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冬梅对谁都没说，一个人约的号，一个人去的医院，直到手术前一天才在朋友圈里发了张照片，是她从病房窗口俯瞰出去的城市景致，在夕阳中看上去浓烈、喧嚣。很快，贺家俊来了私信，问她怎么在上海。他用语音说日月光北面是瑞金医院。这个心思缜密的男人一定是拉大了照片，才会看清楚远处那座CBD楼顶上的这三个字，并从光影与视角上判断出她所处的方位。
接着，他又改用文字问：你在医院里干什么？
任冬梅始终没有回复，默默地退回到病床上，默默地给自己剥了个石榴。护工送晚饭进来时，她的电话铃声响了。
贺家俊一开口，还是那一句：你在医院里干什么？
在医院里当然是看病。许多事，任冬梅不想多说，可又不能不说。她看了眼同房的病友，干脆地说：晚点再说吧，医生来查房了。
说完，挂断了电话，她却像做了贼，又看了眼隔壁床上正开始吃饭的病友。
这天晚上，病房里的两个陪护拉开行军床开始准备睡觉了，任冬梅仍没等来贺家俊的电话。她的心头又开始堵起来，拿过摇控器，对着电视机一个又一个地换台，如同靠在家中卧室的床上。
贺家俊就是这个时候闯进来的，风尘仆仆，手里提着他的公文包，一边说着他的外地车牌要过了七点才能上高架，一上去就堵到现在。说着，他发现病房里的几双眼睛都停在自己脸上，马上咧嘴一笑，对任冬梅说，我还没吃饭呢。
任冬梅没问他是怎么找来的。她什么都没说，下床，随手拿过一瓶水拧开盖，往他手里一塞后，拉开衣柜，取出一条长裙，转身去了卫生间。一直到进了电梯，才伸手挽住他的胳膊，把脑袋靠在他的肩膀上。男人有时候就是起到一个肩膀的作用。
任冬梅忽然发出一声冷笑，说，这里你是熟门熟路了。
贺家俊的老婆就是在这家医院里摘掉了一侧乳房的，只不过那是几年前。
许多往事一晃而过后，贺家俊说，医生怎么说的？
医生说最好是切除，但任冬梅坚持要保乳。年轻而白净的医生显得有点不快，像所有被挑战了权威的专家一样，睁着镜片后面那双眼睛，说，我们这是对你负责。
那我更要对自己负责。任冬梅说。
事实上，她是不想跟贺家俊的老婆一样。少了一个乳房的女人就像个怪物。这话，她曾当着贺家俊的面亲口说过。那个时候也是她人生最失望的时候。贺家俊再也不会跟他那个患了乳腺癌的老婆离婚。他不是这样的男人。他会连离婚这两个字都不再跟那个女人提起。
贺家俊就是这样的男人。
任冬梅还记得那晚，为了离婚与结婚他们吵到天亮，两个人都又累又乏了，她起床洗把冷水脸后，在卫生间里对着镜子，说，那你就不要赖在我床上，今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同样的话，任冬梅其实已经说过无数次，几乎每次吵大架的时候都要提到这一茬上，可贺家俊不光是人家的老公，也是她儿子的亲生父亲。这么多年里面，他们分分合合了多少次，可一旦复合，又跟两个好了伤疤忘了痛的孩子，在两个人的世界那么地肆意与缠绵。
一次缱绻之后，贺家俊有点忘乎所以了，伸手在床上划了条虚线，说，哪天你要是真的嫁了人，这一半也得给我留着。
任冬梅甩手打了他一个巴掌。“啪”的一声，许多美好的东西在瞬间幻灭，变得现实，变得有种说不出来的无奈与感伤，无声无息的，在黑暗中弥漫。
任冬梅的初恋是在大学里，稀里糊涂地开始，稀里糊涂地结束，就连第一次也给得稀里糊涂，许多细节都已经记不起来了。她只记得那个初恋一趴到她身上就喘粗气，每次就知道说看一眼，你就让我看一眼嘛，只看一眼。
贺家俊是她的第二个男人。他刚来那天，穿着西装，系着领带，由县委组织部的领导陪同，一下车就跟等候多时的镇长与*们一一握手，谈笑风生的，一点都不像是下到乡镇的干部，反倒更像是前来考察与洽谈的外商。任冬梅到第二天才知道，这位新来的副镇长原先是县实验中学最年轻有为的副校长，主要是跟校长合不到一块去，几次明争暗斗之后嫌隙越来越大，后来下决心，双推双考进了县经信局。他这次是下来挂职的，负责全镇的工业与招商。后来，任冬梅又听说，年轻的贺副镇长有位漂亮的妻子。他们的爱情也是从大学开始，但那个女人比自己有勇气，放弃了家里为她在大城市安排的工作，陪着心爱的男人在小县城里当了五年代课老师后，皇天不负有心人，总算转正了。
这也是任冬梅曾经梦想过的爱情，有苦有甜，只是她做不到，也没这么好的运气。那个时候，任冬梅一心想的是上调，回到县城去，回到父母的身边，可命运就是喜欢作弄那些安分守己的小姑娘，把她们像面筋一样拉长了又搓扁，最后扔到一边，索性遗忘了。任冬梅就是这样，看似那么的一帆风顺，县里刚刚开始推行公务人员的考录制度没几年，她竟然一考就中，而且还是妇女联合会这种最适合女孩子的单位。
