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吴文津老先生必须从北加州的房产谈起。2012年春，朗诺想应斯坦福大学之聘到该校教书，我对居住了二十五年的海滨小城非常不舍，回他说找到合意的房子再说吧。硅谷一屋难求，朗诺打算仍骑车到学校，所以不愿住得太远，我则不喜欢开车，条件是房子须到处都可步行到。我们第一回北上找房，在斯坦福四周看了几处，不是太小就是太贵，中介言下之意是我们的要求太不切实际了，建议下回到学校北面便宜点的门洛帕克市找。第二次北上，我事前做足功课，发现门洛帕克市待售的房子寥寥无几，却有一处空置了数月，离市中心很近，骑车到斯坦福也方便，便请中介带我们去看，她居然没听说有这栋房子待售。后来才知道卖方的中介忙于销售豪宅，根本无心经营这单买卖；而这房子本身也不容易售出，原因是开发商拆了原有的老屋盖了前后两栋，各只有一个车位，虽说有车库但形同虚设，因旋转的空间太小，车子不易驶进，只好用来放杂物；而一般住三卧房的家庭有两个成人，需要两个停车位。最糟的是通往两栋间小停车场的车道很窄，较大的车出入困难。朗诺和我正好仅有一部小车，不成问题。
我们看了房子觉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很合意，赫然见到前面那一栋挂了个“吴寓”的中文小木牌，我便冒昧敲门，一对和蔼的老夫妇应门，谈了几句，我指着站在停车场等候的朗诺说：“那是我丈夫。我们很可能要搬来，因为他要到斯坦福教书， 他也会讲普通话。”
吴先生走下台阶用英语问朗诺：“你现在哪里教书？”
朗诺回答说：“UCSB。”
吴先生说：“哦，我在加大圣塔芭芭拉分校有个好朋友。”
朗诺问：“他叫什么名字？”
“Ron Egan。”
朗诺很惊讶，指着自己用普通话说：“我就是Ron Egan！”
吴先生马上把手搭在朗诺肩膀上，笑眯眯道：“Ron Egan, I am Eugene Wu！” 两人沉默半刻，继而相视开怀大笑。原来朗诺在哈佛读研、教书、当《哈佛燕京学报》编辑的这十六年里，吴先生是哈佛燕京东亚图书馆馆长，两人同在一栋楼里，都有早入晚出的习惯，几乎每天都见面，二十五年后远在西岸不期而遇，竟不认得了！
我们第二天便给房子下了订金。更妙的是，后来又发现吴太太雷颂平和我已逝的父亲居然也是旧识。这件事讲给亲友听大家都啧啧称奇。
吴先生1997年从哈佛退休后，即搬来湾区帮儿子和媳妇带孩子，却不愿和他们一起住，便买了这栋房子。我们迁入那天，吴先生夫妇约吃晚饭，美味的西餐加上吴太太烘的糕点。几周后他们又请附近邻居吃下午茶，介绍我们认识。那时吴先生仍开车，带我到再往北的一家华人超市买菜，对我不愿开高速公路很不解，有什么难的？我说我心猿意马加上反应慢，是个致命的组合，市区内街道倒没问题。吴太太说离我们家不远的华人教会姊妹们有个查经班，每月聚两次，邀我参加，我说可以开车和她同去。
到了查经班发现经常去的姊妹有台湾来的、内地来的、香港来的，还有新加坡、日本、和我这菲律宾来的各一位华人。大家带了好菜，唱诗祈祷讨论《圣经》某一章后便大快朵颐，剩余的就分给年迈的长者，非常温馨。吴太太年纪最长，然而一直到疫情爆发查经班移到线上，她仍每次做个精致小点心带去，若知道有人恰恰那天过生日还会烘个蛋糕。
吴太太自幼讲台山话，曾在广州读书，广府话也很正，她本来不太会普通话，参加这华人教会才练好的。有人问她和文津在家讲哪一地方的话，她说他们两人本来用英语交谈，后来文津懂台山话了，便台山话英语混着讲。她毕竟在美国居住了八十多年，中英文偶然会混淆，英文甜和香不分，吴先生在我们的停车场边缘培育了一丛玫瑰，开花时她走过总喜欢嗅一嗅，说，“好甜呀！”
吴文津夫妇和他们在湾区带大的两个孙女，2015年摄
吴先生夫妇是理想的邻居，平日互不干扰，有事商讨或妙人来访才相邀。他们的社交圈子比我们大多了，经常有国内外远道而来的亲友，甚至还有陌生人慕名来访。有些客人忘了他们年龄近百，谈得开心晚饭时分还不走，吴夫妇便请他们到中餐馆吃晚饭，吃完又回吴寓谈到深夜。吴太太对我说她忙不过来，我便教她怎样逐客：“这还不容易？吃完饭离席站起来时你就说，‘好吧，谢谢你们远道而来。下次见！’”果然有效。
吴先生虽从旧社会走出来，脑子里并没有什么条条框框，对任何人都没有成见，人缘特别好。朗诺不少哈佛老同学听说我们和吴夫妇成了邻居，都说要找机会来拜望他，他的成都小同乡、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教授倒真来了和他们叙旧。我没加入吴夫妇的教会，有几次跟他们去做礼拜，发现有个智障男孩总尾随着吴先生，有机会即依偎过去，吴先生便把手搭在他肩上，低声和他交谈。相信这是因人人直觉他是个没有心计、表里如一的人，也就是传统所谓的“坦诚”吧，跟他在一起感到无比的舒服自在。
张隆溪2014年从香港来探望吴夫妇，与艾朗诺在我们家留影
