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卫平
1936年对蒋介石来说，留给他解决中共问题的时间和机会已经不多了。一方面，他长期寄希望于依靠外交途径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即将以自己的步步退让、日本人的步步紧逼而宣告破灭。此前，他曾告诫党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反言之，如果“最后关头”到来，那只好“放弃和平”“决心牺牲”。而让他认识到“最后关头”已然来临的，正是他一直以来姑息纵容的日本侵略者。1936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宣布包括实行“中、日、满经济合作”，即承认满洲国等条件在内的“广田三原则”。这就等于把蒋逼向了死角，诚如他所言：“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既然和平已经绝望，大战不可避免，那么，对他来说，中共问题断无拖延之理。因为他始终认定“攘外必先安内”。
另一方面，自1927年就与他分道扬镳的中共及其军队，已在其重重围剿、步步紧追之下，西进北上到达陕北。在蒋介石看来，此时的中共及其军队万里奔袭人困马乏，即使不是穷途末路，恐怕也是强弩之末。他必须毕其功于一役，解决这个“心腹之患”。在调集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厉兵秣马准备由河南开赴陕甘参加“剿共”之后，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又亲赴西安，责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领悉数人马迅速开赴进剿前线，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直捣黄龙。正所谓“家有千金，行止由心”，兵精将广自然平添任性，他踌躇满志又志在必得。
然而，令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意气昂藏的督战之旅，最终竟成了以身犯险的“兵谏惊梦”。对于这次兵谏，历史上比较统一的说法是“西安事变”，亦称 “丙子双十二事变”。“事变”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突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性事件，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其令人猝不及防的“突然性”。作为一个“突发性”事件， “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前没有与闻这件事”已是历史定论。但这一定论丝毫无损于中共一系列军事、政治活动在促成张、杨以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影响。与其说张、杨的“兵谏”手段本身具有不为中共所知的“突然性”，毋宁说设法逼蒋或联蒋抗日的主张具有大势所趋的必然性。诚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历史运动是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在论及西安事变时只谈中共在事变发生后的种种斡旋，而鲜及其对事变爆发的影响是有失片面的。事实上，红军长征入陕就是西安事变爆发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影响因子。
因“痛”而醒：剿共内战陷死路
红军长征入陕首先体现为军事入陕。所不同者，在张学良看来，红军进入陕西乃是“赤匪”之“窜陕”，而在杨虎城看来，则是军事之“犯陕”。虽是一字之差，但意蕴深长，对张学良来说，红军是所谓“穷寇”“穷途”“穷徒”，是可以一击而垮，一击而溃者。对杨虎城来说，“我的地盘我做主”，“谁也别动我的锅盔牙子”，无论是东北军还是红军，都是不受待见的不速之客。
“醉过知酒浓，挨打方知疼”，真正让张、杨及其率领的东北军、西北军领略共产党红军雄强战斗力并感受到锥心之痛的，恰在他们与红军真正交手之后。无论如何，入陕的红军是他们遇到的最难缠的“硬茬儿”。
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是名副其实的地方势力，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威名扫地，身怀国仇家恨而不能报，还被国人冷眼相对恶语相加，可想而知当时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处境何其尴尬。东三省的丢失，作为国民政府领袖的蒋介石自然也难逃其咎，在被逼下野的压力之下，蒋介石索性玩起了丢卒保车，张学良也索性黑锅背到底，十分配合地在蒋介石的安排下“出国考察”，躲过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归国后的张学良率领他的东北军继续忍辱负重，被蒋介石从华北调到华中，再从华中调到西北，其剑锋所指只有一个，就是“进剿”红军，只不过由于红军长征而屡屡扑空，未建寸功。东北军迁驻西北剿共前线后，张学良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从带兵人的角度分析，东北军盘马弯弓、以逸待劳，红军则万里长征、师疲马乏，中国古代兵法向以“劳师远征”为兵家大忌，以“以逸待劳”为取胜常道。况且红军连“劳师远征”尚不够格，简直就是“羸师远遁”，自己完全可以“张网以待”“守株待兔”。这些似乎都可以成为张学良足以轻视红军的理由。不料， 东北军与红军交战3 个月，经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东北军丧失三个师，被击毙两个师长、五个团长，被俘两个团长和4000 余人，东北军原20余万兵力仅剩10余万兵力。作为一个统军将领，张学良深知带兵之难，带一支“弱兵”更难。然而正是这样一支被自己视为“弱兵”的对手在长途远征之际竟仍能保持如此强盛的战斗力，使自己这个“强者”一战而亏，再战而溃，张学良对红军这个对手的敬意开始潜滋暗长。