然而，意外就发生在去拿报到通知书的那天。站在人事局的走廊里，任冬梅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抽出里面的公函，看了一遍后，脸涨红了，又看了一遍，她扭头就闯进办公室，把公函放到一张办公桌上，说，你们弄错了吧？我考的不是斜塘镇政府。
这种事怎么会错呢？那个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人笑呵呵的，眼睛看的不是桌上的公函，而是小姑娘的脸。他微笑着重申：放心吧，这么大的事，我们是不会出错的。
可我报考的是妇联……任冬梅拿过桌上的公函又看了一眼，说，不是这个什么斜塘镇政府。
黑框眼镜这才接过公函看了会，又把她重新打量了一遍后，说，小姑娘，你知道公职人员的组织纪律吗？
任冬梅摇了摇头，说，我还没去报到呢。
那我来告诉你。黑框眼镜坐正身体，伸出一根指头，说，其中一条，就是服从分配。
我不是分配的。任冬梅说，我是自主报考的。
问题是你考上了……考上就得服从安排。黑框眼镜的脸上又有了微笑，靠回到椅子里，目光慈祥地看着她，说，年轻人去乡镇锻炼几年，不是坏事情。
考公务员的哪个不年轻？任冬梅说，凭什么要让我去锻炼？
黑框眼镜不说话了，隔着镜片，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是失望与惋惜。他拿过茶杯，拧开盖，喝了一口后，长长地叹了口气。
任冬梅不买账，扭身上楼找了他们的局长，接着又找到组织与纪检部门。一连好几天，这丫头像是疯了，每天一起床就往县政府的大楼里跑。后来，连她父亲都看不下去了，指着她的鼻子骂道：你四年大学念了一脑袋浆糊呀？你不知道被人顶包呀？
怎么不知道？任冬梅说，所以我才要去反映。
父亲摇头叹息，说，等你穿上小鞋就知道什么叫后悔了。
好在事情很快水落石出——任务急，时间紧，是人事局里的一位退休返聘人员老眼昏花，登记错了花名册。
怎么可能呢？任冬梅瞪着人事局里那位专程登门澄清的副局长，说，事情可能这么简单吗？
那你要怎么复杂？副局长严肃地说，任冬梅同志，事实就这么简单。
任冬梅愣愣的，脸又涨得通红。
第二年春天，妇联机关里刚在传要下派人员到基层蹲点，她就已经猜到人选了。以至于科长找她谈话时，她始终咬着下嘴唇，一副逆来顺受的乖巧模样。科长说什么，她都是轻轻地点头，轻轻地说“嗯”。任冬梅只是觉得有点巧合，怎么去的还是斜塘镇呢？但她忍住不发问，一直到谈话结束，才起身说，科长，那我什么时候回来呢？
蹲点结束就回来。科长说，科里不能没有你。
任冬梅放心了。她只是没猜到自己的点蹲下去就起不来了。
斜塘镇在嘉禾县的西北边，从地图上看离上海很近，离江苏也很近，但其实又很遥远，中间隔着无垠的田野与河流。任冬梅基本上每个周末都要回县城，乘坐最后一班城乡公交离开，星期一的早上再坐头班车回来，有时还会带上一些母亲烧的菜。她吃不惯镇政府食堂里的大锅菜，太油腻，也喝不惯那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漂白粉的气味。
贺家俊却是每天下了班都会回县城，开着那辆深蓝色的普桑。车是下面一家酒厂主动借给他的，完全是考虑到贺副镇长的工作需要。任冬梅不是没想过，如果搭贺家俊的车，她就可以每天回家，睡在她那间刷成粉红色的小房间里，吃着母亲做的小炒，喝着没有气味的桶装水，可是她不敢。主要是贺副镇长不像其他几个镇领导，喜欢跟女同志们打成一片，整天嘻嘻哈哈的，有时候拿话噎她们一下，她们也会当补药吃进去，觍着脸笑得更灿烂了。
贺家俊不是这样的人。他对每个人都是客客气气的，有礼有节的，哪怕门卫室的老丁头，每天送报纸去他的办公室，只要人在，他都会点一下头，道一声谢。这样的男人天生给了人家一种距离感，好像他时刻都在提醒别人两个字———距离。
但任冬梅还是坐上了贺副镇长的车，不过那已是大半年之后。那个周末，快到下班时，狂风大作，大有一副山雨欲来的模样。任冬梅顾不上回宿舍，出了镇政府的大门就往汽车站赶，贺副镇长的深蓝色普桑从后面上来，哗地滑过去后，又很快无声地倒回来。
贺副镇长连她去哪儿都没问，就在摇下的窗口里，说，上车。
