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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天真 曾用笔名唐晓是。湖北公安人。文学博士。任教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已出版学术及批评著作四部，在《读书》《今天》《作家》《外国文学》等刊物发表各类作品百余篇。作品曾收入中国年度最佳散文选。曾在《新快报》《汉诗》《语文教学与研究》等报刊开设专栏。
插画：同春
1
老朋友到家里来聚。这对于我来说是疫情带来的唯一美好的后果。我做菜的功夫可以说几十年如一日，也可以说一天不如一天。因为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既不怕人家笑话和嫌弃，也不怕他们没胃口，更不怕他们会饿着。只是大家坐在一起时，饭菜实在没有什么好品评的，不免讲谈一下装菜的碗盘。这与传统的美食美器鉴赏也相去十万八千里，但丝毫不影响我展示自己的“文化自信”。
我这些餐具算是天南海北七拼八凑弄起来的。历史最悠久的有将近三十年了，也有十几二十年的。其实还有在封城后期网购的，我因为闲极无聊加入了一个购物群，看到商家推出便宜得出奇的碗筷就买了一套。到货之后在手里摩挲，一时觉得很罪过，浪费了资源；一时又觉得给商家做了一笔生意，也是共克时艰的义举。准备聚会我从这本来是成套的餐具里一样拿出一个来，但实在没有这么多菜品需要用到它们，模样也不是我喜欢的，就又收起来了。这些小事我没有对朋友们说，只向他们展示自己的个性：碗我是喜欢单个单个地买，在一大堆或一整套中买最中意的一个。当大家回忆起二十年前的聚会，说到晚上在我家里开地铺，打开衣柜顶上一层，满满地塞着棉絮。这又激起我述说的兴趣。近几天票圈都在传播凡尔赛体，我应该可以避免这种嫌疑。我只是很客观地补叙道，后来流行过晴纶或其他化学纤维的被子，以及重新流行的丝绵被、羊毛羊绒被，还有大豆纤维或其他人造有机纤维的被子，我也积攒了不少，直到实在没地方放。幸亏前些年总有人号召、发起或组织捐赠。近些年我才逐渐摆脱了这个毛病。
我一边在老朋友面前尽情释放自我，一边在心里悄悄地自我打量，所看见的自己，很真切的就是地球上的一个小小的活物，一边竭尽全力地活着，一边使自己的眼耳所及、周身所触者，尽量地温和舒适。就像一只萤火虫，浑然而坦然地发散一点点微光。
2
可以说我受我妈的影响太深。也可以说我竭力在摆脱她的影响。试想，世间该有多少女子，在她们年华正好时，心中的大愿就是绝不像妈妈那样活着。可她们也绝没有料到，活着活着就无可避免地活成了妈妈们的样子。也多亏了是这样，一代代的女儿们才有自己的弘誓可立。
小时候，棉被都是装在一个大布口袋里。“大布”是粗纺棉布。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布口袋，被絮裹好了放进去，圆鼓鼓的很重。我曾经见过一次我妈在没有人帮忙的情况下收藏棉被的情形。她把放在桌子上的大包挪到抽屉桌上。自己爬到抽屉桌上把包挪到大衣柜顶上，再移到大衣柜顶上的箱子上。然后把那根抽得很紧的系口的绳子甩过屋顶横梁，把绳头够下来，在口袋口和绳子另一端扎紧。把环绕房梁的绳子一点点从边上往中间拨。又把大布口袋一点点推下箱子，直到那个大棉包悬空吊在房梁下面，蚊帐上方。为什么不就搁在大衣柜顶上？我妈说那样的话“高客人”肯定咬破口袋在絮里做窝。“高客人”是对老鼠的带有敬畏的讳称，因为这可恶的小东西很聪明，报复心极强。如果它们听见人们竟敢妄议它们，恼羞成怒之下便加倍地使坏。我也记得秋冬季节棉絮取下来的情形。