考入了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
二、苦学筑基，名师指点中医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医学典籍汗牛充栋，名师大家灿若群星，欲在其中有所作为，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如无非常之志、不下非常之功，绝难成就。周德安的学医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周德安生性专注，喜欢安静，对读书有浓厚的兴趣，中医学中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望闻问切、四诊八纲、辨证施治等基础理论，他非但不觉枯燥乏味，反而兴味盎然，乐此不疲。经过大学4年的深入钻研，他对中医学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发现中医学博大精深，是一门集哲学、生命科学、传统文化于一体的重要医学体系，是一项可以造福人民甚至造福人类的事业，值得用一生来探索和思考。自此他就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漫长而精彩的中医之路，并且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坚实。
中医行业的传统和学术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拜师学艺是中医传承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医的发展、沿革与师徒传承有着密切关系。如金元四大家既各有其师，又各有其相应的弟子；又如金针王乐亭及国医大师贺普仁等著名针灸大家，均得到了名师的传授，同时他们的弟子也在不断地传承他们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贺普仁教授所创立的“针灸三通法”，就是由其弟子传遍五大洲的。
周德安与大学同学合影(中排左一为周德安)
自1959年起，周德安跟随参学的名医非常多。他说他们那一代学中医的人是最幸运的，有幸遇到众多中医大家，说出来定会让后来者羡慕，甚至忌妒。在北京中医学院学习期间，北京中医学院及东直门医院的秦伯未、任应秋、陈慎吾、方鸣谦、董建华、刘弼臣、赵绍琴、程士德、程莘农、杨甲三、姜辑君、肖友山、单玉堂都曾是他的老师。1965年8月他从北京中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他又有充足的时间向关幼波、丁化民、王建勋、王乐亭、贺普仁、贺惠吾、于书庄、夏寿人等前辈学习。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现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下同)工作期间，还有幸随诊于当代著名西医专家张乃铮、曹玉璞、薛启明、汪家瑞、王玉泰、蒋明、潘瑞芹等。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著名的中西医专家的无私赐教，周德安的中医学养才能不断丰厚，有所建树。
三、抗美援越，初试身手周德安教授经常对年轻人说：“我们这代人，执行任何一项任务，从不讲条件。如毕业分配，科室的选择，从不谈个人意愿，都是自觉自愿地服从分配。”这话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有具体的内涵，因为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党和祖国的号召就是每个人的使命。
1969年元旦刚过，不满30岁的周德安接到了上级领导交给他的一项重要任务——与抗美援越有关的医疗工作。具体安排是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南溪山医院，为越南的伤病员做治疗，时间预计4年，任务完成后，再回原单位。这项工作要求在卫生部(现名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同)的统一部署下，举家南迁至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这个任务下达时，周德安的夫人*10个月即将生产，他正满怀着将为人父的喜悦，为孩子的平安降生忙碌着。突然接到这个任务，他和夫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当然更谈不上物质准备了，虽然没有任何准备，但他们还是二话不说就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那是1969年1月6日的夜晚，北方的冬季，寒风料峭，侵入肌骨。在组织的关怀下，一名执行同一任务、负责接生的助产士带着产包随他们一同登上了由北京开往南宁的5次特快列车，奔向桂林。因列车晚点，经过30多个小时的颠簸才于1969年1月8日上午到达目的地。
由于旅途劳顿，加上身体不适，到了桂林的第5天，周德安的夫人出现了生产先兆，于是她被安排到了当地条件较好的解放军第181医院待产。因为劳累太过，宫缩无力，又过了8天，直至1969年1月20日孩子才生下来，是个男孩。因为孩子是由北京到南方来时生的，他们就给孩子取名叫周京南。说来也巧，1972年的同一天，他的次子出生，他们就以最喜欢的桂林风景区芦笛岩中的“笛”字取名叫周京笛。所以两个孩子都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有不解之缘，从他们的名字也可看出周德安的这段人生历程。
中越两国自古以来就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早在抗日、抗法中，中越两国人民就已站在同一个战壕里并肩战斗。抗美援越战争让周德安与越南伤病员在桂林南溪山医院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由于工作的需要，原定在南溪山医院工作4年被延期了3年，1969 ～ 1976年总共7年的时间，他的服务对象就是越南人民，接诊的患者从20岁的战斗英雄至80岁高龄的老干部都有。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接病人，到患者好转或痊愈出院，他常常是昼夜不停地全心全意地为他们诊治，他的工作态度与医疗技术赢得了越南政府和人民的衷心赞扬，同时也得到中国政府特别是卫生部的高度评价。