任冬梅有点奇怪，更多的是女孩子式的警惕，坐进车里显得特别的拘谨，在后座上使劲夹着两条腿，好像一张开就会有什么东西钻进去那样。贺家俊在后视镜里笑了笑，伸手打开CD。
原来，大男人也喜欢听刘若英的歌，而且还是《为爱痴狂》。任冬梅心里面冷笑，看着他的后脑勺对自己说，谁的爱会让这么一个已婚的男人痴狂？那都是用来蒙骗小姑娘的。
车到公路上天就下雨了。贺家俊在雨声中说起了他曾当过副校长的那所实验中学，完全是没话找话式的，说着说着，就说到了里面一位教数学的老师。小伙子品学兼优，是湖北师大毕业的高材生，是他当年特意赶到武汉去招聘来的，比任冬梅大四岁。
任冬梅明白了，人家这是在给她介绍对象呢，不由得又看了眼贺家俊的后脑勺。心想，贺副镇长怎么跟个女人似的，这么热衷于撮合别人呢？但马上又想到了那些有心机的女人，经常是看中了哪个男同志，不好意思去直接表白，就打着给人家介绍对象的幌子，结果把自己介绍到了人家怀里。这样的女人，她的同学中就有。任冬梅又使劲夹紧了她的两条腿。
贺家俊这时又在后视镜里笑了笑，说他是当年去招聘时答允人家的，不光给他一份对口的工作，还会负责帮他介绍一个女朋友。他说，我人虽走了，说过的话得兑现。
原来这是个重承诺的领导。任冬梅松了口气，俏皮地说，我才不找外地的呢。
什么外地的，那叫新嘉禾人。贺家俊说，人家很有前途的。
任冬梅沉默了，也变得忧伤起来。她在斜塘镇上待了近两年，看上她的小伙子有，托人来说合的也有，任冬梅不为所动。她一心想的就是调回县城，那里才是她的家。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曾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对象哪里找不到？我可不能让一个斜塘镇上的男人绊住了双脚。
临下车时，贺家俊从驾驶座上转过头，像个孩子似的笑着，让她考虑考虑，要还单着就见一面。说完，他马上恢复到领导的口气，又说，给双方一个机会嘛。
任冬梅觉得有点好笑。她不说见，也不说不见，只是朝他微微地摇了摇手，算是道别与感谢，推开车门，就一头跑进雨里。
没想到的是周一早上，还没出小区的大门口，她远远就看见了那辆深蓝色的普桑。看来，贺副镇长是个急性子，在催她的答复呢。任冬梅想好了，见一面就见一面，就当给副镇长一个面子。可是，贺家俊好像忘了说过的话，手把着方向盘，说，我估计得没错，你果然是搭头班的公交车。
任冬梅的脸又有点红了，笑了笑，说，怎么好意思让领导当我的司机呢。
贺家俊随口说，为人民服务嘛。
任冬梅回县城就是这么频繁起来的。碰到换季的当口，还会大包小包地塞满深蓝色普桑的后备箱。可她什么时候坐到副驾驶座上的，已经想不起来了，倒是发现了贺副镇长真是个耐心且温和的男人，但这样的男人要耍起手段来，照样也是不动声色的。
快到春节的一天，农口上从乡下搞了批青鱼与草鸭回来，每个科室都有，就在任冬梅提着鱼与鸭子放进深蓝色普桑的后备箱时，计生办的管大姐刚好经过，讪笑着说，冬梅，你这是小媳妇回娘家哪。
心里有事的女人脸都容易泛红。任冬梅站在掀开的后备箱盖前，竟然有种做了贼的感觉，坐到车上特别的异样，都不敢正眼看贺家俊。
贺家俊依旧笑眯眯的，一边发动汽车，一边从反光镜里看着远去的管大姐，像是在宽慰她，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这些女人办公室坐得太久了，就练会了一张嘴皮子。
年底的安监大巡防一开始，管大姐忽然被抽调进组，带着一帮年轻的小伙子下到工厂与村委，日夜在那里巡防与抽查，风里来，雨里去的，连大年三十的晚上都打着手电在镇上检查消防栓。任冬梅心里有数，这是贺副镇长在为她出气呢，也是*鸡儆猴，给镇政府里那些乱嚼舌头的女人点颜色看。
管大姐那张快速长满冻疮的脸就是无声的警告。
为此，任冬梅总算跟实验中学的数学老师见了一面，同样是为了堵镇政府里那些女人们的嘴。他们在县城一家新开的茶楼喝过一回茶。几天后，年轻的数学老师又请她吃了一顿湘菜。总的印象还不错，这个叫杜德伟的数学老师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的，普通话说得也标准，一点都不像来自湖北的小山村。从气质看，他甚至有点跟贺家俊接近，都属于那种站在人群一眼望过去就很顺眼的男人。