在太阳下暴晒，再在堂屋里搁门板，铺包单，放棉絮，铺被面，包好。用穿着丈把长的棉索的拃把长的大针，在边缘交接处绗缝一圈。过上个把两个月赶上大太阳，又拆洗暴晒绗缝一遍。就是这么麻烦这么费劳力。不过当时我不觉得，只觉得太阳晒过的被絮缝在干净的被单里，一头扎在上面，把脸深深地埋进去再深深地吸气，那就可以说是幸福的极点了：“感觉人生达到了高潮”。那时候棉絮是很珍贵的，也要费布票的。所以每次分到棉花，家人们总要再三权衡，是做棉袄呢还是做被子，通常棉袄的需求总是更迫切的，并且棉袄可以盖在被子上面也相当于被子了。所以，被絮很难有新的，可能要好几年才能够添一床。被絮用旧了板结变黄，就做垫絮，再久了就拆开。旧棉絮也要攒起来，等到有可能的时候请弹匠弹一天，一天弹的两床被絮中肯定有一床是旧棉絮翻新的。旧棉絮总是释放出铁锈加灰尘的味道，崭新的新棉絮则散发着一种刚好可以忍受的微微的臭气。
棉被在我看来就是富足温暖的象征，就成了我自立自强以来一个具体的追求。难怪新人成家都要算计几铺几盖。不过我是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而不是人们结婚时的讲究来设计我的生活蓝图的。那种大红大紫的叠在一起堆得高高的东西我从来没有把它们跟我的生活联系起来，直到现在我还是把它们看成道具。
3
我不想成为我妈那样的人，这种想法也落实到非常具体的行动上了，其一就是不用旧棉絮。我执意把微臭的棉絮翻来覆去地晒，直到晒出记忆中的香味。一旦从某一床棉絮里嗅出了铁锈与灰尘混合的气息，就一心想着怎么合理地抛弃它们。其二我对碗碟的积攒方式也跟我妈完全不一样。
那时我经常跟我妈一起上街，有时候是去卖菜。一把一把的小菜，有时是菠菜，有时是萝卜苗或小白菜，总之是那种七八寸长的秧苗，头天晚上从菜园里扯起来，在油灯下把它们理出来，一把把用稻草扎好，码在箢箕里，放在大水缸边上。一大早起来挑到闸口街上，大概三四十把，卖个三四块钱。那时我们队里的工分一般是三角多钱一个工，一个工就是十分，男社员有时会有十二分，女社员经常按八分计算。所以三四块钱是很有着巨大诱惑的一笔钱了，值得为之冒险。不仅不能耽误出工，还不能被有关人员看见，所以卖菜时都是起个大早，卖完了回来，社员们还没有出门。
我妈一大早把我扯起来，她挑起那担小菜，我半梦半醒的脸上就满是晦气和恼怒。这神色我自己是看不到的，只是听我妈训斥我，既是磨蹭、这么苦着一张脸，就不要跟着她了！又说难不成是鬼的姆妈请我的吗？看到我妈焦躁的样子，想到自己还有漫长的一天要打发，想着到了街总可以索要一点甜头尝尝，我才振作起来，跟在她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蹿。实际上我跟她去卖菜也不过两三次，其中一次还没有走到卖菜的地方，刚翻过闸口镇堤坡，菜就被人买光了。还有一次，也是下得堤来，一路上都有人来买，走到固定的卖菜的街边时，也没剩下几把菜，很快就断货了。可见我妈信誉很好。这情形要放在今天是很可以大做文章大搞宣传的了，但当时丝毫也没有使我感到自豪。我妈把两只箢箕摞在一起挂在扁担的一端再掮在肩上往回赶，那样子真不好看。有时，挑着的空箢箕里会放着新买的砂罐子、炖钵子、小炉子、洗锅刷子、洗鞋刷子，以及一小包一小包的各种染衣服的靛料等等，都是路过广货铺顺便买的。这时我倒开始催我妈快点，别磨蹭，出工要迟到了。其实，我是害怕回去越迟就越有可能在路上碰到熟人。那时的我虽然还不会背出“小生产者”“小农意识”“自私自利自耕农”这一套语汇，但也切切实实感到很丢面子。我妈妈可是从来没有觉得没面子，也从来没有感觉到过什么歧视。虽然她也是急急忙忙地去又急急忙忙转来，也确实害怕误了出工。她也不想挨批评，更不想扒工分，但那跟面子没有关系。现在想来，虚面子的事，我妈向来不怎么看重，所以她感觉不到被人歧视。
