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黄宗英。（摄于1937年，天津）
“七岁看大”这句话对我不是没道理的。我仿佛从未逾越过“家庭熏陶”这个圈儿。大哥宗江把痴迷于戏剧艺术的圈给我套上，妹子我也受下了。其实，1940年我十五岁踏上话剧舞台，只因我父早亡，家道中落，孤儿寡母日子过得凄清，我小小年纪整日做着养家孝母供兄弟上学的梦。我梦着去当护士，母亲说当护士太苦了；我梦着去当文书，因为家里有英文打字机，我会打，可人家嫌我小；梦见卖花，因为“小小姑娘清早起来，提着花篮上市场”的歌儿好听；梦见吆喝着卖菜、摇卜楞鼓卖针头线脑……反正自始至终没做过当巨星、当文豪的梦。
也许我此生没得到发展的天赋是当个好主妇。十来岁时，入冬课余要做五双棉鞋帮，织五副手套、袜子，把五件毛衣拆洗更新加大。我干什么活儿都挺认真，和我猛然间被推上话剧舞台以及又演电影一样——分内的事我必得做好；分外的、搭不上手的我也尽力试着去做。无论是多幕剧落幕之前我上场演一个不说话的新娘子，还是第一幕幕启时演个走场子的边民女，我都早早化好妆候场并守到谢幕。
1959年我奉命专业创作，不坐班。自忖不坐班等于全天上班，自此除了三伏天我从来就不穿拖鞋了。也许是我又把演好角色写出文章当紧针密线缝鞋帮了。是的，我此生原本只想做一个好女儿、好姐妹、好妻子、好母亲，而此一角色却在个人际遇、民族兴亡中衍化出种种情节。文法须知：情节者性格之历史也。删略情节种种，堪慰故我依然。
其实，我一生中迂回曲折最“出戏”的情节，是“难为赵丹妻”。
赵丹剧照。
1946年我开始拍电影，1947年我碰到赵丹，1948年我们结婚。主要因为他是个落拓不羁、饱经摧残、乏人照料的有正义感的单身中年艺术家。他的锐敏和正义感注定了他一辈子不得安宁。70年代后期他曾为邓拓写过挽联：
悼念亡友一腔直言竟以身殉
瞻望未来万种艰难犹有牺牲
岂料终成谶语。我既然钟情于他的永远天真的正义感和勇气，也就无悔于跟着他大起大落久经折腾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三十载身为赵丹之妻，敲打得我也就不仅仅是“陪斗”的了。前两年我重病住院（至今“保外观察”），为此我哥哥弟弟，曾围坐叹息掉泪说：“如今我们不愁儿、不愁女，更不愁自己，就愁小妹（姐）了。”谁都说我命苦，认得的不认得的人常劝我：“想开点。”
大哥叮嘱我常记一句祷词：“Take it easy.”（随它去）。我真算想得开的了。记得小学六年级时老师命题写有关过年的作文。同学们写欢欢乐乐，我写父亲遗像前的一对白烛。彼时从来自拟是“天下惆怅女”，把个“葬花词”“祭妹文”默写得跟金刚经似的。往后年复一年，净轮到我碰上些小说里、戏剧里、电影里都没有的悲剧情节，我便愈来愈无绪去愁了。劳劳尘世，如今倒数秒不知从哪个寿数往回磨蹭，于是给自己定下个天晓得守不守得住的守则：
只做别人无法代替你做的事
少做或不做人人都能做的事
诚然，一个人干什么都受生存环境和时代潮流的影响。而不干什么，则是理性的选择。归隐书林，还我本原，“勤习针黹”，是此时此际我的梦。
小迷糊大不了了
我从小生活在憧憬、幻想、梦想里。
当我走向生活，跟着大哥宗江到上海去演话剧，想挣点钱给哥哥弟弟贴补学费；我觉得自己像《小妇人》里三姐佩斯般温存懂事，更觉得投身艺术高尚庄严之至。十五岁的我，老想将来像法国女演员萨拉·伯尔娜一样，演戏演到七十多岁，坐着轮椅上台。可我羞涩的行囊里，没有忘记带洋娃娃、碎花布和彩色绒线，至今也时不时地向十一岁的小外孙女募几个可爱的小娃娃、小动物放在床头和窗前。