有好几次，任冬梅还是忍不住要拿他们两个作比较，在心里反复地比，总算发现了，杜德伟少了贺家俊身上那种从容不迫的气场，但总体还是满意的，至少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堵那些人的嘴了。现在，贺副镇长成了她对象的介绍人，搭坐介绍人的车回县城去跟男朋友约会，任冬梅倒要看看还有谁会在背后嚼舌头。
可是，该发生的事情终究会发生。斜塘镇的春季招商答谢晚宴结束时，已是深夜。贺副镇长少见地喝多了，在县城的宾馆门口送走领导与客商，大家都以为他也跟着回去了，谁都没有在意。任冬梅细心，与节庆办前来帮忙的姐妹们一起上了大巴车，转念又下来了。转到地库里，发现那辆深蓝色的普桑还在，就一边打贺家俊的手机，一边满宾馆地找。最后，在宾馆门口的花坛里，她听到了电话铃声，也见到一头栽在那里的贺副镇长。
镇里的领导在宾馆楼上都开有房间，房卡就在贺家俊的口袋里，但任冬梅不敢扶着他上去，主要是怕碰上熟人，有嘴都说不清楚。想来想去，她把贺家俊扶进地库的车里。春天的夜晚原来也会这么冷，任冬梅不敢打着车子取暖，镇上的卫生院刚刚出过事，院长跟手下的一名女医生双双死在了车里面，光着四条大腿，找到他们时油箱都已经烧空。
任冬梅冷得发抖，走也不是，陪在车里更不是。贺家俊就是在这个时候抓住她的，然后压在后座上开始吻她，等到任冬梅支起身来，只看到车窗玻璃上雾蒙蒙的，满鼻子都是白酒的气味。
让我下车。任冬梅说，我得回去了。
贺家俊嘀咕了一声什么，听不清楚。喝多酒的人力气都大，抓着她开门的手又把她压到身下。任冬梅这才感到有点后悔，干吗要把他扶到后座上呢？但她很快就不这么想了，性的好处就在于能让人飞快地忘乎所以，而且还会让人上瘾，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他们经常在这辆车里幽会，有时就在回县城的路途中，贺家俊把车开下公路，一直开进一望无际的田野里，在落日的余晖里，在风雨之中，在日夜交替的天空下。他们做爱的地点同时也遍布了县城的每一个地下停车库，有时还会在与杜德伟约会之后，在她家的小区里。任冬梅觉得刺激，觉得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恋爱与偷情的双重快感，不能自拔，但有时也难免觉得肮脏与堕落。
我怎么成了这样一个女人？很多次，她只身躺在镇政府宿舍的床上，一边跟杜德伟聊着短信，一边在心里反复地质问自己。可是，常常在跟男朋友道完晚安，关了灯之后，任冬梅蒙上被子还是睡不着，就竖起耳朵倾听外面的声响，在心里反复地询问：贺副镇长今晚在不在加班呢？
如今的贺家俊已然成了斜塘镇政府里最勤勉的班子成员，每个星期总有几天要加班到深夜，好像全镇的经济发展一夜间都落到了他的肩上。他通常是忙完了公事才忙私事，在临走前偷偷溜进任冬梅的宿舍里。
有一次，任冬梅在被窝里看着匆匆穿衣起床的贺家俊，本想跟他开个玩笑的，就说，原来你就是这么给人介绍对象的？
贺家俊认真了，无言以对，手伸进被窝里，找到她的手，捏在手心里。此时无声胜有声，男人的无奈与愧疚都在这只软绵绵的手里面。隔了很久，他说，那我以后不来了。
一声玻璃开裂的声响在任冬梅心里迅速漫延开来。她不由得垂下眼帘，但马上又抬起来，直视着他，说，你还是先把嘴巴擦干净吧。
贺家俊慌忙抽出手，在嘴上来回抹了两把，还是不放心，起身站到镜子前照了又照后，又使劲抹了两把。
这就是男人。任冬梅想放声大笑，两只眼睛却酸得要命。她冷冷地说，那你还待在这里干什么？
贺家俊迟疑不决，走到门边回头看着床上的女人，欲言又止。
你得把我调回去。任冬梅呼地坐起来，看着贺家俊，说，光擦干净嘴巴有什么用？
贺家俊点了点头，再次回望床上裸露着大半个肩膀的女人，有点失望，有点伤心，而更多的是愤怒与屈辱。原来，她跟我睡觉就是为了这个。直到下了楼，他站在夜风中反倒觉得轻松了。这样也好，至少人家没逼着你娶她嘛。
任冬梅忽然坐进他车里那天，贺家俊有点吃惊，手把着方向盘，扭头看了看，心中又有点窃喜，就用力一踩油门，普桑呼地冲出镇政府大门。贺家俊在行驶的车里说，他已经跟妇联的主任碰过头了，还得再去跟人事局方面打个招呼，这些程序走起来没那么快的。贺家俊说，你放心，我答应你的事一定替你办到。说完，他又扭头看了眼目不斜视的女孩，笑了，腾出一只手放到她腿上，见她没有一点反应，心里不禁乐开了花，开始没话找话，说着说着就说起了自己。他说组织上已经找他谈过了，他将留在斜塘镇，接老汤的班，先是代理镇长，等年底人大的选举一过就坐正，那就是全县最年轻的正科级干部了。贺家俊说，你放心，不管你去了哪里，我都不会让人再欺负你。