我们搬来之前，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东亚图书馆的前中文主任彭松达，得知朗诺与我将和吴先生成为邻居，嘱咐我说：“你曾替洪业写传，也应该替吴文津作传！”认识吴先生后，我对他的背景也很好奇，究竟什么样的环境孕育了他这样一个人？有一天我见吴先生正在停车场修剪玫瑰，便奔出去问他：“吴先生您有空的话，我把您的回忆录下来好不好？”他感到有点突兀，说：“我现在正忙，以后再说吧！”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没空，还是借故推辞。直到2016年厚厚一本的《美国东亚图书馆发展史及其他》出版后，他送了我们一本，才确知他不是哄我的。
然而等吴先生有时间，又轮到我没时间了。因2016年夏白先勇的《细说红楼梦》在台北出版时，朗诺和我正好在台北，谈起《红楼梦》为何始终在西方没有广大的读者，结论是这几百年前写的有四百多个人物的小说，连中文读者都需导读，何况是处处都会碰到文化障碍的西方读者？大家怂恿白先生写英文导读，我冲口说：“白先生，我帮您！”这是需要全神贯注的工作，替吴先生作传的计划只好搁置了。吴先生年事已高，虽然非常健康，我怕不赶快把他的事迹记下会来不及，便劝他把特别有历史意义的事比如抗战时替国军当翻译，五十年代搜集中共早期资料，六十年代考察各地图书馆与中国有关的收藏等，整理出来在“澎湃·私家历史”和《上海书评》上登载。
有一天我回家，发现有人抬了摄影机在吴家门口拍摄吴先生，便悄悄侧身而过，却被他瞥见了，赶紧介绍从广州来的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程先生知道我是《洪业传》的作者，热情地跟我握手。吴夫妇照例请客人到附近的香港小馆吃晚饭，也有我的份。席上程先生对我说：“你应该也替吴文津先生写个传呀！”我笑着点头，没说出他不是第一个人这样建议，心里却更内疚了。
朗诺和我搬来两三年后，吴夫妇带大的孙女相继中学毕业去东岸读大学。他们两夫妇除参加教会活动，主要消遣是在电视上看各种球赛：篮球、棒球、足球，都兴致勃勃地追着看，许多球队的胜负历史都了如指掌；大概仍感到若有所失，又从动物收容所领了一头白毛小狗回来。这只狗曾受以前的主人虐待，乱吠还会咬人，很久都没人敢要，看到吴太太却懂得乞怜，吴太太把它抱了回来全家当宝贝。我本来不怕狗的，独怕这只见了多次仍对我那么凶的狗，此后到吴家前须打电话让他们把狗关牢，于是更少登门了。
吴文津与从动物收容所领养的小狗，2019年摄
用基督徒的惯用话语说，吴夫妇实在“特别蒙恩”。那段时间他们的儿子和妻子分居，搬来和他们住。吴太太起初抱怨他打乱了他们的两人生活，买东西又大批大批地买，挤爆了她的厨房，逐渐才领悟到有儿子同住的好处。儿子劝吴先生不要开车了，买菜上教堂看医生都由他接送，不久嗜好烹饪的他又包办了他们三餐，不认为是苦事。吴先生有一次很感激地对我说，“若不是约翰，我们就必须住进养老院了！”连我们做邻居的都沾了好处，毗邻的几家后院相连接的木篱笆腐烂了，他就召开会议，带领大家分摊费用一起雇人筑新的；夏天来了他又组织街坊派对，约好每家某天下午搬些桌椅出来，提供饮料或点心，平时难得见面的邻居便有机会聊聊，最开心的是那些各处乱跑的小孩们。
更巧的是，朗诺有一位喜欢写作的硕士生，北京来的王婉迪，她发表了数篇声情并茂写美国汉学家的文章后，问我有没有其他学者值得写。我说：“你可写写我们的邻居吴文津，他对学术很有贡献。吴太太也相当有意思，她祖父清末就拖着辫子来美国创业，她的家反映了美国华人史。”于是我约吴夫妇和婉迪到我家吃下午茶。不料相见后，婉迪对我说他们实在太有趣了，可写成一本书，而她正好有空做这件事，因她拿了奖学金要到加大圣塔芭芭拉分校读博士，离入学还有一段时间。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如释重负。合传的构思非常好，不但因吴太太也值得写，而且没有她吴先生的人生轨道必然不同。我跟朗诺说：“其实婉迪替他们写传，比我合适得多。一般读者最感兴趣的是透过传主的经历回到历史现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我们这些七十岁以上的人尚耳熟能详，对二三十岁的读者就恍如隔世了，那时美国是中国的敌国还是盟友都不甚清楚；有些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事，现在的读者也许觉得事过境迁完全没意义了，应以年轻人的角度回顾才对。”
于是2019年2月至8月间，吴夫妇和婉迪几乎每周三下午两点钟都到我家小聚，我负责泡茶煮咖啡，婉迪带点心来。她准备好录音机，开始向吴夫妇提问，你一句我一句，我偶尔也插几句，四点钟准时散会。婉迪非常勤快，过了一两个星期便拟好初稿，看有什么地方需要补充或澄清的，再和吴夫妇讨论。
