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是我国“现代革命文艺战士”。他的“一生中有两个巨大的支撑，除了鲁迅再就是夫人梅志”。[1]这里我们便需提及鲁迅。
胡风，鲁迅的十二大门徒之中最重要的一位。胡风“在抗战中大力提倡鲁迅的启蒙精神和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试图通过《七月》杂志来传播鲁迅精神，团结一大批进步的青年作家和木刻家为抗战宣传，为民族的进步与解放事业而奋斗。”[2]胡风也曾明确表明自己要沿着鲁迅的道路走：“能*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能爱才能文”。[3]在胡风文艺理论体系构建的道路上，他始终保有自己的特色，不忘民族进步与国家解放的伟大事业。
胡风不论为人为文，始终遵循自己内心的意愿，一心为国为民。
1920年，胡风在蕲州官立高等小学读书时，正值“五四”浪潮席卷蕲州古城，校长为了避免学生们卷入“打倒孔家店”的话题，规劝学生们安心读书，于是在学校门口贴了“须学曾三颜四 勿忘禹寸陶分”的对联，未曾想到胡风私自改对联为“须学革命志士 勿忘庚子赔金”，遭到先生们对他的攻击，而胡风为了坚持自己的想法，愤然离校。
1921年，胡风进入启黄中学读书，在此读书期间，他在北京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改进湖北教育之讨论》，对该报之前连载署名楚生的《湖北教育之实际情况及其改进方法刍议》进行了回应。胡风认为，影响湖北教育改革的原因是“武人的阻力与老辈的盘踞”，他在文中将自己的真实想法表达了出来，直接揭露了湖北教育腐败的现状。在以后的写作中，胡风也一直坚持这一原则，遵循自己内心的意愿，为了国家民族的发展，敢说真话。
胡风曾说：“我首先是个诗人”。胡风的诗歌创作虽然与文艺理论相较稍显不足，但胡风的这一敢想敢做的行事作风，也可从他所创作诗集风格的转变中窥见。自然，通过他的诗歌创作，我们应该可以窥见他对于文艺理论的实践。
《野花与箭》是胡风的第一部诗集，其中收录了胡风创作的诗歌19首、译诗6首，这些诗基本创作于20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作家们更注重的、更寄情的是“血和泪的文学”，因为“‘压迫和悲哀’是那个时代和社会的主要内容”，[4]胡风也不例外。
在《野花与箭》中，他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展现了出来。尚延龄更是将这本诗集形象地形容为“一代青年的心路历程”。[5] 在《儿时的湖山》一诗中，作者回顾了诸多儿时湖山的美好时光，那里有“慈母温和的捣衣声”，也让作者幻想出了“神秘的境地”。但在革命处于低潮状况下，儿时的湖山已经“没有了慈母温和的捣衣声”、“生满了荆棘”，他深切地认识到，回归“儿时的湖山”，于国家、于民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正因为胡风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最后很坚决地与过去美好的一切挥手告别，[6]并做出了“归来何为”的判断，下定了“打倒这世界上庞大的木头神”的决心，从诗中，似乎可以隐隐感受到其中蕴藏着的力量。
诗集《为祖国而歌》是胡风于抗日战争期间创作的。《为祖国而歌》中，作者在陈述祖国所遭逢的境遇“黑暗”、“重压”、“侮辱”、“茫茫的亚细亚黑夜”以及祖国的现状“痛苦”“*”“挣扎”“面色的痉挛”“呼吸底急促”之后，将诗歌描写的视角转向“为了抖去（祖国）苦痛和侮辱底重载”的“儿女们”，决心“为了你”、“为了自由而幸福的明天”，拯救“受难的祖国”。他将“战士和诗人”视为“一个神底两个化身”，通过诗歌来表现自己的昂扬的战斗精神。
通过上述对《野花与箭》《为祖国而歌》两部诗集的简单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胡风的个人情感已经实现了从苦闷愤慨到昂扬激奋的转化，走上了为国家民族的未来不懈奋斗的道路。绿原曾说，“比起《野花与箭》来，《为祖国而歌》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更大一些。……他把诗歌作为精神的触媒剂，真正把读者从新诗的‘旧趣味’中吸引出来，转而引进为祖国为人民而歌的广阔的新天地。”[7]
1936年，胡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抗战期间，胡风自筹经费出版《七月》（1937.09.11创刊），就像绿原所说，以《七月》杂志为阵地的七月派“努力把诗和人联系起来，把诗所体现的美学上的斗争和人的社会职责和战斗任务联系起来”。[8]
1938年1月8日，在江丰、黄新波、艾青、力群等人的帮助下，由胡风主持举办的抗战木刻展览会在武汉民众教育馆开幕。[9]
从抗战前夕到1948年，胡风还相继写了一系列的文艺理论作品：《文艺笔谈》《文学与生活》《密云期风习小纪》《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10]……
“只有真正独立性的文学才有创造力，包孕民族、人类的文化历史含量，是推动文学不断前行的原动力。”[11]
胡风的文艺作品及其理论，始终秉承五四启蒙运动后对于人性的追求。在强调和歌颂革命信仰的同时，也注重个体思想的独立，认为要尽力通过自身的力量，挣脱来自外部和内部的负担。[12]就像“七月派”名称的起源一样，本源于1937年创刊的《七月》杂志，而《七月》杂志的命名是为了铭记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的时间。
胡风对于自己独立思想的坚持，对于我们当代社会的文艺创作等等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具有良好价值导向、反映社会现实生活题材的文艺作品，总是被大众喜闻乐见。山西籍作家张平曾写过一系列的反腐小说，反映“塌方式腐败”下的官员，他们家人的生活状况，就像张平在答新京报的记者的提问中说：“腐败侵蚀的是人心，侵蚀的是人的道德、思想和人的行为准则，侵蚀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髓。”[13]电视剧《大江大河》讲述改革开放背景之下人们的生活，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特别注重对于细节的呈现，将“角色真实、场景真实、故事真实”展现。这些反映社会现实的良好作品，受到了人民群众对的喜爱。
[1] 吴志菲：《梅志与胡风的忠贞爱情路》，《文史博览》2004年第10期。[2] 王炜编：《世纪刻痕 王琦、王炜艺术对话录》，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101页。[3] 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上海：泥土社，1951年，第122页。[4] 程玖：《真情，生命与美——读胡风的<野花与箭>》，《克山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5] 尚延龄：《一代青年的心路历程——论<野花与箭>》，《河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6] 仲娜娜：《男人的多面展示——浅析<野花与箭>》，《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9年第S1期。[7] 绿原：《编余对谈论》，《胡风诗全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第769页。[8] 绿原：《<白色花>序》，《绿原文集》（第四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7年，第80页。[9] 王炜编：《世纪刻痕 王琦、王炜艺术对话录》，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108页。[10] 张宪军、赵毅：《简明中外文论辞典》，成都：四川巴蜀书社有限公司，2015年，第175页。[11] 吴福辉：《胡风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引起的感想》，《思想的尊严：胡风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页。[12] 朱珩青：《重提胡风思想》，《思想的尊严：胡风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页。[13] 何强：《作家张平：反腐最终成败还是靠制度》，《新京报》，2018年8月9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8257442556438655&wfr=spider&for=p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