刚进入南溪山医院的时候，周德安只是一位年轻的住院医师，没有进过病房，暂时在一个病区内从事中医内科及针灸科的会诊工作。但因工作需要，必须在短期内独立管病人，当时他的长子京南刚出生2个多月就被送到幼儿园，夫人又在外单位工作，还经常出差，困难很多。此时周德安外柔内刚的性格凸显出来了，为了工作，不甘落伍，他勤学苦练，主动在病房生活，虚心向西医老师学习，向学长及护士们学习，向病人学习。
首先从基本功学起，西医的望、触、叩、听，各项理化检查，神经科查体，大病历的书写，甚至连本该护士操作的抽血、打针、输液等，他都想练一练。为了工作的方便，还抽空向翻译和患者学习越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让他难以忘怀的老师有对他进行神经内科启蒙教育的神经内科专家薛启明主任，脑的结构、功能和十二对脑神经的作用、神经反射等，就是那时学的，至今还记忆犹新；心血管专家汪家瑞主任，就如何才能鉴别心脏杂音的性质，如何形容淋巴结、水肿的分类的讲解给周德安留下了深刻印象；肾病风湿免疫专家蒋明主任在白血病、肾病、风湿病等方面诊断治疗的理论和经验令他获益匪浅；还有各位学长、护士、翻译及患者等对他的帮助，他至今牢记在心，每每谈及都感慨万千。
当时每位住院医要管10张病床，每位患者平均住院2个月，在8年的临床工作中，他共接治了400余位患者，其中不乏疗效神奇的病例。如治疗一位60多岁的输尿管结石患者，他选取百会、攒竹、中脘、气海、中极、水道、列缺、合谷、阴陵泉、太冲等穴针刺，治疗8次后患者排出一块约0.3cm×0.9cm大小的结石，腰痛及小腹绞痛立即缓解，得到外科主管大夫的称赞。
中越两国*曾多次莅临桂林南溪山医院视察指导工作，多次举办联欢会，高唱中越友谊之歌和表演中越舞蹈，友好气氛就像兄弟聚会一样，热烈非常，他们也都能用中越两种语言进行简单交流。
在卫生部和当地领导的关怀下，在南溪山医院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周德安他们圆满完成了党和政府交给他们的光荣使命，怀着无比激动和喜悦的心情，于1976年4月24日返回首都北京。7年的援越之行没有虚度，思想、生活、学习、业务能力都有了飞跃式的提高，可谓硕果累累，为他今后的成长与事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支援非洲，传送友谊周德安一家由桂林返京刚刚1年，脚跟还未站稳，工作和生活还未走向正轨，领导又交给他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参加援外医疗队援助几内亚。当时他的2个孩子还都小，京南读小学二年级，京笛还在幼儿园，家里正是离不开人的时候，夫人张力虽然能干，但毕竟是要独自带2个未成年的孩子，困难可想而知，这对他们又是一场考验！他们不愧是党培养的好儿女，在祖国的需要面前，他们再次选择了奉献。周德安二话没说，告别了夫人就登上了飞向非洲大陆的航班。
1977年8月，他和医疗队的其他队员一起乘飞机离开了首都北京，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坐飞机，也是第一次走出国门。这次远赴重洋，目的地是非洲西海岸的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
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有一个中国专家集中驻地，其中有北京的援几医疗队、广东的甘蔗糖业组、上海的渔业组和浮船坞组、河南的烟草组，还有使馆经参处专家管理组等，有近百人住在一起。大家的工作性质虽各不相同，但目标都是一个，那就是干好本职工作，共同做好外交使者。20世纪70年代以前，物质生活虽然很差，但人心很齐，思想很单纯，大家都有一颗身在国外，心系祖国的赤子之心。“外事无小事，事事都请示”这句话深刻地印刻在每一个人的脑海之中。
到达科纳克里的中国医疗队驻地后，周德安他们用了一周时间与原来医疗队的老队员交接工作，然后欢送老队员们乘上返回祖国的班机，看着他们将与家人团聚的兴奋表情，一丝远离祖国、远离家人的忧伤之情油然而生。
老队员们回京后，周德安他们这批新队员开始了新生活，前半年由于生活上的诸多不习惯，日子显得格外漫长，每月最激动的日子就是信使来的这一天。每到这天，大家吃过晚饭，就像幼儿园的孩子等家长来接一样，趴在阳台上，双眼紧盯着大门。大使馆的车一出现，他们就一窝蜂地拥上去把车围上，在邮袋里翻找信件。然后就回到各自的房间，一遍遍地看着远方寄来的家信，此时，他们真正体会到了“家书抵万金”的含义。看完信后，立刻拿起笔来，将自己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写满信纸，向家人报告。
医疗队是一支特殊的援外大军，更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因为他们的服务对象是人，他们接触的人群非常广泛，既有耄耋老人，也有妇女和婴幼儿，既有几内亚的政府官员，也有普通平民百姓，还有外来的商人，当然还有每天一同工作的当地的医生和护士。因此2年多的援几工作，使他们对几内亚的政治局势、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等有了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同时，他们的工作也为中非友好增添了一块砖，加了一片瓦，成为名副其实的友好使者。
周德安与几内亚儿童合影(左三为周德安)
几内亚位于大西洋东海岸，地处热带，分雨旱二季，因经济落后，生活水平较低，医疗卫生条件差，人很容易患各种传染病，尤其是疟疾，发病率非常高。外籍人员属易感人群，发病率更高，医疗队及其他专家百分之百都曾被感染患病，无一幸免，周德安也不例外，回国后还多次发病，直至疟原虫自动消亡。
在几内亚的2年内接诊的病种很多很杂，有疟疾、感冒、痢疾、小儿麻痹症、风湿及类风湿性关节炎、麻风、梅毒、慢性胃炎、颈腰椎病、坐骨神经痛、神经衰弱、男女不孕症、月经不调、鼻炎、湿疹、卒中后遗症、高血压、头痛等数十种。每天门诊量达60人之多。其中小儿麻痹症、疟疾、神经衰弱3种病占70％左右。
周德安在科纳克里工作2年，在拉贝和法拉那2个城市各工作1个月。主要任务是帮助这2个城市建立针灸科，同时进行医师培训。在科纳克里医院针灸科工作期间，肩负着日常的门诊与临床带教2项任务，每天门诊限量60人。对初诊患者，他都是在详细询问病史后给予诊断和治疗，同时给当地医生讲解。一般是上午门诊，下午培训，在他们的努力下，1个月后学员们便可独立应诊了。他们还对100例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的治疗做了一个简单的疗效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