我这大半辈子都在反思，我从小怕被人歧视，可是会被谁歧视呢？实际上就是自己歧视自己。这一定是前世带来的习气——不可能在那么小的年龄就那么市侩，莫名其妙地以别人的某种眼光来看自己，莫名其妙地看低自己。这也就意味着，只要有可能，我肯定也会用这种眼光去看人，也肯定会歧视别人。如果我不是预先按照想象中的别人的眼光看低自己，也就无所谓歧视不歧视了，一言一行也就自由自在了。现在的我早已超过了当年我妈那个年纪，却越来越钦佩她。她就是这样的。
有时候专门去买东西，阴天下雨不出工的时候。
城里人藐视乡下人，到现在也还是这样。所谓农民工，打工者总是觉得自己处于另眼之下，也确实处在另眼之下。我是回望当年时，才觉这一切不可理解，也可以说是彻底地理解了，而感到荒谬。人人都在人群里，人人都是一样地从赤条条的生到一去不返的死，毫无例外地都得吃喝拉睡，人人都很辛苦活着。这太一样了。一定要区别开，才能确认自己，确认自己的立足处。或者是为自己好赖活着找个理由，让他人承认我的生与活是值得的。又因为找不出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加以区分，就只能从一些浅表虚浮的东西上来指认，以住的地方、*什么活、穿的什么衣、讲的什么话、吃的什么饭来区别，而刻意忽略另外一些同样常见甚至更普遍的事情。歧视就是那些面对死生感到无能为力的人不由自主地用野蛮邪恶的眼神看别人，是动物求生本能经过文明的熏制而生出的臭气。那些被歧视的人在气不过的时候，会骂一句狗眼看人低，也就是这个原因。懂得了这一点，也就懂得了应对歧视最有效的办法是无视。
4
我妈置办锅碗瓢盆的兴趣很大。喜欢精致的碗盘，买回去捆好、包好，并不拿出来用，藏起来，像家产一样。我妈那天说去闸口买两筒好碗，一样的两筒。虽然我心里想的是姜糖薄荷糖，嘴上还是问道，为什么买两筒？我妈说，不怕打破，打破了一个还有两个，无论什么场合拿出来都看得出是一副。
到广货铺，一筒一筒的瓷碗摆在地上，坛子罐子缸，钵子脸盆鼎锅等等，都摆在地上。我妈在满地餐具留下的缝隙里小心翼翼穿来穿去，就像在菜园捉虫一样在菜畦间一步一步跨来跨去，以免造成损坏。她把那些用草绳捆住的一筒筒的碗逐一检阅，穿白褂子戴白帽子的营业员冷眼坐在摆在门里的柜台后边的椅子上，不时乜斜我妈一眼。她最终看到那有小朵紫红花点缀的镶金边的饭碗，提起来看了又看，十分中意的样子。她正要开口，只见这个女营业员同志不知什么时候站起身斜倚着门框了，斜刺我妈的眼光像针尖一样了。
你不乱翻不乱翻哒好不好！紧翻个甚名堂唦！
你这个同志呃，我没有乱翻，我是好好地翻的嘞。
碰坏了要你赔的！
这个道理我懂的嘞。
她一定是觉得我妈不识相，又横了她几眼，但我妈还在自顾自地把那筒碗举到眼前摩挲。
你未必赔得起哦。
你这么金贵还不是堆在地上吗？又没有供起来。供起来的还不是要人看的。
你买得起就快点买，不买就跟我放好！
你这个同志咧，莫太欺穷了，我未必买不起呢。
女同志把脸别向屋里，只从上眼睑下面甩出一点点白线来，“三角八！”
我妈听了，确实约略顿了一下。比起那些一分钱、两分钱、三分钱一个的钵子，五分钱一个的饭碗来，确实贵了太多。但她镇定地说，“三角八就三角八，我买一炮个！”女同志也吃了一惊，但绝不会对乡巴佬轻易表示刮目相看，“你搞清楚哦，一筒不是一炮个哦，是一打哦……”
现在想来，我妈可能确实是非常生气了，“一打就一打唦！”她一定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本来是要买两筒的！
当时，她的生气还有另外一个直接原因。