任冬梅始终不说话，两只眼睛始终一眨不眨地直视着前方，看得贺家俊有点心虚，笨拙地抽回手，说，你有什么话就说嘛。
任冬梅的沉默让车厢里的气氛有点异常。贺家俊咂了咂嘴，打开CD，还是那首《为爱痴狂》。任冬梅一直到车停在她家的小区门口，才波澜不惊地说，我*了。
不会是小杜的吧？贺家俊几乎是脱口而出，说完，甩自己一巴掌的心思都有，忙看着任冬梅，又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任冬梅只是瞥了他一眼，说，我不会赖你的，到时候你可以去做DNA。
贺家俊慌了，叫了声：冬梅。
任冬梅再也不去看他，扭头下车的瞬间，心中似乎还有那么一丝快意。她仰起脸，马尾辫一甩一甩的，一路上走得特别轻快。
按照贺家俊的想法，最好的办法是尽快流掉，神不知鬼不觉的，这对他们两个都好。他可不想在临门一脚的时候倒在生活作风问题上。为此，他给任冬梅打过电话，发过短信，可人家不接也不回。贺家俊只好板着脸把她叫到自己办公室里，刚关上门，任冬梅就扭身过去拉开门，一副目空一切的模样，说，贺镇长，你有什么指示得关着门下达？
女人就知道用她们的肚子来折磨别人。贺家俊一脸的无奈，坐回到椅子里，说，冬梅，不要意气用事。
任冬梅的脸呼地拉下去，站在贺副镇长的办公桌前，俨然成了县委*。她俯视着眼前的男人，只从鼻孔冷冷地丢出一声：哼。
贺家俊一颗悬着的心提得更高了。这丫头的脾气，整个人事局都见识过。思前想后，他认为现在能做的只有给她写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为的还是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是，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一旦动起笔来，许多躺在床上都说不出口的话，成了文字读起来竟然一点都不觉得肉麻，反而平添了别样的情趣。贺家俊有时候自己都会被自己写的书信感动，那种感受就像又开始了一场恋爱。他从第一眼在镇政府大院里见到任冬梅开始写起，像是追忆往昔，又似在倾诉衷肠。任冬梅人都调回县妇联了，他的书信却从未因此停止，直到有一天，任冬梅忽然来了电话。
贺家俊正在主持班子会议，抓过手机，是一路小跑着离开会议室的。冲进卫生间，贺家俊举着手机，由衷地说，你总算给我来电话了。
手机里静悄悄的，任冬梅好一会才说，我要结婚了。
一下子，全县最年轻的正科级干部竟然有点怅然若失，靠在卫生间的墙上，好一会才说，那我祝贺你。
挂掉电话，贺家俊这才想起自己最该关心的是她的肚子，怎么关键时刻却忘了最关键的那一茬呢？可等他回拨过去，对方始终没有接听。
然而，他终究还是见到了任冬梅，就在她跟杜德伟的婚礼上。贺家俊不光作为介绍人出席，而且还被司仪请上台，被人起哄成了他们的证婚人。命运就是这么地喜欢作弄人。贺家俊看看年轻的数学老师，又看看穿着婚纱都掩盖不住小肚子的新娘，真是百感交集，说了几句场面话后，忽然抓过任冬梅的手，郑重地放进新郎官手里，好像今天出嫁的是他的女儿。贺家俊对杜德伟说，好好珍惜，我把她交给你了。
一时间，宴会厅里掌声雷动，让台上的三个人都快要热泪盈眶了。
当晚，贺家俊都已经躺下了，还是忍不住披衣起床，对老婆说了声，工作上的烦心事，他要再理理头绪。说完，他郑重其事地出门，一路步行穿过大半个县城，来到杜德伟家的小区。那是学校集资兴建的职工住宅，贺家俊新婚时的家也曾安在这里。沿着一条水泥小径，他走到新人楼下，抬头仰望那两扇贴着大红喜字的窗户，脑子里不由得玉体横陈起来，一会是老婆薛丽娟，一会是杜德伟的新娘任冬梅。
贺家俊的心头充满了一种说不上来的感慨与忧伤。
可是，这样的感怀很快结束了。黑暗里传来的一串自行车铃声把他吓出了一身冷汗，如梦方醒般地四下张望。贺家俊对自己说，我怎么会来这里呢？这要是碰上熟人算怎么回事呢？
赶紧出了小区后，贺家俊打了辆车匆匆回到家里，但还是睡不着，一闭上眼睛就是任冬梅那个隆起的肚子。他只好再次起床，悄悄溜进书房，在任冬梅的新婚之夜给她写了最后一封书信，除了思念与祝福，他在信中希望任冬梅要保重身体，好好抚养与培养他们的孩子。那是他们美好而短暂时光的结晶。贺家俊在信的最后写道：你们有任何困难尽管来找我，不管何时何地，请你都不要忘记，我是你们的亲人。