算起来，我入世甚早，于今专业工龄已五十四载矣（别相信我的任何数字），但一直涉世不深。剧团和反动当局、审查机构、特务汉奸、地痞流氓、青帮红帮、军警宪……的种种周旋、麻烦乃至被捕坐牢，都是爷叔伯伯阿哥阿姐们顶着，我仅略知一二，感到惊险神秘蛮带劲。
40年代中期，有一次在天津演戏，社会局点名要我单独拜客；那年月话剧演员倒是从不进衙门拜见长官的，如此怎放心得下让十八九岁花骨朵般的小妹只身入虎穴？可不去嘛，剧团不可能登记公演，几十名演职员拉家带口又怎么活下去？记得那晚阿哥们研究一夜，我呼呼睡了一宿。第二天，方知剧团决定，佯作不懂，集体伴小妹进衙门拱手“您多关照，多关照”地转了一圈，安全地出了衙门。这出戏，我只演过这一回，印象极深，成为我日后扮演被旧社会黑暗势力迫害的女伶、私门头、外室等形象的薄弱的生活参数。
“小时候的我是小斜眼，黑炭条，翘黄毛。方成画的我小时候，把我美化了”
“文革”中，我被从上海作家协会揪回上海电影厂（天马厂），我的历史太简单，查到底也查不出啥，可我被外调的次数名列前茅，光是调“黄宗”什么的就有六十六起，把美国的著名摄影家黄宗霑（James Huang）也扯成是我哥——“反动海外关系”，我否认也不听，我只能说：“黄家是个大家族……”
“反动家族！！”造反派拍案大吼。
我噎了噎：“……我是说人数。我也只从‘一家人’的角度了解我的亲姐姐亲兄弟；你们调查的人，如果祖籍浙江温州瑞安，长者可能是我的出或不出五服的兄姐，比我小的可能是弟弟妹妹，他们究竟是干什么的、又干了什么，我真的说不清道不明。”
“你在天津大光明演戏时，前台经理是不是被日本宪兵逮捕了？”
我想得脑瓜疼：“……后台演戏……前台抓人，或演着演着同台的人不知去向的事都有，就是哪一回是真事、哪一回是戏里的情节我搞不清楚。除非是真的枪口顶着我心口，不是道具手枪；除非我自己真的被打了嘴巴，不是后台配效果，我是闹不清哪是真事、哪是戏，哪是我幻想过的。”
“你好狡猾！老实交代！”
“是老实话。事关人家的政治历史，你们最好找明白人，找当时主事的人去外调。”
我一生分不清真真假假，绰号“小迷糊”，真事也当戏，当小说里的情节去“演”。十二三岁那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大哥的燕京大学同学扁桃哥来天津树德里二号我家，手心里攒着大哥写的一张一指宽的纸条，大概是随时准备吞进去。我和我娘一看这皱皱巴巴纸条上歪歪斜斜的“哥体”，就明白了扁桃哥要在我家藏一阵子，当时日寇正到处搜捕抗日青年。
傍晚时分，我悄悄把扁桃哥领上二楼屋顶平台，我一边收衣裳，一边告诉他：“跨过木栏杆，三号里住着瑞蚨祥孟掌柜的七姨太，窑姐儿出身，是好人……四号是……五号是……胡同尽头篱笆墙大宅院里有大狼狗，这可是个死胡同……”我娘和忠仆老张妈把出了嫁的大姐的闺房的门开了让他住，也不敢在那屋生炉子，晚上也不让他点大灯。
扁桃哥白天在姐屋看书临帖，傍黑常在我娘和孩子一起住的大屋呆着，有时辅导我们做功课，帮我解那使我算术成绩开始下降的鸡兔同笼，我绕绒线的时候还帮我撑线。过了十来天，扁桃哥要出去，娘叮嘱：“千万回来吃饭，千万。”扁桃哥回来吃饭时，告诉我们他明天走，我们也不问他上哪儿去。他走了。几十年后，造反派来外调，说的天津话：“你和大叛徒娄平‘吗’关系？”
“娄——平——？是哪个剧团的？是演小生的？”
“别演戏了，他根本不是唱戏的。他被捕后当了叛徒，混进冀东游击队，你会不认识？！”
“我是盘算过投奔冀东游击队，可我不认识也没听说过娄平。”“你老老实实，我们还念你在天津地界呆过；你不老实，证据可在我们手里！写交代！！”
我把呆过的剧团的角儿、里子、龙套想了个遍，想不出个娄平，只好说：“我只想出个陈平，演过皇帝……”
“谁跟你扯帝王将相那一套，你看！”