记得我们家曾经有个青花大汤碗，很大很大，夏天盛南瓜，过年盛煨藕。放在桌子中间，其他的菜碗都缩在它的阴影之下。这个碗终于被玉贞幺妈借走了。玉贞幺妈每次来借大碗，我妈总拿一个大钵给她。那一回我妈不在家，她从我姐姐手里把这个大碗到底借走了。我妈有火发不出，只说了句，这个碗肯定拿不回来了。
虽然已经肯定拿不回来了，但还是要去要一下。我妈曾说，被人打了，要让他晓得，不是我不晓得疼，是我忍得住。谁要是得了便宜又卖乖，也要让他晓得，不是我爱吃亏，是我不计较。千万不要把人当苕了。但这一回她想把碗要回来，最主要的原因，这是她唯一的老业了，家里就这一样东西了。之前还有大衣柜，但，一来衣柜没有这个碗那么老，二来衣柜也马上就要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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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早已经盘算好了，秋凉时把这个黑色的大衣柜拆了，给四爷家的大表姐娥美置办嫁妆。一套嫁妆主要由一个立柜、一个五屉柜、一个洗脸台构成，其他可能还有桌椅板凳。我感到很惊奇，也很怀疑，一个衣柜怎么改得了这么多东西。但我妈做事很有把握的，她说，也许会添一点杂木，或者其他小件用杉木来做，又轻省又好看。我们盖新屋还剩下几根杉树和杨树，她连油漆和工钱都计划好了，也在这个衣柜上出。衣柜门的对开大门正中，有两个半圆合起来的一个大圆，是嵌在木头里的黄铜。两个半圆的中部各有一条鲫鱼拉手，也是一样的黄铜，鲫鱼嘴巴穿在铜环里。加上几对铜荷叶，一起卖了，足以对付家具的油漆了。
这一个碗也许不能跟这个衣柜相比，但它的历史比大衣柜的历史要长一点，所以也一定要要回来。
头一回差遣我去讨要，正赶上小爷一家人在屋外边吃晚饭。太阳还没有落土，照在小桌子上。我家的大青花碗在他们桌子上反光。几个堂兄弟和堂姐妹都在座，还有一只大公鸡在边上逡巡。大公鸡伸头观望桌上的东西，比桌子还高，金色的羽毛也反着夕阳的金光，着实有一种不可一世的气派。堂兄弟姐妹也不怎么招呼我，似笑非笑着说了一两句话。那公鸡转向我时，很迅疾和生猛的样子令我害怕。我回来了，向我妈汇报情况。我妈说我没用。过一两天又差我去讨回碗。这一回还是没有讨回来，他家老二华华说那碗打破了。我妈很气愤，这么巧啊，就打破我那个碗呀。后来他家的冬儿（她的大名跟我的名字是一样的发音。我叫珍儿，是因为我是正月出生，但我们那里说话没有后鼻音）送了一个青花碗来说是她妈赔给我们的。我妈亲自把这个小很多，有点瘪，暗淡粗糙的汤碗还了回去。
世界真小。用这话来说江管渡的事情，真是太大了，太夸张了，也太抬举了。本来就是针尖大点的地方，每个人一天看三回也不奇怪的。那天我们买了碗回来，一路上说说笑笑比平时还兴奋。过了河，上了岸，就碰上了玉贞幺妈。不遇见才奇怪，他们就住在渡口边上。他们家还曾经值守过渡口，后来由队里安排让给了邻居哑巴家。玉贞幺妈和我妈说话，看我妈买的碗。我不关心她们的对话，只是扯我妈的衣襟拉她快走。走开后，我妈很骄傲地说，我还没有告诉她呢，我本来准备买两打的，是怕那金边会掉漆。回去试用几天不掉漆了再买它一筒！
后来，很久以后，我想到这事，就觉得我妈也一定是想把这话冲那营业员同志说一遍的。但她也忍住了，却又忍不住对我说了出来。
（原标题《金边碗 青花碗》）
（作者：魏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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