任冬梅在看到亲人那两个字时，打心眼里发出一声冷笑，但鼻子却不争气地发酸了。她又把信看了一遍后，起身把它锁在保险箱里，连同贺家俊写给她的那么多封信一起，那是她心中的秘密。
哪个女人的心里没点小秘密？任冬梅在打算跟杜德伟成亲前就想好了，她只是没想到他们第一次上床后，年轻的数学老师望着床单有点发愣，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任冬梅坦率地说，你不是我第一个男朋友，你也可以不是我最后一个男朋友。
杜德伟摘下眼镜，眼巴巴地看着她，说，那你告诉我，那人是谁？
名字只是个符号。任冬梅说，知道有意义吗？
有。杜德伟固执地一点头，说，以后万一碰到呢？我得心中有数。
任冬梅一愣，骂了声变态，起身要走，却被杜德伟一把抱住。任冬梅用力推开，两个人就在他的屋里拉拉扯扯地吵起来。任冬梅第一次在一个男人面前哭了，而且悲从中来，一头扑到枕头上，哭得一发不可收拾。年轻的数学老师着实被吓着了，忙从后面贴着她，一个劲亲吻她露在外面的湿漉漉的脸颊，一个劲地讨饶，说，我不问了，我保证再不问你的过去了。
我有什么过去？你当我什么人了？任冬梅猛然推开他，呼地跳下床，眼含着一腔热泪，说，二十二岁前我在学校里，是优秀团干部，二十二岁后我进单位，我哪来这么多的过去？
杜德伟深感愧疚，重新抱紧女朋友，在她的耳边说，我错了，我再不问你了。
争吵过后的两情相悦总是来得那么激荡，带着眼泪的咸味，那么地让人深入肺腑。杜德伟就是在床上向任冬梅求婚的，赤条条的，相当地坦诚。他说，冬梅，让我做你最后一个男朋友。
任冬梅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深深地吸了口气，双手捧住数学老师那张白净的脸，仔细地看了很久，说，你放心，在你之前我只有过一个男朋友。
杜德伟暗自松了口气，心中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窃喜。心想，那还不如我呢，我在大学里都有过两个半了。那半个是初恋，没上床就分了。
任冬梅真是个懂事、识大体的好姑娘。她不要聘礼，不要彩礼，连新房的装修都从不过问，她只要有一个小小的地方，让她收藏心里的那点小秘密。在热烘烘的被窝里，她趁热打铁，对即将成为她丈夫的男人说，我把什么都给你了，我只要你送我一个保险箱，让我拥有一点小秘密。
这个要求一点都不过分。数学老师可是知识分子，当然明白文明家庭的先决条件是平等与尊重，其中就包括了夫妻双方的隐私。杜德伟用力一点头，说，我能理解。说完，他觉得自己答应得还不够干脆与坚定，就更用力地一点头，说，我坚决支持。
可是，大多数数学老师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做什么事情之前都喜欢先算笔账，等做完了还喜欢记账。当任冬梅在产房里剖腹产下一个儿子时，特意从湖北老家赶来的父母一人拉住儿子的一只手，父亲兴奋地说，德伟呀，我们杜家有后了，你可要好好待你的媳妇噢。
初为人父的数学老师激动之余仍然没忘了他的本行，静下来在心里默算一遍后，发觉孩子的日子有点对不上，就趁回学校请假时，打开办公桌上锁的那个抽屉，翻出记事本，翻到跟任冬梅第一次上床那一页，按着日子又算了一遍，更加确定了，至少提前了一个来月。一下子，杜德伟如同百爪挠心，咧着嘴，对着同事笑得有点不那么像样了。
虽然，母亲都说了，生男孩一般都会早产，他自己就是个早产儿，足足提前了一个半月，但这并不能打消一个男人的疑虑。可以说，杜德伟就是从那时候决定要打开那个保险箱的，看看一个早产的女人到底有什么秘密要锁起来。趁着任冬梅还没有出院，他先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出保险箱的钥匙，出去配了一把后，整整大半年的时间，他利用白天教书的间隙，把六位数的组合密码一个个地列出来，整整一百万组，正反两面写满了他十九本的备课笔记。
这一天，学校里已经放寒假，数学组的办公室里空空荡荡，杜德伟把十九本备课笔记堆在办公桌上。从不抽烟的他从包里掏出一盒提前准备的烟，拆开，点上一支。烟雾之中，杜德伟看到的是一个男人的毅力与决心。为此，他特意挑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二月十四日，那也是他们老师假期结束，来校报到的第一天。从这一天起，每个工作日的中午，在食堂里吃罢午饭，杜德伟就蹬上自行车匆匆忙忙地回家，快到上班时间再匆匆忙忙地返回学校。