“啪”的一声，一张四寸半身照扔在我面前，我一瞅：“哎呀，这是大扁桃啊！”
“什么桃啊柿子还大萝卜哩！交代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我老老实实交代：“大扁桃学名陶声垂，因为脸生得像扁桃，外号大扁桃，我叫他扁桃哥，约在某年冬天……在我家藏了半个月……”
黄宗英十五岁踏上话剧舞台，因父早亡、家道中落，孤儿寡母日子过得凄清，宗英小小年纪整日做着养家孝母供兄弟上学的梦。图为十九岁的黄宗英，1943年摄于良友照相馆。
“没了？”“没了。”
“签名盖章。”
我签了名：“我没章。”
他们取出印色盒：“按手印。”
“我不是犯人。”
“叫你按，你就按！”
我想这是演的哪一出啊，我别扭地用食指挖着印泥狠狠地按了一垛红。
后来——“文革”之后——才知道，那年冬天，陶声垂与华北一地下党接上关系，去了冀东游击队，解放之后，他任南开大学副校长。“运动”中，他的政历有半个月的下落“交代不清”，被说成是进了天津日本宪兵司令部投降后混进游击队……天啊，幸亏当时小小年纪的我还活着，而娘和老张妈早已阴阳隔界，若不是我的交代和他的交代相符，他这“半个月”是永远清不了啦。真是人生如戏若梦。
是我的从小如戏若梦的种种经历，使我总把戏、梦、人生分不清、掰不开。我十七岁初恋，准备结婚后一起翻过北京香山去游击队，可新郎突然病倒，勉强被搀扶着行过“昏”礼，就住在石驸马大街他的当医生的舅舅家，我住舅妈屋。十八天后的深夜，新郎在羊市大街医院病房里熟睡。我和他妹妹轮班守护，妹妹睡在椅子上，我有一针没一针地织手套撑着精神，听病人睡得很沉，出气一声比一声长，我想他睡得好香，可妹妹突然奔出病房，又突然，病人喉咙里有咳痰声，更突然，一切都静止了。医生赶来了。护士用被单把他蒙了起来，我还不相信是他死了。偏说：“医生医生，是痰，让他把痰咳出来就好啦！”可是护士已把他连头带脚裹了起来，看我实在年轻痴得可怜，护士也抹了抹泪，当我跟着移动车往太平间走时，我才哭了：“他会冷的，会冷的……”
第二天，新郎已被化好妆，寿衣俱全地躺在棺材里，我才明白为什么婆母和小叔多日没露面。哀乐声声，棺材被抬上香山，在长着无核大枣的小院北屋停了半刻，吹吹打打，又起杠抬到公主坟，埋了。杠夫和乐手们吃起了松枝烤肉，喝着酒，吆喝着划拳，比戏还戏，做梦也没梦到过。我婆婆劝我信基督教进隔壁的女查经班，把自己奉献给主；天天一大早，婆婆带着我做早祷，女信徒们呼天哭地，我学会了唱圣歌：
我听复活救主常说：哦，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
我可怎么也跟随不了，只天天跟《约翰·克利斯朵夫》上山，依着岩松阅读。再后来，共产党地下党员岱云和国民党情报人员林葆龄一起到香山来接我回上海演戏。我叩拜告别了婆母，虔诚的婆母带我到德高望重的宋牧师家告别。宋牧师已重病气息奄奄躺在床上，他为我做了祷告，又对我说：“可怜的孩子，你为什么要走毁灭的道路？”
……还要继续写“毁灭的道路”吗？暂停罢。
我的剧团、我的电影厂、我的杂志社，一而再地毁灭过，生存过，又毁灭过，又凤凰般地重生过……我的好兄弟姐妹们，我们在我们的文学艺术中永生。
待续。续也不续难说。
1994年10月4日
上海新康花园寓所
本文节选自《卖艺黄家》，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黄宗英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张婷
导语校对丨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