◆直罗镇战役中红军缴获的重机枪等武器。
1935年11月的直罗镇战役，红军全歼东北军109师，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的张学良，在会上备受冷遇。张学良要求补充损失的部队，蒋介石非但不予回应，反而注销了他两个师的番号。张学良要求抚恤死亡将士，给死亡的两师长家属各抚恤10万元，亦遭蒋介石峻拒。由于战争的失败和得不到补充、抚恤，东北军官兵士气大为动摇。张学良曾叹息说：战争的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张学良认识到，随蒋剿共无出路，遂产生“用和平方法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想法，即联共的思想，张学良的抗日爱国之心随之更进一步增强。
远征而来的东北军如此不堪，坐拥地利之便，雄踞三秦之险，“修水利”“守孤城”“功满三秦”经营家门既久的杨虎城及其西北军又当如何？1935年5月到11月，张学良率东北军20余万人先后开入陕、甘后，杨虎城自感孤危，对于东北军入陕，他既愿“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又怀卧榻之忧，深恐齐大非偶。如果说，杨虎城对“外来户”东北军是“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话，对于红军，一开始他有足够的理由要将之拒于关中之外，因为红军的闯入既与他雄踞关中的政统相异，又与他当西北王的梦想相逆。这就使得杨虎城在初期对红军的作战中是相当坚决的，这从其与红军作战大有破釜沉舟之势可见一斑。在阻击红军北上的作战中，杨虎城派去的几乎清一色是自己苦心经营的警备旅，这当然不排除杨虎城要采用“精兵速战”给红军来个下马威的可能性，但事与愿违的是他的命运竟和张学良高度雷同，若合符节。1935年1月，在关中东南门户柞水县蔡玉窑、蓝田县葛牌镇两地被红军消灭六个营。3月，其警备2旅两个团在秦岭腹地佛坪、华阳地区被红军消灭。4月，其警备3旅五个营在柞水县九间房又被歼灭。7月，其警备1旅在陕西山阳县袁家沟口被歼灭，旅长唐嗣桐被俘。在短短半年时间，杨虎城的“家底”损失惨重，而击败杨虎城自恃为劲旅的竟是同一支红军部队——积极要求北上抗日的红25军。杨的军事力量被红军大大削弱后，引发的不是蒋介石的同情而是轻视。红军强劲的战斗力和神出鬼没的战术令杨大为诧异，他曾沉痛地说：“抗日，大家有出路；打内战，大家同归于尽。要抗日，先要停止内战。”
由是观之，迭遭败绩，损兵折将是导致张、杨对红军的态度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也是二人对蒋介石的“攘外安内”策略产生颠覆性质疑乃至后来兵戎相对以谏之的心理基础。舍此，事之变者，不亦难乎？如果说“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一场“捅天”事变，那么，其逻辑似乎应该是这样的：蒋介石逼张、杨剿共在先，红军以其强悍的军事反击反逼张、杨改变在后，张、杨复以霹雳手段倒逼蒋停止内战，则又其后矣！
因“觉”而明：逼蒋抗战寻出路
红军长征入陕既是军事入陕也是政治入陕。政治工作是红军起家本钱和看家本领，是红军的最大优势。中央红军在陕北立足后，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曾向同志们发问：“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其豪迈之情溢于言表。*指出：“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长征又是宣传队”，“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预言，“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如果说政治工作的核心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极大限度地孤立和瓦解敌人，那么，长征与其说是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毋宁说它本身就是一次重要的政治进军。
事实上，自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来，由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使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尚在长征途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于1935年8月1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党派立即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武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这难道不正是“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的题中要义吗？不正是党和红军当时最大的政治主题吗？政治主题一旦确立，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政治策略。中共向来视政策和策略为党的生命。对于积贫积弱的中国，面对强敌入侵的炽焰愈演愈烈，唯一的出路当在于尽快结束内战。而内战的始作俑者蒋介石此时正是横亘在抗日事业面前的一块“顽石”。对于这一“顽石”，弃之反之不现实，讨之伐之力不逮，联之合之乏资本，因为“斗”也罢“合”也罢皆需“本钱”，诚如*指出的那样，“目前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是大于革命力量”，“这也是正确的估计”。事情果真“无可奈何”了吗？中共的斗争实践反复彰明一个道理：力量上的不足往往可以通过政治上的鲜明导向来弥补甚至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