任冬梅的保险箱就放在他们卧室的大衣柜里面，是杜德伟专门请人用膨胀螺丝从里面固定在水泥墙上的。他清楚地记得，将那两把钥匙放进任冬梅手里时，还提醒她说为了以防万一，最好一把带身边，另一把放在单位里。任冬梅温顺地点了点头。杜德伟从她眼睛里看到的是妻子对丈夫的感激之情，不由得挺起了胸膛，露出宽厚大度的微笑。
任冬梅是个好女人，也是好妻子与好母亲。她每天上班前先把儿子送到机关托儿所，那是妇联下面的共建单位。下班带着儿子回家，买菜、做饭、洗衣服，一空下来就盘坐在育儿垫上，母子俩一人一句地背唐诗、念拼音。有无数次，杜德伟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一幕，由衷地在心里对自己说，什么叫天伦之乐？这就是天伦之乐。
但这并不是一个男人停止寻找真相的理由。儿子要上幼儿园那年，一家三口趁着暑假去了趟厦门。站在宾馆的阳台上，迎着从太平洋吹来的夜风，任冬梅说，孩子该长见识了，往后我们要多带宝宝出来。
杜德伟点了点头，又看了一眼床上熟睡的儿子，然后把妻子搂进怀里。他的心像海水一样荡漾着，波光粼粼的。
就在这一年里的某天中午，杜德伟在按下六位密码后，一拧钥匙，保险箱咔的一声响了。可是，他并没有急着打开，反而有点不敢相信，慢慢地退到床边，慢慢地坐下，手中的备课笔记什么时候滑落在地，他没有在意。他只知道出神地看着灰色保险箱面板上那十二个白色的键。
那天下午，杜德伟没去上班。任冬梅带着儿子回来时，他已经做好了晚饭，桌上摆着四菜一汤，还有一瓶打开的红酒。任冬梅歪着脑袋想了想，问他：今天是什么日子？
杜德伟不说，不动声色地给她倒上酒，给儿子倒上果汁。饭后也显得特别的勤快，任冬梅还在洗碗，他已经给儿子洗完了澡。任冬梅无声地一笑，抿嘴瞪了他一眼。
等到儿子消停，入睡了，夫妻俩显得很默契，几乎是不约而同。做到一半时，任冬梅忍不住又问：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
杜德伟还是不说话。他只是动得比平时更加地用力与投入。然而，人生就是这样，在你还想继续的时候，它忽然结束了。杜德伟翻身下来，有点失望地朝着漆黑的天花板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接下去的事情就很简单了。他把贺家俊的最后那封信复印了一份，寄给他后，两个人又通了个电话，都心平气和，相约在茶室见面。那家茶室就是他跟任冬梅第一次相亲见面的地方，六年过去，这里已经半新不旧。
杜德伟看了眼陪同贺家俊前来赴约的男人，他提着个纸袋，腰间皮带扣上的警徽表明他应该是名公安。杜德伟有点紧张，但故作平静地说，贺*，没想到你还带了朋友来。
有个见证嘛。已是斜塘镇一把手的贺家俊有种临危不乱的气势，坐下后，指着那人介绍说，这是斜塘所的马所长。
马所长朝杜德伟点了点头，见他还是有点紧张，就对贺家俊说，贺*，我先去外面等你。
说完，他把纸袋放在桌上，又朝杜德伟点了点头，转身出去后，小心翼翼地关上门。
贺家俊叹了口气，把那个纸袋轻轻地推到他面前。杜德伟心领神会，从挎包里掏出那些信件，放在纸袋旁边。贺家俊多少还是有点急切的，一把抓过来，每一封都抽出来过了一遍后，才记起坐在对面的杜德伟，指了指那些信件，说，都在这里了？
杜德伟冷冷地说，你自己写的，你不知道吗？
贺家俊不敢盯着老下属的眼睛看，就把那些信件收进提包里，起身走到门口，犹豫了一下，转过来，说，请你……别为难他们母子。
杜德伟没有说话，一动不动地坐着，看着贺家俊离开后，他在这家茶室的包厢里又坐了很久，一直到把壶里的茶水都喝干，才起身去了旁边的一家宾馆。杜德伟连家都没有回，第二天就提着纸袋里那十万块人民币，走进了县里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贺家俊的大好前程就是这么丢的。他反倒释然了，一出来就请酒厂的老板吃了顿饭，笑呵呵地说，你那十万块钱，我怕是一时还不上了。
相交多年的老板连连摆手，盯着他看了会，说，说出来都没人信，你竟然是个清官。
什么官不官的，都是为人民服务嘛。贺家俊说完就发觉失言了。这样的话往后再不能说了，那是要让人笑话的。他忙举起酒杯，无声地自罚喝了一大口。
老板提议，让贺家俊先到他厂里熟悉熟悉，他那里还有一个副总的位置。贺家俊点了点头，但他的当务之急是离婚，反正两头不是人了，能补一头就补一头。他对老板说，你要是信得过我，再借我十万。
可是，老婆坚决不肯离，同过甘苦的女人就是不一样。她出奇地冷静，在厨房里替女儿准备明天的营养早餐，更像是站在讲台上。她说，贺家俊，你已经拆散一个家了，你还想拆散第二个吗？
那一晚，贺家俊在女儿的床前坐了很久，熟睡中的小姑娘马上要中考了，很快就会成为大姑娘。贺家俊的心软得都快提不起来了，他能做的就是揣着那十万块钱敲开任冬梅的门。
任冬梅早已带着儿子回到娘家，请了长假，终日足不出户。杜德伟没有跟她协议离婚，而是丝毫前奏都不给，一纸诉状递到了法院。虽然，最终的结果还是协离，但戴了六年绿帽子的数学老师咽不下这口气，在庄严的国徽下把她的丑事又抖了一遍。
来给贺家俊开门的是老任，面对这位编外女婿，老人家半天才吐出一个字：滚！
是任冬梅一把扒拉开父亲，把贺家俊让进屋里。老任看看女儿，又看看贺家俊，赌气似的朝着老伴一挥手，说，走，带上外孙子，我们逛超市去。
看着被抱出门的儿子，贺家俊的心又有点提不起来了。
倒是任冬梅一脸看不出深浅的样子，默默地给他泡了一杯茶，默默地在一边坐下，看着放在桌上的那本存折，她说，这算什么？补偿我的？
贺家俊无言以对，伸手拿过茶杯。这个时候，再滚烫的茶他都能一口干下去。
任冬梅忽然咧嘴一笑，说，你要是真心想补偿，不如娶了我。
贺家俊一下放下茶杯，张着嘴巴，惊得像是被开水烫着了。
任冬梅却扭过头，望着门口的方向，好一会又说，不然，你叫我哪有脸走出这扇门去。
贺家俊总算开口了，说，她不肯离，你叫我怎么娶你？
法院的门每天都开着。任冬梅叹息般地说，这世上哪有离不了的婚。
可贺家俊是做不出来，也没那么狠的心。他跪下的心都有，看着任冬梅，说，我还是有几个老领导的，我来想办法，争取调你去市里。
离开嘉禾县，任冬梅在心里想过无数次了，日夜都在想。此刻，她却淡漠地说，调去干吗？再找个男人替你养儿子？
这话听上去多少有点刺耳。看来婚姻还是改变了一个女人的。贺家俊的心硬起来，皱着眉头说，那你说怎么办？事已至此，你叫我怎么办？
任冬梅能怎么办？只能起身为他杯里续满水。
贺家俊真是个不错的男人，光为她调到市里，前前后后跑了好几个月。毕竟不在位了，一个年近四十的大男人肯为她这么拉下面子去求人，还要为她母子俩找房子，去给孩子联系幼儿园，任冬梅看在眼里，是心存感激的。
离开嘉禾县那天，贺家俊开车来接母子俩。老任站在阳台上目送他们驶出小区后，由衷地对老伴说，比姓杜的那个实在多了。
任冬梅终于在车里让儿子叫了声叔叔。贺家俊一摆手，说，怎么是叔叔呢？得叫伯伯。
这么多年过去后，他仍然觉得伯伯听上去跟爸爸更接近一点。
有一次，贺家俊又在任冬梅的租房里留宿时，抚摸着她的乳房，就像在抚摸儿子的脑袋。他信誓旦旦地说，总有一天他会让儿子名正言顺地叫他爸爸，他还会给他们母子俩在这里买套商品房，等到孩子长大，他还要送他到国外去留学。
这些，贺家俊后来都一一做到了，而且远远不止，除了让儿子名正言顺地叫他爸爸。贺家俊不是不想，是实在没有办法。再能*男人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任冬梅坐着轮椅被推进手术室的一路上，又回头看了眼站在门外的男人，想对他说一声的是，万一自己要死在手术台上，一定得提前去趟澳洲，把事情都跟儿子挑明了。
其实，这些话昨晚她就说过。贺家俊根本没往心里去，他只知道故作轻松地说，保乳手术不就是开个口子吗？怎么死得了人呢？
任冬梅当场就拿话噎他：你最想我死了是不是？死了你就一了百了了。
贺家俊已经习惯了受噎，伸手搂住她的腰。那个时候，他们还在田子坊的黑灯瞎火间闲逛，看上去既亲密又随意，可明白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对偷情多年的老相好了，哪有夫妻在这个钟点还瞎转悠的？
任冬梅睁开眼睛的时候，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她使劲地眨了眨眼睛，总觉得自己刚刚做了一个梦。她在梦里又把自己的前半生一模一样地活了一遍。直到麻药完全清醒，才猛然记起来，自己是躺在术后的留察室里，她的男人还在手术室的门外等她出去。
一下子，任冬梅更清醒了，忙问护士：你们没把它切了吧？
护士在口罩前面竖起一根手指，说，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